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靖所言，与元魏孝文时李安世之策略同，皆是官取荒闲无主之田以授民。但安世则仿井田，立还授之法，而此则有授无还，又欲官给牛、种等物贷之，而五年後，方收其租，责其偿，此所以费多而难行。然前乎此，有至道元年之诏；後乎此，咸平二年之诏。至道之诏，劝诱之词意恳切；咸平之诏，关防之规画详明。虽不必如靖所言张官置吏，计口给田，多费官钱，而自足以收劝农之效矣。
真宗咸平二年，诏曰：“前许民户请佃荒田，未定赋税，如闻抛弃本业，一向请射荒田。宜令两京诸路晓示，应从来无田税者，方许请射系官荒土及远年落业荒田，候及五年，官中依前敕，於十分内定税二分为永额。如见在庄田土窄，愿於侧近请射，及旧有庄产，後来逃移，已被别人请佃，碍敕无路归业者，亦许请射，州县别置籍钞上，逐季闻奏。其官中放收要用田土，及系帐逃户庄园、有主荒田，不得误有给付。如抛本业，抱税东西，改易姓名，妄求请射者，即押归本贯勘断。请田户吏长常切安抚，不得搅扰。”
咸平六年，广西转运使冯琏上言：“廉、横、宾、白州民田虽耕垦，未尝输送，已命官检括，令尽出常租。”上曰：“遐方之人，宜省徭赋。”亟命停罢。
大中祥符元年，诏：“版籍之广，赋调方兴，尚虑有司有循旧式，资一时之经费，俾邻郡以均输。况稼穑之屡登，宜庶民之从便，宜蠲力役，用示朝恩。应诸路今年夏税赋，止於本州军输纳。”又诏：“河北罢兵，其诸州赋税，止於本处送纳。”
诏：“夏税，诸州军所纳大小麦，纳外残欠，许以秋色斛斗折纳。”
四年，诏诸州所须繁碎物折便以正税折斛者皆罢。大中祥符五年，上以江、淮、两浙路稍旱即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之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内出种法，令转运司揭榜示民。其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
六年，知滨州吕夷简请免税河北农器，诸路农器悉免输算。
天禧四年，诏诸路提点刑狱朝臣为劝农使，使臣为副使，取民籍视其差等，不如式者惩革之。劝恤农民，以时耕垦，招集逃散，检括陷税，凡农田事悉领焉。自景德中置劝农之名，然无职局，至是，始置局案，铸印给之。
开宝末，天下垦田二百九十五万三千三百二十顷六十亩。
至道二年，垦田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五十一顷二十五亩。
天禧五年，垦田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八十四顷三十二亩。
大凡租税有榖、帛、金铁、物产四类。榖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麦，四曰黍，五曰穄，六曰菽，七曰杂子（粟之品七：曰粟、小粟、梁榖、硷、〈广禾〉粟、秫米、黄米。稻之品四：粳米、糯米、水榖、旱稻。麦之品七：曰小麦、大麦、青稞麦、〈麥廣〉麦、青麦、白麦、荞麦。黍之品三：曰黍、蜀黍、稻黍。穄之品三：曰穄、秫穄、｛麻黍｝穄。菽之品十六：曰豌豆、大豆、小豆、绿豆、红豆、白豆、青豆、褐豆、赤豆、黄豆、胡豆、落豆、元豆、荜豆、巢豆、杂豆。杂子之品九：曰脂麻〈广禾〉子、稗子、黄麻子、苏子、苜蓿子、莱子、荏子、草子）。布帛丝绵之品十：一曰罗，二曰绫，三曰绢，四曰纱，五曰絁，六曰紬，七曰杂折，八曰丝线，九曰绵，十曰布葛。金铁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银，三曰铁、鑞，四曰铜、铁钱。物产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齿、革、翎毛，三曰茶、盐，四曰竹木，麻草、刍菜。五曰果、药、油、纸、薪、炭、漆、蜡。六曰杂物（六畜之品三：曰马、羊、猪。齿、革、翎毛之品七：曰象牙，麂皮，鹿皮，牛皮，狨、鹅翎、杂翎。竹之品四：曰｛竹冉｝竹、箭簳竹、箬叶、芦｛艹廢｝。木之品三：曰桑、橘、楮皮。麻之品五：曰青麻、白麻、黄麻、冬、苎麻。草之品五：曰紫苏、茭、紫草、红花、杂草。刍之品四：曰草、稻草、穰、茭草。油之品三：曰大油、桐油、鱼油。纸之品五：曰大灰纸、三钞纸、刍纸、小纸、皮纸。薪之品三：曰木柴、蒿柴、草柴。杂物之品十：曰白胶、香桐子、麻鞋、版瓦、堵笪、甆器、苕帚、麻翦、蓝淀、草荐）。至道末，岁收榖三千一百七十万七千馀石，钱四百六十五万六千馀贯，绢一百六十二万五千馀匹，絁、紬二十七万三千馀匹，布二十八万二千馀匹，丝线一百四十一万馀两，绵五百一十七万馀两，茶四十九万馀斤，刍茭三千馀万围，蒿二百六十八万馀围，薪二十八万馀束，炭五十三万馀秤，鹅翎、杂翎六十二万馀茎，箭簳八十九万馀只，黄铁三十万馀斤，此皆逾十万之数者，他物不复纪。天禧末所收：榖增一百七万五千馀石，钱增二百七十万八千馀贯，绢减一万馀匹，絁、紬减九万二千馀匹，丝线减五十万五千馀两，布增五万六千馀匹，绵减一百一十七万五千馀两，茶增一百一十七万八千馀斤，刍茭减一千一百万五十馀围，蒿减一百万馀围，炭减五十万四千馀秤，鹅翎、杂翎增一十二万九千馀茎，箭簳增四十七万馀只，黄铁增五万馀斤。又鞋八十一万六千馀量，麻皮三十九万七千馀斤，盐五十七万七千馀石，纸十二万三千馀幅，芦｛艹廢｝二十六万馀张。大率名物约此，其折变及移输比壤者，视当时所须焉。
