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州路户四十万一千一百七十四，口一百一万六千一百一十一。
潼川府路户八十四万一千一百二十九，口二百一十四万三千七百二十八。
夔州路户二十万七千九百九十九，口二十七万九千九百八十九。
右《国朝会要》所载户口，南渡前无各路数目，故以《中书备对》所书元封各路数编入，而南渡後莫盛於宁宗嘉定之时，故备书之。
身丁钱者，东南、淮、浙、湖、广等路皆有之。自马氏据湖南始取永、道、郴、州、桂阳军、茶陵县民丁钱、绢、米、麦，嘉祐四年，诏无业者与除放，有业者减半。然道州丁米每岁犹为二千石，人甚苦之。绍兴五年，守臣赵坦请以二分敷於田亩，一分敷於民丁。诏下其议，漕司言：“如此，则贫民每丁当输二斗有奇，乞尽敷於田亩。”言者以为太重，请损其一分。诏漕司相度（四月甲辰）。六年，枢密院检详王迪又请两路丁钱随田税带纳（八月己亥），不果行。十四年，知永州罗长源言於朝，遂尽放湖南诸郡丁钱（十月庚子），然上供椿数则如故。後十馀年，杨良佐邦弼为漕，乃奏除之。江东诸郡丁口盐钱，李氏有国日所制也。盖以泰州及静海军（今通州）盐货计口俵散，收钱入官。其後失淮南，而盐不可得，既又令折绵绢输之，民益以为病。明道二年，范文正公为江淮安抚，乞会一路主户，以见在盐价，於春时给盐食用，随夏税送纳价钱。奏可。其後谓之蚕盐者，此也。两浙身丁钱者，始未行钞法以前，岁计丁口，官散蚕盐，每丁给盐一斗，输钱百六十有六，谓之丁盐钱。皇祐中，许氏以紬绢依时直折纳，谓之丁绢。自钞法既行之後，盐尽通商，而民无所给，每丁仍增钱为三百六十，谓之丁身钱。大观中，始令三丁纳绢一匹，当时绢贱，未有倍费，其後物价益贵。乃令每丁输绢一丈、绵一两，皆取於五等下户，民甚病之。建炎三年，诏以一半折绢，一半纳见钱（十一月丁未），於是岁为绢二十四万匹、绵百万两、钱二十万缗。绍兴初，又用严守颜为言，曾得解人免丁钱（三年四月甲午）。二十五年，上念浙民之困，免丁绢钱绵一年，以内府钱帛偿户部（八月己丑）。乾道元年，孝宗以两浙岁涝，又免灾伤郡邑身丁钱十三万七千缗、绢十六万三千匹，皆有奇（二月癸卯）。惟临安以驻跸所在，每三年一下诏除之，岁满复然。至开禧元年十二月御笔，浙路身丁钱自今永与除免，恩施浸博矣。先是，绍兴末，吕公雅广问为浙漕，以湖州丁绢多所隐漏，乃给申帖付民户，俾自排丁名，得四十万丁，每丁为钱千四百、绢八尺有奇（三十一年四月丁亥）。明年，守臣陈之茂因请折绢，以五千为匹，仍止岁额为定，不以添丁而增赋。诏皆可之（正月丁巳）。自是湖州以五丁科一匹矣。未几，又曾以七丁为一匹。乾道八年，余处恭为乌程令，请於朝，乞以七丁科一匹。曾钦道秉政，奏行之。自是为例。两淮丁钱者，不知所从始。乾道末，诏民户一丁充民兵者，本名丁钱勿输（七年八月丙辰）。二广丁钱，亦不知其所始。广西郡县贫薄，凡民间父祖年六十以上而身丁未成者，亦行科纳，谓之挂丁钱。绍熙初，诏令本路监司约束（二年郊赦申明）。大抵丁钱多伪国所创，余尝谓唐之庸钱，杨炎已均入二税，而後世差役复不免焉，是力役之征亦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输钱以免役，而绍兴以後，所谓耆户长、保正雇钱复不给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钱而论之，力役之征，盖取其四矣。而一有边事，则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孟子曰：“有布缕之征，有榖粟之征，有力役之征。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则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今布缕之征，有折税，有和、预买，川路有激赏，而东南有丁绢，是布缕之征三也。榖粟之征，有税米，有义仓，有和籴（川路谓之劝籴），而斗面加耗之输不与，是榖粟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征而论之，盖用其十矣，民安得不困乎？余恶夫世之俗吏，不知财赋本末源流，故以趣办为能，而拨其本也。故详录其事，以待上问而出焉（闽、浙、湖、广丁钱，在国初岁为四十五万缗，大中祥符四年七月尝除之，後又复）。
西汉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四十八口有奇，东汉户口率以十户为五十二口，可准周之下农夫。唐人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五十八口有奇，可准周之中次。自本朝元丰至绍兴户口，率以十户为二十一口，以一家止於两口，则无是理，盖诡名子户漏口者众也。然今浙中户口，率以十户为十五口有奇，蜀中户口，率以十户为二十口弱，蜀人生齿非盛於东南，意者蜀中无丁赋，於漏口少尔。昔陆宣公称租庸调之法曰：“不校阅而众寡可知，是故一丁授田，决不可令输二丁之赋，非若两税，乡司能开阖走弄於其间也。自井田什一之後，其惟租庸调之法乎！”
