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斋陈氏曰：“乾德时，东南六路、闽、浙归职方，馀尚未平。太祖榷法盖禁南商擅有中州之利，故置场以买之，自江以北皆为禁地。太平兴国中，樊若水奏，江南诸州茶官市十分之八，其二分量税听自卖，逾江涉淮，乘时射利，紊乱国法，望严禁之，则谓乾德榷法也。自若水建议，其法始密。凡茶之利，一则官卖以实州县；一则沿边入中粮草，算请以省馈运；一则榷务入纳金银钱帛算请以赡京师。而河东、北互市，川陕折博，又以所有易所无，而其大者最在边备。盖祖宗以西北宿兵供亿之费，重困民力，故以茶引走商贾，而虚估加抬以利之。其後理财之臣往往以遗利在民，数务更张，然大概无过李谘、林特二法，二法大概以抑茶商及边民耳。故林特以见钱买入中贱价交钞，而以实钱算茶，然犹以五十千或五十五千算茶百千，则是去虚估加抬未远也。至李谘复祖刘式之意（淳化三年，秘书丞刘式起请，令商旅自就园户买茶，於官场贴射，废榷货务），始断然罢去买纳茶本，使客自就山园买茶，而官场坐收贴纳之利，行之三年而罢。然当时议者徒咎谘法不能惜留在京见钱，而不及其刻剥商贾之怨。景祐以後，西边事兴，始复行加抬法。嘉祐四年，天下无事，仁皇慨然一切弛禁。当时诏书曰：‘上下征利垂二百年，江、湖之间，幅员数千里，为陷阱以害吾民。尚虑幸於立异之人，因缘为奸之党，妄陈奏议，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用惩狂谬。’自此，茶不为民害者六七十载矣。此韩琦相业也。至蔡京始复榷法，於是茶利自一钱以上皆归京师。其子蔡绦自记之曰：‘公始说上以茶务，若所入厚，专以奉人主。’此京本意，而西北边粮草名曰便籴，而均籴、结籴、贴籴、括籴之名起。盖以官告、度牒之类等第抑配，而边民不聊生矣。京之误国类如此。”
凡园户，岁课作茶输其租，馀则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钱而後入茶，谓之本钱。百姓岁输税愿折茶者，亦折为茶，谓之折税。此收茶之法。
凡民鬻茶者，皆售於官，其以给日用者，谓之食茶，出境则给券。商贾之欲贸易者，入钱若金帛京师榷货务，以射六务、十三场茶，给券随所射予之，谓之交引；愿就东南入钱若金帛者听，计直予茶如京师。凡茶入官以轻估，其出以重估，县官之利甚博，而商贾转致於西北，以致散於夷狄，其利又特厚。此鬻茶之法。
自西北宿兵既多，馈饷不足，因募人入中刍粟，度地里远近，增其虚估，给券，以茶偿之。後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象齿，谓之“三说”，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广储峙，不爱虚估，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人竞趋焉。及其法既弊，则虚估日益高，茶日益贱，入实钱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钱，得券则转鬻於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畜贸易，以射厚利。繇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趋，边备日蹙，茶法大坏。
景德中，丁谓为三司使，尝计其得失，以谓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馀万茶利尽归商贾。当时以为至论，厥後虽屡变法以救之，然不能亡弊。
天圣元年，有司请罢三说，行贴射之法（即李谘所陈，见上文）。
景祐中，叶清臣上疏言：“尝计茶利岁入，以景祐元年为率，除本钱外，实收息钱五十九万馀缗，天下所售受食茶，及本息岁课亦祇及三十四万缗，而茶商见行六十五州军，所收税钱已及五十七万缗。若令天下通商，祇收税钱，自是数倍，即榷务、山场及食茶之利，尽可笼取。又况不废度支之本，不置榷场之官，不兴辇运之劳，不滥徒黥之辟。臣意议者谓榷卖有定率，征税无彝准，通商之後，必亏岁计。臣按管氏盐铁法，计口受赋，茶为人用，与盐铁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赋，民获善利，又去严刑，口出数钱，人不厌取。”时下其议，皆以为不可行。至嘉祐中，何鬲、王嘉麟上书请罢给茶本钱，纵园户贸易，而官收租钱与所在征算，归榷货务以偿边籴之费。