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官》：泉府掌以市之征市，敛布之不售，货之滞於民用者，以其贾买之物揭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买者各从其抵，都鄙从其主，国人郊人从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货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注见《钱币考》）。
水心叶氏曰：“熙宁大臣慕周公之理财，为市易之司，以夺商贾之赢，分天下以债，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为君子者，又从而争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为利也。’其人又从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圣人之意、《六经》之书，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辨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终以大敝，故今之君子真以为圣贤不理财，言理财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敛市之不售，货之滞於民用者，以其贾买之，其馀者祭祀、丧纪皆有数，而以国服为之息。若此者，真周公所为也。何者？当是时，天下号为齐民，未有特富者也。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筑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无不毕与。然而祭祀、丧纪犹有所不足，则取於常数之外。若是者，周公不与，则谁与之？将无以充其用而恤之也，则民一切仰上而其费无名，故赊而贷之，使以日数偿，而以其所服者为息。且其市之不售，货之滞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敛之，则为不仁。然则二者之法，非周公谁为之？盖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呜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学周公之法於数千岁之後，世异时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财也。谓周公不为是法，而以圣贤之道不出於理财者，是足为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为之，固不以自利，虽百取而不害，而况其尽与之乎？然则奈何君子避理财之名，苟欲以不言利为义，坐视小人为之，亦以为当然而无怪也！徒从其後频蹙而议之，厉色而争之耳。然则仁者固如是邪！”
愚论见《钱币考》。
汉武帝元封元年，置均输官。
桑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争，物以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於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而许之，一岁之中，诸均输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是时，岁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昭帝时，霍光辅政，令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使丞相、御史相与语人疾苦。文学曰：“理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教道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无示以利，然後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均输，与人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趋末众。夫末修则人侈，本修则人懿，懿则财用足，侈则饥寒生。愿罢均输以进本退末。”大夫曰：“匈奴背叛，数为寇暴，备之则劳中国，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愁苦，为虏所俘，乃修鄣塞，饰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不足，故置均输，蕃货长财，以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是内空府库之财，外乏执备之用，罢之不便。夫国有沃野之饶，而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不足於财者，商工不备也。陇、蜀之丹砂毛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毡裘，兖、豫河之漆丝絺紵，养生奉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也。”文学曰：“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蓄仁义以风之，励德行以化之，是以近者亲附，远者说德。王者行仁政，无敌於天下，恶用费哉！夫导人以德，则人归厚；示人以利，则人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夫排困市井，防塞利门，而民犹为非，况上为之利乎？传曰：‘诸侯好利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士贪，士贪则庶人盗。’是开利孔为人罪梯也。夫古之赋税於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农人纳其榖，工女效其织，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间者郡国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非独济、陶之缣，蜀、汉之布也，亦人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农人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人并收，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牟利。自市则吏容奸，豪而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盖古之均输，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非以为利而贾物。”大夫曰：“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难，物多苦恶，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於京师，以笼货物，贱则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牟利，故命曰‘平准’。准平则民不失职，均输则人不劳，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也。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涂，通有无之用，故《易》曰：‘通其变，使人不倦。’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榖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故均输所以通委财而周缓急，是以先帝开均输以足人财。王者塞人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人，丰年则贮积以备乏绝，凶年岁俭则行币物，流有馀而拯不足。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今山东被灾，赖均输之蓄，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人以振。故均输之蓄，非所以贾万人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备水旱也。古之贤圣，理家非一室，富国非一道，理家养生必於农，则舜不甄陶，而伊尹不为庖。故善为国者，以末易本，以虚易实。今山泽之材，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
先公曰：“今按桑大夫均输之法，大概驱农民以效商贾之为也。然农民耕凿，则不过能输其所有，必商贾懋迁，乃能致其所无。今驱农民以效商贾，则必释其所有，责其所无，如贤良文学之说矣。太史公《平准书》云‘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此说疑未明。班孟坚采其语曰‘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而相灌输’，此说涣然矣。盖作‘如异时’三字，是谓驱农民以效商贾之为也。东莱吕氏尊迁抑固，是以取《书》而不用《志》语。然义理所在，当惟其明白者取之，是以《通鉴》取《志》语云。”
水心叶氏曰：“《平准书》直叙汉事，明载聚敛之罪，比诸书最简直。然观迁意，终以为安宁变故，质文不同，山海轻重，有国之利。按《书》‘懋迁有无化居’，周讥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故子产拒韩宣子，一环不与，今其词尚存也。汉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船、告缗之令，盐铁、榷酤之入，极於平准，取天下百货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使其果出於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後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恐此意迁亦未知也。”
王莽篡位，於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莽有所兴造，必欲依古经文。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乐语》，《乐元语》。河间献王所传，道五均事。言天子取诸侯之书以立五均，则市无二贾，四民常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遂於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各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称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馀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采金银铜连锡、登龟取贝者，皆自占司市钱府，顺时气而取之。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於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蚕桑织紝纺绩补缝，工匠医卜及他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居处所在为区。谒舍，今客舍），皆各自占所为於其所在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占不以实，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诸司市尝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他所。众民卖买五榖布帛丝绵之物，周於民用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无令折钱。万物昂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与民。其贾低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庾，积也。积物待贵）。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毋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受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