初，天下没入户绝田，官自鬻之。至嘉祐二年，枢密使韩琦请留勿鬻，募人耕，收其租，别为仓贮之，以给州县郭内之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谓之广惠仓，领以提点刑狱，岁终具出纳之数，以上三司。户不满万，留田租千石，万户倍之，户二万留三千石，三万留四千石，五万留六千石，七万留八千石，十万以上留万石。田有馀，则鬻如旧。四年，诏改隶司农寺，州选官二人，主出纳。岁十月，则遣官验视应受米者，书其名於籍。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给米，人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有馀乃及诸县，量其大小而均给之。其大略如此。
庆历八年，河北、京东西大水，大饥，人相食。诏出二司钱帛振之。流民入京东者不可胜数，知青州富弼择所部丰稔者五州劝民出粟，得十五万斛，益以官廪，随所在贮之。择公私庐舍十馀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阙、寄居者，皆给其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者廪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为生者，听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书其劳，约为奏请，使他日得以次受赏於朝，率五日辄遣人以酒肉粮饭劳之，人人为尽力。流民死者为大冢葬之，谓之“丛冢”。自为文祭之。及流民将复其又业，各以远近受粮。凡活五十馀万人，募而为兵者又万馀人。上闻之，遣使慰劳，就迁其秩。弼曰：“救灾，守臣职也。”辞不受。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饥民聚为疾疫。及相蹈籍死，或待次数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为知人，而实杀之。弼所立法简便周至，天下传以为法。时救郓州刘夔亦发廪振饥，民赖全活者甚众，盗贼衰止，赐书褒奖。
曾巩《救灾议》曰：“河北地震、水灾，隳城郭，坏庐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忧悯，下缓刑之令，遣持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钱不可以立屋庐；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饱。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虽主上忧劳於上，使者旁午於下，无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请发仓廪与之粟，壮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许之赐之，可谓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审计终始，见於众人之所未见也。今河北地震、水灾，所毁坏者甚众，可谓非常之变也。遭非常之变者，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己废其业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廪於上，则其势必不暇乎他为。是农不复得修其畎亩，商不复得治其货贿，工不复得利其器用，间民不复得转移执事，一切弃百事而专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为性命之计，是直以饿殍之义养之而已，非深思远虑为百姓长计也。以中户计之：户为十人，壮者六人，月当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当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户月当受粟五石，难可以久行也，则百姓何以赡其後？久行之，则被水之地既无秋成之望，非至来岁麦熟之时，未可以罢。自今至於来岁麦熟，凡十月，一户当受粟五十石。今被灾者十馀州，州以二万户计之，中户以上，及非灾害所被，不仰食县官者去其半，则仰食县官者为十万户。食之不遍，则为施不均，而民犹有无告者也；食之遍，则当用粟五百万石而足，何以办？此又非深思虑为公家长计也。至於给授之际，有淹速，有均否，有真伪，有会集之扰，有辨察之烦，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处之，气久蒸簿，必生疾疠，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过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馀屋庐构筑之费，将安取哉？屋庐构筑之费既无所取，而就食於州县，必相率而去其故居，虽有颓墙坏屋之尚可完者，故材旧瓦之尚可因者，什器众物之尚可赖者，必弃之而不暇顾，甚则杀牛马而去者有之，伐桑枣而去者有之，其害可谓甚也。今秋气己半，霜露方始，而民露处，不知所蔽，盖流亡者亦己众矣，如是不可止，则将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战斗之民，此众士大夫之所虑而不可谓无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众士大夫所未虑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则？失战斗之民，异时有警，边戍不可以不增尔；失耕桑之民，异时无事，边籴不可以不贵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欤？万一或出於无聊之计，有窥仓库，盗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己负有司之禁，则必鸟骇鼠窜、窃弄锄挺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强者既嚣而动，则弱者必随而聚矣。不幸或连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己乎！况今外有夷狄之可虑，内有郊祀之将行，安得不防之未然，销之於未萌也！然则为今之策，下方纸之诏，赐之以钱五十万贯，贷之以粟一百万石，而事足矣。何则？今被灾之州为十万户，如一户得粟十石，得钱五千，下户常产之赀，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钱以完其居，得粟以给其食，则农修其畎亩，商得治其货贿，工得利其器用，间民得转移执事，一切得复其业，而不失其常生之计，与专意以待二升之禀於上，而势不暇乎他为，岂不远哉？此可谓深思远虑为百姓长计者也。由有司之说，则用十月之费，为粟五百万石，由今之说，则用两月之费，为粟一百万石，况贷之於今而取之於後，足以振其艰乏，而终无损於储蓄之实，所实费者钱五钜万贯而已，此可谓深思远虑为公家长计者也。又无给授之弊、疾疠之忧，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颓墙坏屋之尚可完者，故材旧瓦之尚可因者，什器众物之尚可赖者，皆得而不失，况於全牛马，保桑枣，其利又可谓甚也。虽寒气方始而无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则有乐生自重之心，各复其业，则势不暇乎他为，虽驱之不去，诱之不为盗矣。夫饥寒饿殍之民，而与之升合之食，无益於救灾补败之数，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钱与粟一举而振之，足以救其患，复其业。河北之民，闻诏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赖，而自安於畎亩之中，负钱与粟而归，与其父母妻子脱於流离转死之祸，则戴上之施而怀欲报之心，岂有己哉！天下之民闻国家措置如此，恩泽之厚，其孰不震动感激，悦主上之义於无穷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悦者，未之有也。”
英宗治平四年，河北旱，民流入京师。待制陈荐请以粜使司陈粟贷民，户二石。从之。
御史中丞司马光上疏曰：“圣王之政，使民安其土，乐其业，自生至死，莫有离散之心。为此之要，在於得人。以臣愚见，莫若谨择公正之人为河北监司，使之察灾伤州县，守宰不胜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斗斛，各使振济本州县之民。若斗斛数少不能周遍者，且须救土著农民，各据版籍，先从下等次第振济，则所给有限，可以豫约矣。若富室有蓄积者，官给印历，听其举贷，量出利息，候丰熟曰，官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诳诱，则将来百姓争务蓄积矣。如此，饥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弃旧业，浮游外乡。居者既安，则行者思反，若县县皆然，岂得复有流民哉？”
神宗熙宁元年，降空名度牒五百道付两浙运司，令分赐本路，召人纳米或钱振济。
帝以内侍有自淮南来者，言宿州民饥多盗，系囚众，本路不以闻。诏遣太常博士陈充等视宿、亳等州灾伤。又诏河北灾伤州军劫盗死罪者并减死，刺配广南牢城，年丰如旧。
司马光上疏论曰：“臣窃闻降敕下京东、京西灾伤州军，如人户委是家贫，偷盗斛斗因而盗财者，与减等断放，未知虚的，若果如此，深为不便。臣闻《周礼》荒政十有二：散利、簿征、缓刑、弛力、舍禁、去几，率皆推宽大之恩，以利於民，独於盗贼愈更严急。所以然者，盖以饥馑之岁，盗贼必多，残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顷年尝见州县官吏有不知治体，务为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劫盗斛斗者，小加宽纵，则盗贼公行，更相劫夺，乡村大扰，不免广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敕文，豫言偷盗斛斗因而盗财者与减等断放，是劝民为盗也。百姓乏食，官中当轻徭簿赋，开仓振贷，以救其死，不当使之相劫夺也。今岁府界、京东、京西水灾极多，严刑峻法以除盗贼，犹恐春冬之交，饥民啸聚，不可禁御，又况降敕以劝之，臣恐国家始於宽仁而终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杀人更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