右二段系《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所载宋朝丁钱本末，及历代户口详略之概，其考订精核故书之。
水心叶氏曰：“为国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田垦税增，役众兵强，则所为而必从，所欲而必遂。是故昔者战国相倾，莫急於致民，商鞅所以坏井田开阡陌者，诱三晋愿耕之民以实秦地也。汉末天下殚残，而三国争利，孙权搜山越之众以为民，至於帆海绝徼，俘执岛居之夷而用之。诸葛亮行师，号为秉义，不妄虏获，亦拔陇上家属以还汉中。盖蜀之亡也，为户二十四万，吴之亡也，为户五十馀万，而魏不能百万而已。举天下之大，不当全汉数郡之众。然则因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自古而然矣。今天下州县，直以见入职贡者言之，除已募而为兵者数十百万人，其去而为浮屠、老子及为役而未受度者，又数十万人，若此皆不论也。而户口昌炽，生齿繁衍，几及全盛之世，其众强富大之形，宜无敌於天下。然而偏聚而不均，势属而不亲，是故无垦田之利，无增税之入，役不众，兵不强，反有贫弱之实见於外，民虽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听其自生自死而已。而州县又有因其丁中而裁取其绢价者，此其意岂以为民不当生於王之土地而征之者欤？夫前世之致民甚难，待其众多而用之，有终不得者，今欲有内外之事，因众多已成之民，率以北向，夫孰敢争者！而论者曾莫以为意，此不知其本之甚者也。以臣计之，有民必使之辟地，辟地则增税，故其居则可以为役，出则可以为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穷居憔悴，无地以自业。其驽钝不才者，且为浮客，为佣力，其怀利强力者，则为商贾，为窃盗，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为家。丰年乐岁，市无贵粜，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无所从给。大抵得以税与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垦，而能垦者非其田，此其所以虽蕃炽昌衍，而其上不得而用之也。呜呼！亦其势之有不得不然者矣。夫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集於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计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榖帛之直三倍於旧，鸡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於旧，田宅之价十倍於旧，其便利上腴，争取而不置者，数十百倍於旧。盖秦制万户为县，而宋、齐之间，山阴最大而难治，然犹不过三万，而两浙之县以三万户率者，不数也。夫举天下之民未得其所，犹不足为意，而此一路之生聚，近在畿甸之间，十年之後，将以救之乎？夫迹其民多而地不足若此，则其穷而无告者，其上岂宜有不察者乎？田无所垦而税不得增，徒相聚搏取攘窃以为衣食，使其俗贪淫诈靡而无信义忠厚之行，则将尽弃而鱼肉之乎！噫！此不可不虑也。汉之末年，荆、楚甚盛，不惟民户繁实，地著充满，而材智勇力之士森然出於其中，孙、刘资之以争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复振起，今皆为下州小县，乃无一士生其间者。而闽、浙之盛，自唐而始，且独为东南之望。然则亦古所未有也。极其盛而将坐待其衰，此岂智者之为乎？且其土地之广者，伏藏狐兔，平野而居虎狼，荒墟林莽，数千里无聚落，奸人亡命之所窟宅，其地气蒸郁而不遂；而其狭者，凿山捍海，儗决遗利，地之生育有限，民之锄耨无穷，至於动伤阴阳，侵败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应，天气亢而不属，肩摩袂错，愁居戚处，不自聊赖，则臣恐二者之皆病也。夫分闽、浙以实荆、楚，去狭而就广，田益垦而税益增，其出可以为兵，其居可以为役，财不理而自富，此当今之急务也。而论者则又将曰‘虑其因徙而生变’，夫岂有不变之术而未之思乎！抑听其自变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