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上召二府对资政殿，冯京言：“修差役，作保甲，人极劳敝。”上曰：“询访邻近百姓，亦皆以免役为喜。盖虽令出钱，而复其身役，无追呼刑责之虞，人自情愿故也。”文彦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於士大夫诚多不说，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按：潞公此论失之。盖介甫之行新法，其意勇於任怨而不为毁誉所动，然役法之行，坊郭、品官之家尽令输钱，坊场、酒税之入尽归助役，故士夫豪右不能无怨，而实则农民之利，此神宗所以有“於百姓何所不便”之说。而潞公此语与东坡所谓“凋敝太甚，厨传萧然”云者，皆介甫所指以为流俗干誉，不足恤者，是岂足以绳其偏而救其弊乎？
四月，从提举常平陈知俭之请，罢许州衙前幹公使库，以军校主之，月给食钱三千。初，诸路衙前以公使多所倍费，有至破家者，至是始更以军校，其後行於诸路，人皆便之。
御史中丞杨绘言：“非不知助役之法乃陛下闵差役之不均，欲平一之，而有司率务多敛，致天下不晓，以为取赢而他用之也。如王庭老、张靓科配一路缗钱至七十万，输之多者一户至三百千，民皆谓供一岁役之外，剩数几半，咸谓庭老、靓必有升擢。此盖因取数多，谤议兴也。乞少赐裁损，以安民心。”
东明县民数百诣开封府及台省，诉超升等第出役钱事。杨绘又言：“东明县民所诉，乃因司农寺不因旧则，自据户数创立助役钱等第，下县令遵所立而著之籍，不问堪升与否也。凡立等第，必稽户力高下而制其升降。州必凭县，县必凭户长、里正，户长、里正稽之乡众，乃可得实。今乃自司农寺预定品数，付县立簿，岂得民心甘服哉？”帝命提点司究所从升降以闻，仍严升降之法。司农寺及府界提举言，畿民有未知新立法意，以助役钱多，愿仍旧充役者。诏如不愿输钱免役，县案所当供役岁月，如期役之，与免输钱。王安石为言外间扇摇役法者，谓输钱多必有赢馀，若群诉必可免役，既聚众侥幸，苟受其诉，与免输钱，当仍役之。帝从其说。
监察御史刘挚陈十害，其要曰：“上户常少，中下户掌多，故旧法上户之役类皆数且重，下户之役率常简而轻，今不问上下户，概视物力以差出钱，故上户以为幸，而下户苦之。优富苦贫，非法之善。况岁有丰凶，而役人有定数，助钱岁不可阙，则是赋税有时减阁，而助钱更无蠲损也。役人必用乡户，为其有常产则自重，今既招雇，恐止得浮浪奸伪之人，则帑庾、场务、纲运，不唯不能典幹，窃恐不胜其盗用而冒法者众。至於弓手、耆、壮、承符、散从、手力、胥史之类，恐遇寇则有纵逸，因事辄为骚扰也。司农新法，衙前不差乡户，其旧尝愿为长名者，听仍其旧，却用官自召卖酒税、坊场并州县坊郭人户助役钱数，酬其重难，惟此一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户，缓急科率，郡县赖之，难更使之均助钱。乞诏有司，若坊场钱可足衙前雇直，则详究条目，徐行而观之。”
御史中丞杨绘言：“助役之利一，而难行有五。请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顷者，亦有户才三顷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顷而较三顷，则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齐无异。况如官户，则除耆长外，皆应无役，今例使均出雇钱，则百顷所输必三十倍於三顷者，而又永无决射之讼，此其利也。然难行之说亦有五：民惟种田，而责其输钱，钱非田之所出，一也。近边州军应募者非土著，奸细难防，二也。逐处田税，多少不同，三也。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四也。专典雇人，则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议防此五害，然後著为定制，仍先戒农寺无欲速就以祈恩赏，提举司无得多取於民以自为功，如此则谁复妄议？”
同判司农寺曾布摭绘、挚所言而条奏辩诘之，其略曰：“畿内上等户尽罢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输钱比旧受役时，其费十减四五；中等人户旧充弓手、手力、承符、户长之类，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观、单丁、官户皆出钱以助之，故其费十减六七；下等人户尽除前日冗役，而专充壮丁，且不输一钱，故其费十减八九。大抵上户所减之费少，下户所减之费多。言者谓优上户而虐下户，得聚敛之谤，臣所未谕也。提举司以诸县等第不实，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开封府、司农寺方奏议时，盖不知已尝增减旧数。然旧敕每三年一造簿书，等第常有升降，则今品量增减亦未为非。又况方晓谕民户，苟有未便，皆与釐正，则凡所增减，实未尝行。