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籴‖熙宁七年，诏河北转运、提举司置场，以常平及省仓岁用馀粮，减直听民以丝、绵、绫、绢增价博买，後秋成博籴。崇宁五年，诏陕西钱重物轻，委转运司措置，以银、绢、丝、绸之类博籴斛斗，以平物价。
兑籴‖熙宁九年，诏淮南常平司於麦熟州郡及时兑籴。元祐二年，尝以岁丰麦贱，下诸路广籴，诏後价若与本相当，即许变转兑籴。
括籴‖元符元年，泾原经略使章楶请并边籴买，务榜谕民，毋得与公争籴，即官储有之，括索蓄家，量存其所用，尽籴入官。
按：古之国用，食租衣税而已，毋俟於籴也。平籴法始於魏李悝，然丰则取之於民，歉则捐以济民，凡以为民而已，军国之用未尝仰此，历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籴充他用，至於宋而籴遂为军饷、边储一大事。熙、丰而後始有结籴、寄籴、俵籴、均籴、博籴、兑籴、括籴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由，盖自真宗、仁宗以来，西北用兵，粮储缺乏，遂以茶盐货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贾遂至低价估货，高价入粟。国家急仰军储，又法令素宽，致有此弊。後来惩其弊，所以只籴之於民，而不复堕商人之计。然至於计其家产而均敷之，量其蓄积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偿其直，或强敷其数，则其为民病有不可胜言者。盖始也官为商所亏，终也民又为官所亏，其失一也。
先是，常平仓领於司农寺。景祐初，始诏诸路转运使与州长吏举所部官专主常平钱粟。既而淮南转运使吴遵言：“本路丁口百五十万，而常平钱粟才四十馀万，岁饥不足以救恤。愿自经画为二百万，他毋得移用。”从之。不数年间，常平积有馀而兵食不足，乃命司农出常平钱百万缗助三司给军费。久之，数移用，畜藏无几。自景祐初畿内饥，诏出常平粟贷中下户，户一斛。庆历中，诏京西发常平粟以赈贫民，自是，数以赈贷，而聚敛者或增旧贾以粜，欲以市恩，诏戒之。又诏岁歉发以济饥者，不复督取。然常平之积不厚，亦以出多入少故也。
自乾德初置义仓，未久而罢。明道二年，诏议复之，不果。景祐中，集贤校理王琪上疏，行隋唐故事，请复置，大略谓“宜令五等以上户，随夏秋二税，二斗别输一升，随税以入，水旱减税则免输。择便地别置仓贮之，领於转运使，今以一中郡计之，正税岁入十万石，则义仓岁得五千石。推而广之，可备饥歉。兼并之家占田广，则义仓所入多；中下之家占田狭，则义仓所入少。及水旱赈给，则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中下之民实受其赐，损有馀，补不足，天下之利。”下其事会议，而议者异同。遂诏止令上三等户输粟，已而复罢。庆历初，贾黯又请立民社义仓，然牵於众论，终不果行。
治平三年，常平入五十万一千四十八石，出四十七万一千一百五十七石。
神宗熙宁二年九月，制置三司条例司请：“以常平、广惠仓见在斗斛，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计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豫给者听之。令随税纳斗斛，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如遇灾伤，许展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转运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凶物贵然後出粜，所及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使农人得以趋时赴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欲量诸路钱榖多少，分遣官提举，仍先自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有绪乃推之诸路。其广惠仓除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馀并用常平转移法。”并从之。时天下常平钱榖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诸路各置提举一员，以朝官为之，管句一员，京官为之，或共置二员，开封府界一员，凡四十一人。
按：青苗钱所以为民害者三：曰徵钱也，取息也，抑配也。今观条例司所请，曰随租纳斗斛，如以价贵愿纳钱者听，则未尝专欲徵钱也。曰凡以为民，公家无利其入，则未尝取息也。曰愿给者听，则未尝抑配也。盖建请之初，姑为此美言，以惑上听，而厌众论，而施行之际，实则不然也。