岁时其类有五：曰公田之赋，官庄、屯田、营田赋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赋，百姓各得专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是也；曰杂变之赋，牛革、蚕盐、食盐之类，随其所出，变而输之者是也；曰丁口之赋，计丁率米是也。其输有常处，而以有馀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须，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其输之迟速，视收成早暮而宽为之期，夏有至十月，秋有至明年二月者，所以纾民力也。自祖宗承五代之乱，王师所至，首务去民疾苦，无名苛细之敛，剗革几尽，尺缣斗粟，无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则蠲除、倚阁，殆无虚岁，倚阁者，後或岁凶，亦辄蠲之。而又田制不立，畎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伪冒者，未尝考按，故赋入之利，视古为薄。丁谓尝曰“二十而税一者有之，三十而税二者有之”，盖谓此也。
乾兴元年十一月（时仁宗已即位，未改元），诏限田：公卿以下毋过三十顷，衙前将吏应复役者毋过十五顷，止於一州之内。而任事者以为不便，寻废（详见《差役门》）。又禁近臣置别业京师，又禁寺观毋得市田。
天圣初，诏民流积十年者，其田听人耕，三年而後收赋，减旧额之半。後又诏流民能自复者，赋亦如之。既而又与流民期，百司复业，蠲赋役五年，减旧赋十之八，期尽不至，听他人得耕。
时天下生齿日蕃，田野多辟，独京西唐、邓间尚多旷土，唐州闲田尤多，入草莽者十八九，或请徙户实之，或议以卒屯田，或请废为县。嘉祐中，赵尚宽守唐州，劝课劳来，岁馀，流民自归及自他所至者二千馀户，引水溉田或数万顷。诏增秩赐钱，留再任。
宝元中，诏诸州旬上雨雪，著为令。
皇祐中，作宝岐殿於苑中，每岁诏辅臣观刈榖麦，罕复出郊矣。
皇祐中，垦田二百二十八万馀顷。
治平中，四百四十馀万顷。
皇祐、治平，三司皆有《会计录》，其间相去不及二十年，而垦田之数增倍。以治平数视天禧则犹不及，而叙《治平录》者，以为此特计其赋租以知顷亩之数，而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计之，则天下垦田无虑三千馀万顷矣。盖祖宗重扰民，未尝穷按，故莫得其实，姑著其可见者如此。治平中，废田见於籍者，犹四十八万馀顷。景祐时，谏官王素言，天下田赋轻重不等，请均定。而欧阳修亦言：“秘书丞孙琳尝往洺州肥乡县，与大理寺丞郭谘以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愿召二人者。”三司亦以为然，且请於亳、寿、蔡、汝四州择尤不均者均之。於是遣谘蔡州。谘首括一县，得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馀顷，均其赋於民。既而谘言州县多逃田，未可尽括，朝廷亦重劳人，遂罢。
自郭谘均税之法罢，论者谓朝廷徒恤一时之劳，而失经远之虑。至皇祐中，天下垦田视景德增四十一万七千馀顷，而岁入九榖乃减七十一万八千馀石，盖田赋不均，故其弊如此。其後田京知沧州，均无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岁增赋榖帛之类，无棣总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唐总万四千八百四十七。既而或言沧州民以为不便，诏如旧。嘉祐时，复诏均定，命三司使包拯与吕居简、吴中复总之，继以命张掞、吕公弼，乃遣官分行诸路，而秘书丞高本在遣中，独以为不可均。已而复罢，才均数郡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