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间，两浙转运使沈立、李肃之奏：“本路盐课缗钱岁七十九万，嘉祐三年才及五十三万，而一岁之内，私贩坐罪者三千九十九人，其弊在於官盐估高，私贩不止，而官课益亏。请榷官估，罢盐纲，令铺户衙前自趋山场取盐，如此则盐善而估平，人不肯冒禁私售，官课必溢。”诏从之。
皇祐以来，屡下诏书，命亭户给官本皆以实钱，其售额外盐者，给粟帛必良，逋岁课久者悉蠲之，所以存恤之甚厚，而有司罕能承上意焉。蜀煮井为盐者，井源或发或微，而责课如故，任事者多务增课以为功，贻患後人。朝廷切於除民害，尤以远人为意，有司上言，辄为蠲减，前後不可悉数。
鬻硷为盐，大抵硷土或厚或薄，薄则利微，铛户破产不能足其课。至和初，韩琦请户满三岁，地力尽，得自言，摘他户代之。明年，又诏铛户输岁以分数为率，蠲复有差，遇水灾，又听得他户代役，百姓便之。矾初亦官置务煮之，天圣已後，听民自煮，官置场售之，私售矾禁如私售茶法。两蜀旧亦榷矾，天圣间诏弛其禁。初，晋、慈矾募人入金帛茶丝易之。其後，河东转运使薛颜请一切入缗钱，以助边籴。久之矾积益多，复听入金帛、刍粟。刍粟虚估高，商人利於入中。麟州斗粟直钱百，估增至三百六十，矾之出官为钱二万一千五百，才易粟六石，以麟州粟实直较之，为钱六千，而矾一驮已费本钱六千。县官徒有榷矾之名，其实无利。嘉祐六年，乃罢入刍粟。复令入缗钱。矾以百四斤为一驮，入钱京师榷货务者，为钱十万七千；入钱麟、府州者，又减三千，自是，商贾不得专其利矣。
神宗熙宁七年，中书议陕西盐钞大出，多虚钞而盐益轻，以钞折兑粮草，有虚抬边籴之患，请用西蜀交子法，使其数与钱相当，可济缓急。诏以内藏钱二百万缗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请买盐引，又令秦凤、永兴盐钞岁以百八十万为额。
八年，中书又言：“买钞本钱有限，而出钞过多，则钞贱而籴贵，故出钞不可无限。然入中商人或欲变易见钱，而官不为买，即为兼并所抑，则钞价贱。而边境有急，钞未免多出，故当置场，以市价平之。今当定买两路实卖盐二百二十万缗，以当用钞数立额。永兴军遣官买钞，岁支转运司钱十万缗买西盐钞，又用市易务赊请法，募人赊钞变易，即民间钞多而滞，则送解池毁之。”诏从其请。然有司给钞溢额，犹视其故。
旧制，河南北曹、濮以西，秦、凤以东，皆食解盐。自仁宗时，解盐通商，官不复榷。熙宁中，市易司始榷开封、曹濮等州。八年，大理寺丞张景温提举出卖解盐，於是开封府界阳武、酸枣、封邱、考城、东明、白马、中牟、陈留、长垣、胙城、韦城，曹濮澶怀济单解州、河中府等州县，皆官自卖。未几，复用商人议，以唐邓襄均房商蔡郢随金晋绛虢陈许汝颖隰州、西京、信阳军通商，畿县及澶、曹、濮、怀、卫、济、单、解、同、华、陕、河中府、南京、河阳，令提举解盐司运盐卖之。
自禁榷之後，盐价既增，民不肯买，乃课民买官盐，随其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重赏构捕私盐，民间骚怨。盐钞旧法，每席六缗，至是二缗有馀，商不入粟，边储失备，乃议所以更之。皮公弼、沈括等言官卖当罢。於是河阳、同华解州、河中、陕府、陈留、雍邱、襄邑、中牟、管城、尉氏、鄢陵、扶沟、太康、咸平、新郑听通商，其入不及官卖者，官复自卖；澶濮济单曹怀州、南京，阳武、酸枣、封邱、考城、东明、白马、长垣、胙城、韦城九县，官卖如故。又诏商盐入京，悉卖之市易务，每席无减千；民盐皆买之市易务，私与商人为市，许告，没其盐。又诏京师置七场，买东、南盐钞，市易务计为钱五十九万三千馀缗，三司阙钱，请颇还其钞，令卖之於西，买者其三给钱，其七准缘边价给新引，庶得民间旧钞，而新引易於变易。诏用其议。
哲宗元祐元年，户部及陕西制置解盐司议：“延、庆、渭、原、环、镇戎、保安、德顺等八州军皆禁榷，官自鬻，以万五千五百席为额，听商旅入纳於八州军折博务，算给交引，一如范祥旧法。其出卖到盐钱，以给转运司籴买。”从之。