言者则以为品量立等者，盖欲多敛雇钱，升补上等以足配钱之数；至於祥符等县，以上等人户数多减充下等，乃独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谕也。凡州县之役，无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尝不典主仓库、场务、纲运，而承符、手力之类，旧法皆许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长、壮丁，以今所措置最为轻役，故但轮差乡户，不复募人。言者则以为专典雇人，则失陷官物；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又以为近边奸细之人应募，则焚烧仓廪，或守把城门，则恐潜通外境，此臣所未谕也。免役或输见钱，或纳斛斗，皆从民便，为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则谓直使输钱，则丝帛粟麦必贱，若用他物准直为钱，则又退拣乞索，且为民害。如此则当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谕也。昔之徭役皆百姓所为，虽凶荒饥馑，未尝罢役，今役钱必欲稍有馀羡，廼所以为凶年蠲减之备，其馀又专以兴田利、增吏禄。言者则以为助钱非如税赋有倚阁减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类，亦尝倚阁减放否？此臣所未谕也。两浙一路，户一百四十馀万，所输缗钱七十万耳，而畿内户十六万，率缗钱亦十六万。是两浙所输财半畿内，然畿内用以募役，所馀亦自无几。言者则以为吏缘法意，广收大计，如两浙欲以羡钱徼幸，司农欲以出剩为功，此臣所未谕也。”於是诏绘知郑州，挚落馆阁校勘、监察御史里行，监衡州盐仓。遣察访使遍行诸路，促成役书。
司农言：“始议出钱助民执役，今悉召募，请改助役为免役。”制可，若不愿就募而强之者论如律。
诏监司各定所部助役钱数，利路转运使李瑜欲定四十万，判官鲜于侁曰：“利路民贫，二十万足矣。”议既不合，各为奏上。帝是侁议，侍御史邓绾言：“利路役岁须缗钱九万馀，而李瑜率取至三十三万有奇。”乃诏责瑜而擢侁为副使，以示诸路。
颁募役法於天下。内外胥吏素不赋禄，惟以受赇为生，至是，用免役钱禄之，有禄而赃者，用仓法重其坐。初时，京师赋吏禄，岁仅四千缗。至八年，计缗钱三十八万有奇，京师吏旧有禄及外路吏禄尚在数外。又诏：“凡县皆以免役剩钱，用常平法给散收息，添支吏人餐钱，仍立为法。”
五年，权江西提刑、提举金君卿首遵诏书募受代官部钱帛纲趋京，不差乡户衙前，而费十减五六。赐诏奖谕，仍落权为真。
先时，召募人押钱帛纲入京，每一万贯匹支陪纲钱五百贯足，询问曾押纲乡户衙前之家，皆不愿行，乃选得替官员、使臣人员管押，相度每绸绢万匹正支钱一百缗足，钱万贯支钱七十缗足，并不差乡户衙前，故有此诏。
王安石白上曰：“此事诸路皆可行，但令监司加意许令指占好舟，差壮力兵士及时遣，则替罢官人人争应募矣。”
七年，诏：“役钱每千别纳头子五钱，凡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辇载之类，皆许取以供费，若尚不给用，许以情轻赎铜钱足之。”
先是，凡公家之费有敷於民间者，谓之“圆融”。多寡之数，或出临时，污吏乘之以为奸，习弊滋久。至是，诏辄圆融者，以违制论，不以去官赦原。
诏：“闻镇、定州民有拆卖屋木以纳免役钱者，令安抚、转运、提举司体量，具实以闻。”
王安石白上，言：“百姓卖屋纳役钱，臣不能保其无此。然论事有权，须考问从前差役卖屋陪填，与今卖屋纳役孰多孰少，即於役法利害灼然可见。”
诏：“崇奉圣祖及祖宗陵寝神御寺院、宫观，免纳役钱。诸旌表门闾有敕书，及前代帝王子孙於法有荫者，所出役钱依官户法，赐号处士非因技授者准此。”五月，诏：“诸路公人如弓箭手法，给田募人为之。凡逃、绝、监牧之田籍於转运司者，不许射买请佃，以其田给应募者，而覈其所直，准一年雇役为钱几何，而归其直於转运司。”衢州西安县用缗钱十二万买田，始足募一县之役。司农寺请行之诸路，诏自今用宽剩钱买募役田，须先参会馀钱可以枝梧灾伤，方许给买，若田价翔贵之地则止之。八月，诏罢给田募役法，已就募人如旧，阙者勿补。七月，参知政事吕惠卿献议曰：“免役出钱或未均，出於簿法之不善。按户令手实者，令人户具其丁口、田宅之实也。嘉祐敕造簿，委令佐责户长、三大户录人户丁口、税产物力为五等，且田野居民，耆、户长岂能尽知其贫富之详？既不令自供手实，则无隐匿之责，安肯自陈？又无赏典，孰肯纠抉？以此旧簿不可信用。谓宜仿手实之意，使人户自占家业，如有刊匿，即用隐寄产业赏告之法，庶得其实。”於是遂行手实法。其法：官为定立田产中价，使民各以田亩多少高下随价自占，仍并屋宅分有无蕃息以立之等，凡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非用器、田榖而辄隐落者许告，有实，三分以一充赏。将造簿，预具式示民，令依式为状，县受而籍之。以其价列定高下，分为五等。既该见一县之民物产物钱数，乃参会通县役钱本额而定所当输，明书其数，众示两月，使悉知之。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