初，王安石欲行青苗法，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笞必用，州县多事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则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言，则汉常平法耳，今推行此法，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乃止。会河北转运司幹当公事召议事，奏乞度牒数千道为本钱，於陕西转运司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请施之河北，安石遂行之四方。苏辙以议不合罢。
熙宁二年，帝阅群臣奏，以仪鸾司官孙思道言坐仓事，善之。坐仓者，以诸军馀粮愿粜入官者计价支钱，复储其米於仓也。诏条例司条例以闻，条例司请如嘉祐附令敷坐仓故事行之。
曾公亮谓支米有量数不同，难以立价。帝曰：“家各有斗，人自知其所得之多寡，虽定价，庸何伤？然此法第以恤军班防监人可也。”安石曰：“诚然。今立价自一千至六百，过此则军人自粜，与民间所定价亦適平，更增数钱，未至伤民。价钱贱於所定，则军人受惠矣。”帝曰：“善。”而司马光恐其动众，因经筵进对，为帝言之。吕惠卿曰：“诸军粜石米，止得八百。募其愿以一千粜之，何以致动众？”王珪亦曰：“外郡用钱四十，可致斗米至京师。今京师乏钱，及用钱百坐仓籴一斗，此极非计。”异日，帝又谓执政坐仓籴米何如？珪等皆起对曰：“坐仓甚不便，朝廷近罢之，甚善。”帝曰：“未尝也。”光曰：“坐仓之法，盖因小郡乏米，而库有馀钱，故反就军人籴米，以给次月之粮，出於一时之急计耳。今京师有七年之储，而府库无钱，更籴军人之米，使积久陈腐，其为利害，非臣所知也。”惠卿曰：“今京师坐仓得米百万石，则减东南岁漕百万石。转易为钱，以供京师，何患无钱？”光曰：“臣闻江淮之南，民间乏钱，谓之钱荒。而土宜粳稻，彼人食之不尽，若官不籴取，以供京师发泄，必甚贱伤农矣。且民有米而官不用米，民无钱而官必使之出钱，岂通财利民之道乎？”
元符以後，又有低价抑籴之弊，诏禁之。
三年，诏：“青苗钱不许抑配。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禁止，敢沮遏愿请者，按罚亦如之。”
初，敕旨放青苗并听从便，而提举司务以多散为功。又民富者不愿取，而贫者乃欲得之，即令随户等高下分配，又兼贫富相兼，十人为保，以富者为保首。王广廉在河北，第一等给十五贯，第二等十贯，第三等五贯，第四等一贯五百，第五等一贯，民喧然以为不便。而广廉入奏言民间歌舞圣德，会言者交攻，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诏。
判大名府韩琦言：“熙宁二年诏书，务在优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为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乃乡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三等以上更许增借，坊郭有物业抵当者，依青苗例支借。且乡村三等并坊郭有物业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钱，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与初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且愚民一时借请则甚易，纳则甚难。故自制下以来，官吏惶惑，皆谓若不抑散，则上户必不愿请，下户与无业客户或愿请，而将来必难催纳。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系书手、典押、耆户长同保人等均赔之患。朝廷若谓陕西尝放青苗钱，官有所得而民以为便，此乃转运司因军诸有阙，適自冬涉春雨雪及时，麦苗滋盛，决见成熟，行於一时可也。今乃差官置司，以为每岁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岂陕西权宜之比哉？”上乃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谓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有青苗，而使者强与之乎？”王安石勃然曰：“苟从所欲，虽坊郭何害？”因难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遗法也。”上终以琦说为疑，与安石问难，安石翌日遂称疾不出。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即欲奉诏，赵抃独欲俟安石出，令自罢之，连日不决。上更以为疑。安石再视事，入谢，上劳问曰：“青苗法，朕诚为众论所惑，今思此事，一无所害，极不过失陷少钱物耳，何足恤。”安石曰：“但力行之，勿令小人故意坏法，如预买绸绢行之已久，亦何常失陷钱物？”安石既视事，持之益坚，人言不能入矣。初，安石在告，曾公亮、陈升之等举行前诏，乃删去“毋得抑遏不散”之语。安石复视事，志气愈悍，乃面责曾公亮等，公亮不能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