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州襄阳县有屯田三百馀顷，知州耿望请置营田务，是岁，种稻三百馀顷。五年，以其烦扰，罢之。
唐州赭阳陂亦有营田务，岁种七十馀顷。後以其所收薄，且扰人，罢之，赋贫民。
天禧末，诸州屯田总四千二百馀顷，而河北屯田岁收二万九千四百馀石，而保州最多，逾其半焉。江淮、两浙承魏制，皆有屯田，克复後，多赋与民输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虽有其实，而岁入无几，利在畜水，以限戎马而已。
治平三年，河北屯田有田三百六十七顷，得榖三万五千四百六十八石。
屯田因兵屯得名，则固以兵耕；营田募民耕之，而分里筑室，以居其人，略如晁错田塞之制，故以营名，其实用民而非兵也。国初，惟河北屯田有兵，若江、浙间名屯田者，皆因五代旧名，非实有屯也。祥符九年，李允则奏改保州、定州营田务为屯田务，则募兵以供其役。熙宁取屯田务罢之，则又收务兵各隶其州，以为厢军，则屯、营固异制矣。然咸平中，营田襄州，既而又取邻州兵用之，则非单出民力。熙、丰间，屯营多在边州，土著人少，则不复更限兵民，但及给用即取之，於是屯田、营田实同名异，而官庄之名最後乃出，亦往往杂用兵民也。其间又有牧地者，本收闲地以给牧养，後亦稍取可耕者以为之田，而边地荒弃者，又立顷亩，招弓箭手田；其不属弓箭手而募中土人往耕者，壤地租给大抵参错，名虽殊而制相入也。
神宗熙宁元年，诏以坊监牧马馀地立田官，令专稼政，以资牧养之用。按原武、单镇、洛阳、沙苑、淇水、安阳、东平七监地，馀良田万七千顷，可赋民租佃，收草粟以备枯寒，从枢密副使邵亢请也。
四年，河北屯田司屡言丰岁所入亦不偿费，诏沿边屯田，不以水陆，悉募民租佃，罢屯田务，收其兵为州厢军。
五年，知延州赵善卨乞根括閑田及募弓箭手，詔如其請行之。
卨上議曰今陜西虽有旷土，而未尝耕垦，屯戍不撤，而远方有输纳之勤。愿募民耕闲田。经略安抚使郭逵言：“今怀宁寨新得地百里，已募弓箭手，无闲田可耕。”遂括得地万五千馀顷，募蕃汉兵几五千为八指挥。知熙州王韶乞以河州蕃部近城川地招弓箭手，又以山坡地招蕃兵弓箭手，每寨五指挥，以二百五十人为额，每人给地一顷，蕃官两顷，大蕃官三顷。熙河多美田，朝廷委提点秦凤刑狱郑民宪兴营田，奏辟官属，以集其事。
七年，章惇初筑沅州，亦为屯田务。元丰二年，以所收不及额，罢之。
九年，诏：“熙河路有弓箭手耕种不及之田，经略安抚司权点厢军田之，官置牛具、农器，人给一顷，岁终参较弓箭手、厢军所种，孰为优劣，以行赏罚。”六月，郑民宪言：逃走弓箭手并营田地土，作多方设法，召人请佃。今来认租课，乞许就近於本城寨送纳，特与蠲免支移、折变。从之。
知河州鲜于师中乞以未募弓箭手地百顷为屯田。从之。
枢密使吴充言：“实边之策，惟屯田为利。近闻鲜于师中建请，朝廷以计置弓箭手重於改作，故裁令试治百顷而已。然屯田之法，行之於今诚未易，惟有因今弓箭手以为助法，公田似有可为。且以熙河四州较之，无虑一万五千顷，十分取一以为公田，大约岁收亩一石，则公田所得十五万，水旱、肥瘠，三分除一，亦可得十万。官无营屯、牛具、廪给之费，借用众力而民不劳，大荒不收而官无损，省转输，平籴价，凡六便。”诏议其事。议者谓弓箭手皆新招，重以岁连不善，若使之自备功力耕佃，恐人心动摇，宜俟稍稔推行。
元丰元年，诏经制熙河财用司括冒耕地，期半岁，使民得自言。
五年，提举熙河营田康识言：“新复土地，及命官分画经界，选知田厢军，人给一顷耕之，馀悉给弓箭手，人加一顷，有马者又加五十亩，每五十顷为一营。”“四寨堡见缺农作厢军，乞许於秦凤、泾原、熙河三路选募厢军及马递铺卒，愿行者人给装钱二千。”从之。
