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尚书省言东南诸路盗铸当十钱者多，乃诏广南、福建路更不行使当十钱，有者兑换，於别路行使，其本路别铸小平钱。以闽、广系出铜处故也。又诏荆湖、江、浙当十钱并改作当五钱。
五年，蔡京罢相，监察御史沈畸言：“古者军兴，锡赏不继，或以一当百，或以一当千，此权时之宜，岂可行於太平无事之日！自为当十之议，召祸起奸，游手之民一朝鼓铸，无故而有数倍之息，何惮而不为？虽日斩之，其势不可遏也。”六月，诏当十钱惟京师、陕西、两河许行，诸路并罢。令民於诸县镇寨送纳，给以小钱，自一百至十贯止，令通用行使如川钞引法。
张商英为相，上言：“当十钱自唐以来，为害甚明，行之於今，尤见窒碍。盖小平钱出门有限有禁，故四方客旅物货交易得钱者，必入中求盐钞，收买官告、度牒，而馀钱又流布在街市小民间，故官司内外，交相利养。自当十钱行，一夫负八十千，小车载四百千，钱既为轻赍之物，则告、牒难售，盐钞非操虚钱而得实价则难行，轻重之势然也。今欲权於内库并密院诸司，借支应干封椿金银、物帛并盐铁等，下令以当十钱盗铸为滥害法，限半年更不行用。令民间尽所有於所在州军送纳，每十贯官支金银物帛四贯，文择其伪铸者送近便改铸小平钱，存其如样者。俟纳官足，十贯作三贯，文各拨还元借处，然後京城作旧钱禁施行，乃可议榷货通商钞法。”
蔡绦《国史补》：“国朝铸钱沿袭五代及南唐故事，岁铸之额日增，至庆历、元丰间为最盛，铜、铁钱岁无虑三百馀万贯，及元祐、绍圣而废弛，崇宁初则已不及祖宗之数多矣。鲁公秉政，思复旧额，以铜少终不能得，考夫古人之训，子母相权之说，因作大钱，以一当十，至大观，上又为亲书钱文焉。盖昔者鼓冶，凡物料火工之费，铸一钱凡十得息者一二，而赡官吏、运铜铁，悉在外也，苟稍加工，则费一钱之用，始能成一钱。而当十钱者，其重三钱，加以铸三钱之费，则制作极精妙廼得大钱一，是十得息四矣，始亦通流，又以其精致，人爱重之。然利之所在，故多有盗铸，如东南盗铸，其私钱既锲薄，且制作粗恶，遂以猥多成弊。大观三年，鲁公既罢，朝议改为当三，当三则折阅倍焉，虽县官亦不能铸矣，而大钱遂废。初议改当三也，宰执争辇钱而市黄金，在都金银铺未之知，不两月命下，时传以为讪笑。”
交子
天圣以来，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
熙宁元年，始立伪造罪赏如官印文书法。
二年，以河东公私共苦运铁钱劳费，诏置潞州交子务。
明年，漕司以其法行则矾、盐不售，有害入中粮草之计，奏罢之。四年，复行於陕西，而罢永兴军盐钞务，文彦博言其不便，未几，竟罢其法。
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将易，而後界给用已多，诏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万，以偿二十三界之数。交子之有两界自此始。
九年，以措置熙河财利孙迥言：“商人买贩，牟利於官，且损钞价。”於是罢陕西交子法。
绍圣元年，成都路漕司言：“商人以交子通行於陕西而本路乏用，请更印制。”诏一界率增造十五万缗。是岁，通旧额书放百四十万六千三百四十缗。
崇宁元年，复行陕西交子。
大观元年，改四川交子为钱引。自朝廷取湟、廓、西宁，籍其法以助兵费，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及更界年，新交子一乃当旧者之四，故更张之。成都漕司奏：“交子务已改为钱引务，欲以四十三界引准书放数，仍用旧印行之，使人不疑扰，自後并更为钱引。”从之。又诏：“陕西、河东数路引直五千至七千，而成都才直二三百，豪右规利害法，转运司觉捕扇惑之人，准法以行。民间贸易十千以上，令钱与引半用。”言者谓钱引杂以铜、铁钱，难较其直增损。诏令以铜、铁钱随所用分数比计，作铜钱闻奏。知威州张特奏：“钱引元价一贯，今每道止直一百文。盖必官司收受无难，自然民心不疑，便可递相转易通流，增长价例。乞先自上下请给不支见钱，并支钱引，或量支见钱一二分，任取便行，使公私不得抑勒，仍严禁止害法不行之人。”从之。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钱引，崇宁间行於京东西、淮南、京师诸路，惟福建、江、浙、湖、广不行。赵挺之以为福建，蔡京之乡里也，故免焉。
