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后神龙元年，户六百三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一。
万岁通天元年，敕：“天下百姓，父母令外继别籍者，所析之户并须与本户同，不得降下；其应入役者，共计本户丁中，用为等级，不得以析生蠲免。”
元宗开元十四年，户七百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
八年，宇文融请括籍外逃户羡田，从之（见《田赋门》）。
按：开元二十五年《户令》云：“诸户主皆以家长为之，户内有课口者为课户，无课口者为不课户。诸视流内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上，老男、废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为不课户，无夫者为寡妻妾，馀准旧令。诸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一人，九十二人，百岁五人，皆尽子孙听取，先亲皆先轻色，无近亲外取白丁者人，取家内中男者并听；诸以子孙继绝应析户者，非年十八以上不得析，即所继处有母在，虽小亦听析出；诸户欲析出口为户及首附口为户者，非成丁皆不合析，应分者不用此令。诸户计年将入丁、老疾，应徵免课役及给侍者，皆县令貌形状，以为定簿，一定以後，不须更貌，若有奸欺者，听随事貌定，以附於实。”九年，制：天下虽三载定户，每载亦有团貌，自今以後，计其转年合入中男、成丁、五十九者，任追团貌。
天宝十三载，户九百六十一万九千二百五十四。
《通典》：天宝十四载，管户总八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应不课户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一，应课户五百三十四万九千二百八十；管田总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不课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九百八十八，课口八百二十万八千三百二十一，唐之极盛也。
三载，更令民十八以上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又制：如闻百姓或有户高丁多，苟为规避；父母见在，别籍异居。宜令州县勘会，一家有十丁以上放两丁征行赋役，五丁以上者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风化。如更犯者，准法科罪。
《通典》曰：“我国家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才比於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也。”（愚论见《田赋门》）。
致堂胡氏曰：“世有博古者，言自古人主养民至一千万户则止矣。三代以上无经据者；两汉而後，诚未有溢於一千万户；明皇几之矣，繁夥既甚，理复亏耗，岂人力所能遏哉！是以数言亦然亦不然也。然者，以汉文、景而武帝继之，以隋高祖而炀帝继之，以明皇而禄山出焉。不然者，尧、舜、禹、启太平凡三百馀年，周成王身致刑措，康王、穆王、昭王嗣守丕业，太平亦二百馀年，岂与後世中国无事之时浅促之比也。然则唐、虞、夏、周之民，岂止一千万户而已哉！养之既至，教之又备，无夭札瘥及兵革杀戮之祸，父子祖孙连数十世为太平之民，王者代天理物，於是为尽矣。明皇享国虽久，户口虽多，不待易世而身自毁之，比祸乱稍平，几去其半，徒以内有一杨太真，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呜呼！可不监哉，可不监哉！”
肃宗至德元年，户八百一万八千七百一十。
乾元三年，户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三十四。
敕：“逃亡户不得辄徵，亲近及邻保务从减省，要在安存。”又敕：“应有逃户田宅并须官为租赁，取其价直以充课税。逃人归复，宜并却还。所由亦不得称负欠租赋，别有追索。”
《通典》：乾元三年，见到帐百六十九州，应管户总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三十四，不课户总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课户七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二，管口总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口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课口二百三十七万七百九十九。自天宝十四载至乾元三年，损户总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损口总三千五百九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三。