八年，枢密院上河东经略司之言曰：“去年出兵耕种木瓜原地，凡用将兵万八千馀人，马二千馀匹，费钱七千馀缗，榖近九千石，糗粮近五万斤，草万四千馀束。又保甲守御费缗钱千三百，米三千二百石，役耕民千五百，雇牛千具，皆强民为之，所收禾、粟、荞麦万八千石，草十万二千，不偿所费。又借转运司钱榖以为子种，至今未偿。增人马防拓之费，仍在年计之外。虑经略司来年再欲耕种，乞早赐约束。”诏谕吕惠卿毋蹈前失。
先一年，惠卿雇五县耕牛，发将兵外护耕新疆於木瓜原等处五百馀顷，自谓所得极厚，可助边计。至是，乃诏戒之。
元祐元年，永兴军民庶进状言：“兴平县有地二百四十馀顷，久输二税。熙宁五年，本县抑令退为牧地。”诏提刑司审定以奏，如他州县更有以税地改牧地者，亦具以闻。提刑司乞与免纳租钱，给种如故。
大观二年，陕西转运副使孙琦言：“西宁、湟、廊三州良田沃野，并给族部，略无税赋。今进筑之初，宜召诸首领与族长开谕，令量立租课，责期限，并委族长使之催输。”诏童贯度其宜以行。
五年，提举泾原弓箭手司奏：“乞案汉蕃田土，其已开熟地仍许著业外，若非朝命所给，而州军帅司一时私自拨予，或川原漫坡地土今仍荒闲者，并以给招阙额人马，惟其不堪耕种者，方许拨充牧地，庶可究极地利，增广人兵。”从之。
祖宗时，营田皆置务（淳化中，河北有屯田务。祥符九年，改定州、保州营田务为屯田务。天圣四年，废襄、唐二州营田务。庆历元年，陕西置营田务）。何承矩建议於河北（端拱元年）欧阳修募弓箭手於河东（庆历二年），陈恕、樊知古招置营田於河东、北（端拱二年），范仲淹大兴屯田於陕西（庆历元年），耿望置屯田襄州（咸平二年），章惇初筑沅州亦为屯田务（熙宁七年）。正以极边两不耕之地，并边多流徙之馀，因地之利，课以耕耘，赡师旅而省转输，此所以为扈边实塞之要务，足国安民之至计也。然屯田以兵，营田以民，固有异制（营者，分里筑室，以居其人，如晁错田塞之制）。咸平中，襄州营田既调夫矣，又取邻州之兵，是营田不独以民也。熙、丰间，边州营屯不限兵民，皆取给用，是屯田不独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不尽之地，复以募民，则兵民参错，固无异也。然前後施行，或以侵占民田为扰（虞奕於徽），或以差借耨夫为扰（咸平二年，耿望襄州借夫），或以诸郡括牛为扰（庆历间，范雍括诸郡牛），或以兵民杂耕为扰，又或以诸路厢军不习耕种，不能水土为扰（元符三年九月，提举河东营田言），至於岁之所入，不偿其费，遂又报罢。惟因弓箭手为助田法，一夫受田百亩，别以十亩为公田，俾之自备种粮、功力，岁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无廪给之费，民有耕凿之利，若可以为便矣。然弓箭手之招至者，末安其业，而种粮无所仰给，且又责其借力於公田，虑人心易摇，卒莫之行（熙宁九年正月，郑民宪言）。
绍兴元年，镇抚使、知荆南府解潜奏，措置荆南、归、陕、荆门、公安五州营田。其後军食仰给，省县官之半。