徽宗崇宁元年，解州贾考南北团池修治畦眼，拍磨布种，通得盐百七十八万二千七百馀斤，州具以闻。初，解梁之东有大盐泽，绵亘百馀里，岁得亿万计。自元符元年，霖潦池坏，至是，乃议修复。四年，池成，凡开二千四百馀畦，百官皆贺。其役内侍王仲千实董之，仲千以额课敷溢为功。然议者或谓解池灌水盈尺，暴以烈日，鼓以南风，须臾成盐，其利则博，苟欲溢额，不俟风日之便，厚灌以水，积水而成，味苦不適口。
沈氏《笔谈》曰：“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唯中间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水然後可以聚人。其北有尧梢水，一谓之巫咸河。大卤之水，不得甘泉和之，不能成盐。唯巫咸水人，则盐不复结，故人谓之‘无咸河’，为盐泽之患，筑大堤以防之，甚於备寇盗。原其理，盖巫咸乃浊水，入卤中则淤淀卤脉，盐遂不成，非有他异也。”又曰：盐之品至多，前史所载，夷狄间自有十馀种，中国所出亦不减数十种。今公私通行者四种：末盐、颗盐、井盐、崖盐是也。唯陕西路颗盐有定课，岁为钱二百三十万缗，自馀盈虚不常，大约岁入二千馀万缗。唯末盐岁自抄三百万缗，供河北边籴，其他皆给本处给费而已。缘边籴买仰给於度支者，河北则海、末盐，河东、陕西则颗盐及蜀茶为多。运盐之法，凡行百里，陆运斤四钱，船运斤一钱，以此为率。
祖宗以来，行盐钞以实西边。其法：积盐於解池，积钱於在京榷货务，积钞於陕西沿边诸郡，商贾以物解至边入中，请钞以归。物斛至边有数倍之息，惟患无回货，故极利於得钞，径请盐於解池。旧制，通行解盐池甚宽。或请钱於京师，每钞六千二百，登时给与，但输头子等钱数十而已。以此，所由州县，贸易炽盛，至为良法。崇宁间，蔡京始变盐法，俾商人先输钱请钞，赴产盐郡授盐，欲囊括四方之钱尽入中都，以进羡要宠，钞法遂废，商贾不通，边储失备。东南盐禁加密，犯法被罪者众，民间食盐杂以灰土，解池天产美利，乃与粪壤俱积矣。大概常使见行之法售给不通，辄复变易，名对带法，季年又变对带为循环。循环者，已积卖钞，未授盐，复更钞；已更钞，盐未给，复贴输钱，凡三输，始获一直之货。民无赀更钞，已输钱悉乾没，数十万券一夕废弃，朝为豪商，夕侪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时有魏伯刍者，本三省大胥也，蔡京委信之，专主榷货务。政和六年，盐课通及四千万缗，官吏皆进秩。七年，又以课羡第赏。其後，伯刍年除岁迁。官通议大夫、徽猷阁待制，既而党附王黼，京恶而黜之。伯刍非有心计，但与交引户关通，凡商旅算请，率克留十分之四以充入纳之数，务入纳数多，以昧人主而张虚最。初，政和再更盐法，伯刍方为蔡京所倚信，建言：“朝廷所以开阖利柄，驰走商贾，不烦号令，亿万之钱，辐辏而至，御府须索，百司支费，岁用之外沛然有馀，则榷盐之入可谓厚矣。顷年盐法未有一定之制，随时变革以便公私，防闲未定，奸弊百出。自政和立法之後，顿绝弊源，公私兼利。异时一日所收不过二万缗，则已诧其太多，今日之纳乃常及四五万贯。以岁计之，有一郡而客钞钱及五十馀万贯者，处州是也；有一州仓而客人请盐及四十万袋者，泰州是也。新法於今才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万贯，虽传记所载贯朽钱流者，实未足为今日道也。伏乞以通收四千万贯之数宣付史馆，以示富国裕民之政。”小人得时骋志，无所顾惮，遂至於此。於时御府用度日广，课入欲丰，申岁较季比之令，在职而暂取告，其月日皆毋得计折，害法者不以官荫，并处极坐，微至於盐袋鲞盐，莫不有禁，州县惟务岁增课以避罪法，上下程督加厉。七年，乃降御笔：“昨改盐法，立赏至重，抑配者众，计口敷及婴孩，广数下逮驰畜，使良民受弊，比屋愁叹。悉从初令，以利百姓。三省其申严近制，改奉新钞。”盖帝意未尝不欲审法定令，宽济斯民。有司不能将明帝恩，故比较已罢而复用，钞札既免而复行，盐囊增饶而复止，一囊之价裁为十一千，既又复为三十三千矣，民力因以扰匮，盗贼滋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