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户部上其数，凡八百十六万一千七百八十四两，三百四十六万二千缗有奇。
均输、市易‖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言：“今天下财用无馀，典领之官拘於弊法，内外不相知，盈虚不相补。诸路上供，岁有常数。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赢；年俭物贵，难以供亿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徒使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今发运使实总六路之赋入，而其职以制置茶、盐、矾、酒税为事，军储国用，多所仰给，宜假以钱货，资其用度，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令预知中都帑藏年支见在之定数，所当供办者，得以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亡，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诏令本司俱条例以闻，而以发运使薛向领均输平准事，赐内藏钱五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石。时议虑其为扰，多以为非。向既董其事，乃请置官设属，帝曰：“兹事鼎新，脱有纷纭，须朝廷坚主之，使得自择其属。若委以事而制於朝廷，是教玉人雕琢也。”向於是辟刘忱、卫琪、孙珪、张穆之、陈倩为属，又请有司具六路岁所当上供之数、中都岁所用及见储度可支岁月，凡当计置几何，皆预降付有司。从之。
权开封府推官苏轼言：“均输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予钱，其卖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矣。”
谏官李常论均输不便。他日，帝语宰执曰：“朕问常何以名均输，常言买贱卖贵而已。朕谕以《禹贡》纳粟、纳秸，此即均输之意，岂买贱卖贵哉！”王安石曰：“常所言乃平准，非均输也。盖常亦不晓均输之名耳。”帝复以手诏褒谕薛向，然均输後讫不能成。
元丰二年，帝因论薛向建京师买盐钞法无成事，语侍臣曰：“新进之人轻议更法，其後见法不可行，犹遂非惮改。均输之法，如齐之管仲、汉之桑弘羊、唐之刘晏，其智仅能推行，况其下者乎？朝廷措置终始，所当重惜，虽少年所不快意，然於国计甚便，姑静以待之。”
熙宁五年，诏曰：“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於京师置市易务。”先是，有魏继宗者，自称草泽，上言：“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富能夺，贫能与，乃可以为天下。”於是中书奏：“在京师市易务监官二，提举官一，句当公事官一。许召在京诸行铺牙人充本务行人，牙人内行人令供通已所有，或借他人产业金银充抵当，五人已上充一保。遇有客人物货出卖不行愿卖入官者，许至务中投卖，句行人、牙人与客人平其价，据行人所要物数，先支官钱买之；如愿折博入官物者，亦听以抵当物力多少，许令均分赊请。相度立一限或两限送纳价钱，若半年纳，即出息一分，一年纳，即出息二分，以上并不得抑勒。若非行人见要物，而实可以收蓄变转，亦委官司折博收买，随时估出卖，不得过取利息。其三司诸司库务年计物，若比在外科买省官私烦费，即亦一就收买。”故降是诏。又以赞善大夫、户部判官吕嘉问提举在京市易务，仍赐内藏库钱一百万缗、京东市钱八十七万缗为市易本钱，其馀合有交钞及折博物令三司应副。
时三司起请市易十三条，其一云“兼并之家较固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务觉察，三司按治，”御批削去此条。