二年，德安、复州、汉阳军镇抚使陈规放古屯田，有逃户归业者收毕给之，过三年者不受理。凡军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险隘，立为堡寨，其弓兵等，半为守御，半为耕种，如遇农时，则就田作，有警则充军用。凡耕种则必少增钱粮，秋收给斛斗犒赏，依锄田客户则例，馀并入官。凡民户所营之田，水田亩赋粳米一斗，陆田豆麦夏秋各五升，满二年无欠输，给为永业。兵民各处一方。流民归业渐众，亦置堡寨屯聚。凡屯田事务，营田司兼行；营田事，府、县官兼行，更不别置官吏。当时廷绅因规奏请，相与推广，谓：“一夫受田百亩，古制也。厥今诸荒田甚多，惟恐人力不足，兼肥瘠不同，难以概论，当听人户量力取射。其有阙少牛畜，宜用人耕之法，以二人拽一犁。凡受田，五人为一甲，别给菜田五亩为庐舍、稻场。兵屯以大使臣主之，民屯以县令主之，以岁课多少为殿最。”下诸镇推行之。又诏江东、西宣抚使韩世忠措置建康营田。又诏湖北、浙西、江西屯营田，徭役科配并免。
五年，屯田郎中樊宾言：“荆湖、江南与两浙膏腴之田弥亘数千里，无人可耕，则地有遗利；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几千万人，则人有馀力。今若使流寓失业之人，尽田荒闲不耕之田，则地无遗利，人无遗力，可以资中兴。”
六年，右仆射张浚奏改江淮屯田为营田。凡官田、逃田并拘籍，以五顷为一庄，募民承佃。命措置官樊宾、王弗行之。寻命五大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吴玠及江、淮、荆、襄、利路帅悉领营田使。江淮营田置司建康，岁中收榖三十万有奇。
八年，监中岳李偒言：“营田之官或抑配豪户，或强科保正，田瘠难耕，多收子利。”张浚亦觉其扰，请罢司，以监司兼领。於是诏帅臣兼领营田，内见带营田使名者即仍旧。
诏奖谕川陕宣抚吴玠治废堰营田六十庄，计田八百五十四顷，约收二十五万石，补助军粮，以省馈饷。
十六年，定江淮、湖北营田，以绍兴七年至十三年所收数内取三年最多数，内取一年酌中为额，县官奉行有方，无词诉抑勒处，分三等定赏罚。
隆兴元年，工部尚书张阐言：“今日荆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无耕田之民也。官司虑其功之不就，不免课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舍已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赋税犹在。或远数百里追夺以来，或名双丁，役其强壮，占百姓之田以为官田，夺民种之榖以为官榖，老稚无养，一方骚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於朝，罢之诚是也。然臣窃谓自去岁以来，置耕牛，置农器，修长、水二渠，费已十馀万，其间岂无已垦辟之地？岂无庐舍场圃尚可卒业？一旦举而弃之，必为势家所占，则是捐十万缗於无用之地，而荆襄之田终不可耕也。臣比见两淮归正之民，动以万计，官给之食，以半岁为期，今逾期矣。官不能给，则老弱饥饿者转而他之，殊失斯民向化之心，兼亦有伤国体。臣愚以为荆襄之田尚有可承之规，与其弃之，孰若使归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离，庶使中原之民知朝廷有以处我，率皆襁负而至。异日垦辟既广，田畴既成，然後取其馀者而输之官，实为两便。”诏除见耕种人依旧外，馀令虞允文同王珏疾速措置。
扬州、兴元府、阶、成、岷、凤等处屯田，後皆以所得不偿所费，罢之。
议者皆曰：“汉赵充国、魏枣祗屯田皆卓有成效。”不知充国以方隆之汉，敝垂尽之先零；枣祗以未裂之中原，营於无虞之许下，其为之也暇，且无有害其成者。今禾黍未登场，而驰突蹂践，有不可必，苟严其备，有以限戎马之来，则沿边莽堰，莫非可耕之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