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制》：“冢宰制国用，必於岁之杪，五榖皆入，然後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通三十年之率，当有九年之蓄。出，谓所当给为）。祭用数之仂（算今年一岁经用之数，用其什一），丧用三年之仂（丧，大事，用三岁之什一）。丧祭，用不足曰暴，有馀曰浩（暴，犹耗也。浩，犹饶也）。祭，丰年不奢，凶年不俭。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後天子食，日举以乐。”
《周官》：太宰以九赋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馀之赋（财，泉榖也。郑司农云：“邦中之赋，二十之税一，各有差也。币馀，百工之馀。”元谓：“赋，口率出泉。卿大夫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征之，遂师征其财，皆此赋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国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县，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关市、山泽，谓占会百物。币馀，谓占卖国中之斥币。盖百官所用官物不尽者归之职币，职币得之，不入本府，恐久藏朽蠹，则有人占卖，依国服出息，谓之斥币，谓指斥舆人也。此三者皆末作当增赋者，若今贾人倍算矣。自邦中至币馀，各入其所有榖物，以当赋泉之数”）。
按：此九赋，先郑以为地赋，後郑以为口赋。然关市即邦中之地也，山泽即四郊以下之地也，一地而再税之可乎？关市即邦中之人也，山泽即四郊以下之人也，一人而再税之可乎？後郑虽有末作增赋之说，然於币馀一项尚觉牵强，且居关市及山泽之民，未必皆能占会百物以取利者也，尽从而倍征之可乎？愚以为自邦中至邦都，皆取之於民者，其或为地赋，或为口赋，不可知也；关市以下，则非地赋，亦非口赋，乃货物之税也。关市者，货之所聚，故有赋，如後世商税是也；山泽者，货之所出，故有赋，如後世榷盐、榷茶之类是也。币馀则如後世领官物营运之类，故取其息。息即赋也，故名之曰九赋，而太宰总其纲焉。
以九式均节财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宾客之式，三曰丧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币帛之式，七曰刍秣之式，八曰匪颁之式（匪，分也，谓颁赐也），九曰好用之式（燕好所赐子。式谓用财之节）。
太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以受其货贿之入，颁其货於受藏之府（若内府也），颁其贿於受用之府（若职内也），凡官府都鄙之吏及执事者受财用焉。凡颁财，以式法授之；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赋以待宾客，四郊之赋以待稍秣，家削之赋以待匪颁，邦甸之赋以待工事，邦县之赋以待币帛，邦都之赋以待祭祀，山泽之赋以待丧纪，币馀之赋以待赐予。凡邦国之贡以待吊用（此九贡之财），凡万民之赋以充府库（此九职之财），凡式贡之馀财以供玩好之用（谓先给九式及吊用，足府库而有馀财，乃可以供玩好，明玩好非治国之用），凡邦之赋用取具焉，岁终则以货贿之入出会之。
先公曰：“《周官》，天下之财只有三项：九贡是邦国之贡，据经以待吊用；九赋是畿内之赋，以给九式之用；九职万民之贡，以充府库。三者馀财，以供玩好。虽然，邦国之贡多矣，吊用之费几何，愚恐其有馀；畿内之赋有限矣，九式之费何广也？愚恐其不足。”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凡良货贿之藏，凡王之献金玉、兵器、文织、良货贿之物，受而藏之。凡玉之好赐，供其货贿。
贾山《至言》：“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用民之力不过岁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馀财，民有馀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而不能胜其役，财尽而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驰骋弋猎之虞，天下弗能供也。”
汉兴，接秦之弊，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醇，不杂也），而将相或乘牛车。上於是约法省禁，轻田租，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有私奉养，不领於天子之经费。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文帝即位，贾谊说上曰：“汉之为汉几四十年，公私之积犹可哀痛。”云云，上感谊言，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
晁错说上募民入粟，边支五岁则入粟郡县，支一岁则时赦，勿收农民租（见《田赋门》。）
武帝时，太仓之米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授，乃外事四夷，内兴功利。用度不足，乃募民入奴婢得以终身复，及入羊为郎，又令民买爵，置武功爵（见《鬻爵门》），造皮币、白金（见《钱币门》），置盐、铁、均输官，算商车、缗钱，榷酒酤（见《征榷门》）。
西汉财用之司凡三所：大司农（官库），少府、水衡（二者天子之私藏）。故桑弘羊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属少府，陛下勿私，以属大农”，毋将隆言“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供养供养，劳赐一出少府”。盖不以本藏给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费，别公私，示正路也。又宣帝本始二年，以水衡钱为平陵民起第宅。应劭注：“县官公作当仰司农，今出水衡钱，宣帝即位为异政也。”
王莽末，边兵二十万人仰县官衣食，用度不足，数横赋敛。又一切税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吏，皆保养军马（师古曰：“保者，不许其死伤”），吏尽复以与民（转令百姓养之）。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繇役烦剧，旱蝗相因。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禄，而私赋敛，民无以自存，盗贼蜂起。
汉兵攻莽，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长乐御府、中御府及都内，平准帑藏钱帛珠玉财物甚众，莽愈爱之。拜将军九人，皆“虎”为号，将精兵而东，纳其妻子宫中以为质。赐九虎士人四千钱，众重怨，无斗志。
更始都长安，居安乐宫，府藏完全，独未央宫烧，攻莽三日，死则安堵复故。更始至，岁馀政教不行。明年，赤眉入关，立刘盆子，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
东汉大司农掌诸钱榖金帛诸货币，四时上月旦见钱榖簿，其逋未了，各具别之。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部丞一人主帑藏，太仓令一人主受郡国传漕榖。
世祖建武六年，诏田租三十税一如旧（见《田赋门》）。
肃宗时，张林请置盐、铁、均输官（见《征榷门》）。
旧大官汤官给用岁且二万万，窦太后诏杀省珍费，自是裁数千万。汉故事，供给南单于岁一亿九十馀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
桓帝时，段熲言：“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给七年，用八十馀万亿。今若以骑五十，步万人，车三千两，三冬二夏，无虑用费五十四亿。”
灵帝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
中平二年，敛修宫钱。
中常侍张让、赵忠说帝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又令西园驺分道督趣，恐动州郡，多受赇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十万，馀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时钜鹿太守司马直新除，以有清名，减责三百万。直被诏，怅然曰：“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辞疾，不听。行至孟津，上书极谏当世之失，即吞药自杀。书奏，帝为暂绝修宫钱。又造万金堂於西园，引司农金钱缯帛，仞积其中。又还河间买田宅，起第观。帝本侯家，宿贫，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为私藏，复藏寄小黄门、常侍钱各数千万。
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国贡献，先输中府，名为“导行费”（中府，内府也。导，引也，贡献外别有所入，以为所献希之引导也）。
吕强上疏谏曰：“天下之财，莫不生之阴阳，归之陛下。归之陛下，岂有公私？而尚方敛诸郡之宝，中御府积天下之缯，西园引司农之藏，中厩聚太仆之马，而所输之府，辄有导行之财。调广民困，费多献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弊。”书奏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