愚尝论汉以後以户口定赋，故虽极盛之时，而郡国所上户口版籍终不能及三代、两汉之数，盖以避赋重之故，递相隐漏。且疑天宝以上户不应不课者居三分之一有奇，今观乾元户数，则不课者反居其太半，尤为可笑。然则，是岂足凭乎（详见《田赋门》）。
代宗广德二年，户二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五。
诏一户三丁者免一丁，凡亩税二升，男子二十五为成丁，五十五为老，以优民。
二年，敕：“如有浮客愿编附，请射逃人物业者，便准式据丁口给授，如二年以上种植家业成者，虽本主到，不在却还限，任别给授。”
大历元年，制：“逃户复业者，给复二年。如百姓先卖田宅尽者，宜委本州县取逃死户田宅，量丁口充给。”
德宗建中元年，定天下两税户，凡三百八十万五千七十六。
《通典》：主户百八十馀万，客户百三十馀万。
《通典》论曰：“昔贤云：‘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適卫，冉子仆，曰：‘美哉，庶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国足则政康，家足则教从，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於逃税，国足不在於重敛，若逃税则不土著而人贫，重敛则多养羸而国贫，不其然矣（管子曰：‘以正户籍，调之养羸。’羸者，大贾蓄家也。正数之户既避其赋役，则至浮浪，以大贾蓄家之所役属，自收其利也）。三王以前，井田定赋。秦革周制，汉因秦法。魏晋以降，名数虽繁，亦有良规，不救时弊。昔东晋之宅江南也，慕容、符、姚迭居中土，人无定本，伤理为深，遂有庚戍土断之令，财丰俗阜，实由於兹。其後法制废弛，旧弊复起，义熙之际，重举而行，已然之效，著在前志。隋受周禅，得户三百六十万，开皇九年平陈，又收户五十万，洎於大业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载，有户八百九十万矣（自平陈後，又加四百八十馀万）。其时承西魏丧乱，周、齐分据，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网隳紊，奸伪尤滋。高熲睹流冗之病，建输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甿奉公上，蒙轻减之征（浮客，谓避公税，依强家作佃家也。荀悦论曰：‘公家之惠，优於三代；豪强之暴，酷於亡秦。是惠不下通，威福分於豪人也。’高熲设轻税之法，浮户悉自归於编户，隋代之盛，实由於此）。先敷其信，後行其令，烝庶怀惠，奸无所容。隋氏资储遍於天下，人俗康阜，熲之力焉。国家贞观中有户三百万，至天宝末百三十馀年，才如隋氏之数。圣唐之盛，迈於西汉，约计天下编户合逾元始之间，而名籍所少三百馀万（贞观以後，加五百九十万，其时天下户都有八百九十馀万也。汉武黩兵，人口减半，末年追悔，方息征伐。其後至平帝元始二年，经七十馀载，有户千二百二十馀万。唐百三十馀年中，虽时起兵戎，都不至减耗，而浮浪日众，版图不收，若比量汉时，实合有加数。约计天下人户，少犹可有千三四百万矣）。直以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责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职事委於郡胥，货贿行於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编甿百三十万，赖分命黜陟，重为按比，收入公税，增倍而馀（诸道加出百八十万，共得三百一十万）。遂令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甿，皆被其籍。诚適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旧制：百姓备公上，计丁定庸调及租，其税户虽兼出王公以下，比之二三十分唯一耳。自兵兴以後，经费不充，於是徵敛多名，且无常数，贪吏横恣，因缘为奸，法令莫得检制，烝庶不知告诉。其丁狡猾者即多规避，或假名入仕，或托迹为僧，或占募军伍，或依倚豪族，兼诸色役，万端蠲除。钝劣者即被徵输，困竭日甚。建中新令，并入两税，常额既立，加益莫由，浮浪悉收，规避无所）。而使臣置制各殊，或有轻重未一，仍属多故。兵革洊兴，旧额既在，见人渐艰。详今日之宜，酌晋、隋故事，版图可增其倍，征缮自减其半。赋既均一，人知税轻，免流离之患，益农桑之业，安人济用，莫过於斯矣（计诸簿帐所收，可有二百五十馀万户。按历代户口，多不过五，少不减三，约计天下，除有兵马多处食盐，足知见在之数。者采晋、隋旧典制置，可得五百万矣。以五百万户共黜二百五十万户税，自然各减数）。古之为理也，在於周知人数，乃均其事役，则庶功以兴，国富家足，教从化被，风齐俗一。夫然，故灾沴不生，悖乱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闾、族、党、州、乡、县、遂之制，维持其政，纲纪其人。孟冬司徒献民数於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图脱漏，人如鸟兽，飞走莫制，家以之乏，国以之贫，奸宄渐兴，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远者，将求理平之道，非无其本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