七月，上谕王安石：“闻市易极苛细，人皆怨谤，如榷货鬻冰则民鬻雪者皆不售，市梳朴则梳朴贵，市脂麻则脂麻贵。”安石皆辩解之，以为鬻冰由园苑，梳朴为兼并者欲占，脂麻以不稔，自当贵耳。上又谓：“市易鬻果，太烦碎，罢之如何？”安石曰：“立法当论有害於人与否，不当以烦碎废也。”
七年，诏权三司使曾布、翰林学士吕惠卿同究诘市易事。
先是，帝出手诏付布，谓市易司市物，颇害小民之业，众言喧哗。布乃引监市易务魏继宗之言，以为吕嘉问多取息以千赏，商旅所有者尽收，市肆所无者必索，率贱市贵鬻，广裒赢馀，是挟官府为兼并也。王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乃更令惠卿偕布究诘之。布即上行人所诉，并疏惠卿奸欺状，且言：“臣自立朝以来，每闻德音，未尝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为虐，固已凛凛乎间架、除陌之事矣。嘉问奏：‘近差官往湖南贩茶，陕西贩盐，两浙贩纱，皆未敢计息。’臣以为如此政事，书之简牍，不独唐、虞、三代所无，历观秦、汉以来衰乱之世，恐未之有也。”五月，乃诏章惇、曾孝宽即军器监鞫布所究市易事，又令户房会财赋数，与布所陈异，而吕嘉问亦以杂买务多入月息钱不觉，皆从公坐有差。未几，布禠职，与嘉问皆出守郡，魏继宗仍夺秩勒停。初，市易之建，布实预之。後揣帝意有疑，遂急治嘉问，而惠卿与布有宿怨，故卒挤之，而市易如故。
九年，中书言市易息钱并市利钱，总收百三十三万二千缗有奇，诏吕嘉问等推恩有差。自後凡二年一较。十年，定上界本钱以七百万缗为额，不足，以岁所收息益之；其贷内帑钱，岁偿以息二十万缗。
元丰二年，诏市易旧法听人赊钱，以田宅或金银为抵当，无抵当者，三人相保则给之，皆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罚钱百分之二。贪人及无赖子弟多取官货，不能偿积息，罚愈滋，囚系督责，徒存虚数，实不可得。於是都提举市易王居卿建议，以田宅金银抵当者减其息，无抵当徒相保者不复给；自元丰二年正月一日以前，本息之外所罚钱悉蠲之，凡数十万缗；负本息者延其半年。众议颇以为惬。
按：均输、市易、皆建议於熙宁之初，然均输卒不能行，市易虽行之而卒不见其利，何也？盖均输之说始於桑弘羊，均输之事备於刘晏。二子所为虽非知道者所许，然其才亦有过人者。盖以其阴笼商贩之利，潜制轻重之权，未尝广置官属，峻立刑法，为抑勒禁制之举，迨其磨以岁月，则国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记》、《唐书》皆亟称之，以为後之言利者莫及。然则薛向之徒，岂遽足以希其万一？宜其中道而废也。然所谓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则夫祖宗时以赋税而支移、折变，以茶盐而入中粮草，即其事矣。苟时得能吏以斡运之，使其可以裕国而不至困民，岂非理财之道？固不必亲行贩易之事，巧夺商贾之利而後为均输也。介甫志於兴利，苟慕前史均输之名，张官置吏，废财劳人，而卒无所成，误矣。至於市易，则假《周官》泉府之名，袭王莽五均之迹，而下行黠商豪家贸易称贷之事，其所为又远出桑、刘之下。今观其法制，大概有三：结保贷请，一也；契要金银为抵，二也；贸迁物货，三也。是三者，桑、刘未尝为之，然自可以富国，则其才岂後世所能及？然贷息、抵当、贸迁之事，使富家为之，假以岁月，岂不获倍蓰千万之利？今考之熙宁五年赐内藏库及京东路钱为市易本，共一百八十七万缗，至九年，中书言市易息钱并市利钱仅总收百三十三万二千缗有奇。呜呼！以县官而下行黠商豪家之事，且贸迁图利，且放偿取息，以国力经营之，以国法督课之，至使物价腾踊，商贾怨僁，而孳孳五年之间，所得子本盖未尝相称也，然则是岂得为善言利乎！桑、刘有知，宁不笑人地下？又按：郑介夫熙宁六年进《流民图》，状言自市易法行，商旅顿不入都，竞由都城外径过河北、陕西，北客之过东南者亦然。盖诸门皆准都市易司指挥，如有商货入门，并须尽数押赴市易司卖，以此商税大亏。然则市易司息钱所获，盖不足以补商税之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