时韩琦、富弼等执政，力主其说，乃议弛禁，以三司岁课均赋茶户，谓之租钱，与诸路本钱悉储以待边籴。自是唯蜡茶禁如旧，馀茶肆行天下矣。论者尤谓朝廷志於便人，欲省刑罚，其意良善，然茶户困於输钱，而商贾利薄，贩鬻者少，州县征税日蹙，给费不充。学士刘敞、欧阳修等颇论其事，略言：“昔时百姓之摘山者，皆受钱於官，今也顾使纳钱於官，受纳之间，利害百倍；先时百姓冒法贩茶者被罚耳，今悉均赋於民，赋不时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时大商贾为国贸迁，而州郡收其税，今大商富贾不行，则税额不登，且乏国用。”时朝廷方排众论而行之，敝等言不从。
民之种茶者，领本钱於官而尽纳其茶，官自卖之，敢藏匿及私卖者有罪（此国初之法）。以十三场茶买卖本息并计其数，罢官给本钱，使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茶一斤售钱五十有六，其本钱二十有五，官不复给，但使商人输息钱三十有一，谓之贴射（此天圣之法）。园户之种茶者，官收租钱，商贾之贩茶者，官收征算而尽罢禁榷，谓之通商（此嘉祐之法）。
治平中，岁入蜡茶四十八万九千馀斤，散茶二十五万五千馀斤，茶户租钱三十二万九千八百五十五缗，又储茶钱四十七万四千三百二十一缗，而内外总入茶税钱四十九万八千六百缗，推是可见茶法得失矣。
吴氏《能改斋漫录》曰：“建茶务，仁宗初，岁造小龙、小凤各三百斤，大龙、大凤各三百斤，入香、不入香、京挺共二百斤，蜡茶一万五千斤。小龙、小凤，初因蔡君谟为建漕，造十斤献之，朝廷以其额外免勘。明年，诏第一纲尽为之，故《东坡志林》载温公曰：‘君谟亦为此邪？’”
神宗熙宁七年，始建三司幹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於秦凤、熙河博马，与成都路漕司议合。事方有端，而王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惟茶，乏茶与市。即诏趣杞据见茶计水陆运至，又以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场馀钱，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初，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榖，惟宜种茶。赋税一例折输绢、绸、绵、草，各以其直折输，役钱亦视其赋。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而税额总三十万。杞被令经度，即诸州创设官场，岁增息为四十万，而重禁榷之令。其输受之际，往往压其斤重，侵其价直。既而运茶积滞，岁课不给，乃建议於彭、汉二州岁买布各十万匹，以折脚费，实以布息助茶利，亦未免积滞。复建议岁易解盐十万席，顾运回东船载入蜀，而禁商贩。未几，盐法复难行，宗闵乃议川陕略民茶息收十之三，尽卖於官场，更严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没缘身所有物，以待给赏。於是蜀茶尽榷，民始病矣。
知彭州吕陶言：“川陕四路所出茶货，北方东南诸处，十不及一，诸路既许通商，两川却为禁地，亏损治体，莫甚於斯。只如解州有盐池，民间煎者乃是私盐；晋州有矾山，民间炼者乃是私矾。今川蜀茶园乃百姓已物，显与解盐、晋矾事体不同。恭惟仁圣恤民之心，必不如此。”又言：“国家置市易司笼制百货，岁出息钱不过十之二，必以一年为率。今茶场司不以一年为率，务重立法，尽榷民茶，随买随卖，取息十之三，或今日买十千之茶，明日即作十三千卖之客旅，日以官本变转，殊不休已，比至岁终，不可胜算，岂止三分而已？此於市易之条自相违戾。又客旅及侩人以榷茶，不许私交市，共邀难园户，於外预商计裁价，园户畏法惧罪，且欲变货营生，穷迫之间，势不获已，则一听客言，斤收实钱七分卖之官，馀三分留为客人买茶之息。如此则园户有三分之亏，而官中名得其息，自是园户本钱，客人无所费也。乞下本路体量更改。”不报。
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路金州为场六，陕西卖茶为场三百三十二，税息至李稷加为五十万，及陆师闵为百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