高宗绍兴三年，刘大中宣谕江南归，言泉司官吏之费岁十三万缗，请省官属。从之。
宋朝鼓铸，饶、池、江州、建宁府四监，岁铸铜钱百三十四万缗，充上供（饶州永平监，四十六万五千；江州广宁监，二十四万；池州永丰监，三十四万五千；建宁丰国监，二十四万四百）；衡、舒、严、鄂、韶、梧州六监，岁铸百五十六万缗，充逐路支用（衡州咸宁监，二十万；舒州同安监，十万；严州神泉监，十五万；鄂州宝泉监，十万；韶州永通监，八十三万；梧州元丰监，十八万）。建炎兵革，州县困敝，鼓铸皆废。绍兴初，并广宁监於虔州，并永丰监於饶州（後来只在饶州置司，赣州只系巡历），岁铸才及八万缗。以铜、铁、铅、锡之入，不及於旧，而官吏廪稍工作之费，视前日自若也。每铸钱一千，率用本钱二千四百文。时范汝为作乱，权罢建州鼓铸，二年复铸十二万缗，泉司应副铜、锡六十五万馀斤。
二十四年，罢铸钱司，归之漕司。
二十八年，上命御府铜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间铜器，告者有赏，其后得铜二百馀万斤。寺观钟、磬、铙、钹既籍定投务外，不得添铸。
二十九年，立为限制，命官之家存留见钱二万贯，民庶半之，馀限二年听变转金银，算请茶、盐、香、矾钞引之类，越数隐寄，许人告。
按：此即唐元和间所行，皆是以民间钱少而不能流通，县官费重而不能广铸，故为此末策耳。
孝宗隆兴元年，诏铸当二、小平钱，如绍兴之初。自乾、淳、迄嘉泰、开禧皆如之。
乾道六年，并铸钱司归发运司。
七年，复置。
八年，於饶、赣各置提点官。
自大中祥符及崇宁以来，钱皆精好。高宗尝谕近臣，欲尽如旧制，不较工料之费。乾道八年，孝宗以新铸钱淆杂，诏提点铸钱及永平监官、左藏西库监官、户工部长贰，议罚有差。
淳熙二年，并赣州归饶州而加都大焉。
祖宗内帑岁收新钱一百五万（江、池、饶、建四监），而每年退却六十万，三年一郊，又支一百万赴三司，是内帑每年才得十一万六千馀缗，而左藏得九十三万三千馀缗也。今岁额止十五万，而隶封椿者半，内藏者半，左藏咸无焉。又自国家置市舶於浙，於闽，於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是以自临安出门有禁，下江有禁，入海有禁。凡舶船之方发也，官必点视，及遣巡捕官监送放洋。然商人先期以小舟载钱离岸，及官司之点、巡捕之送，一为虚文。於是许火内人告，以其物货之半充赏；又或以装发，则舶回日亦许告首，尽以回货充赏。沿海州军以铜钱入海船者有罚。淳熙五年五月，诏蕃商往来夹带铜钱五百文，随离岸五里外依出界法。
臣僚言：“泉、广二舶司及西、南二宗司，建州回易，悉载金钱。四司既自犯法，郡县巡尉其能谁何？至淮、楚屯兵，月费五十万，见钱居其半，南北贸易，缗钱之入敌境者，不知其几。於是沿边皆用铁钱矣。”所以淮南旧铸铜钱，乾道初，诏两淮、京西悉用铁钱，荆门隶湖北，以地接襄、岘，亦用铁钱，而淮西鼓铸铁钱未办。议者欲取之蜀，事既行，参政洪造以为不便，上然之，但即蜀中取十五万缗，行之庐、和而已。
六年，诏司农丞许子中往淮西措置铁钱。子中言舒、蕲、黄州皆产铁，合置监（舒州置同安监，蕲春置蕲春监，黄州置齐安监），且铸折二钱。诏户部支凑二十万贯为本。又诏发运司通管四监（江州、兴国军、临江军、抚州）。子中所管三监（舒、蕲、黄），每岁各认三十万贯，其大小铁钱，令两淮通行。
七年，舒、蕲守臣皆以铸钱增羡迁官，然淮民为之大扰。
光宗绍熙二年，诏帅、漕司赈粜收破缺铁钱及私钱。明年，又降度牒二百道换私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