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尹齐抗复论其弊，以为：“陛下行两税，课纳有时，贪暴无所容奸，二十年间，府库充牣。但定税之初，钱轻货重，故陛下以钱为税。今钱重货轻，若更有税名，以就其轻，其利有六：吏绝其奸，一也；人用不扰，二也；静而获利，三也；用不乏钱，四也；不劳而易知，五也；农桑自劝，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税反配钱，至输时复取布帛，更为三估计折，州县升降成奸。若直定布帛，无估可折。盖以钱为税，则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觉，今两税出於农人，农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又有鼓铸以助国计，何必取於农人哉！”疏入，亦不报。
东莱吕氏曰赋：“役之制自《禹贡》始，可见《禹贡》既定九州之田赋，以九州之土地，为九州之土贡。说者以谓有九州之土贡，然後以田赋之当供者，市易所贡之物。考之於经，盖自有证。何者？甸服百里赋纳总，至於五百里米，自五百里之外，其馀四服米不运之京师，必以所当输者土贡於天子。以此知当时贡、赋一事，所以冀州在王畿甸服之内，全不叙土贡，正缘已输粟米。以此相参考，亦自有证。盖当时寓兵於农，所谓贡赋，不过郊庙宾客之奉，都无养兵之费，故取之於畿甸而足。自大略而言之，三代皆沿此制，夏后氏五十而贡，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三代之赋略相当，《周官》所载，九畿之贡而已。九州之贡所谓出者半，或三之一，或四之一，或以半输王府，或以二之一输王府，或以四之一输王府。所谓土贡未必能当贡赋之半，留之於诸侯之国，以待王室之用，皆是三代经常之法。所谓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师，说者以为二千五百人为师，亦是一时权时之役。所谓经常之役，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豳诗所谓‘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皆是经常之役法如此。用兵军役寓之井赋乘马之法，无事则为农，有事则征役。至汉有所谓材官，践更、过更、卒更三等之制，当时有干戈之征。及至魏晋，有户调之名，凡有户者出布帛，有田者出租赋。後魏亦谓之户调，在後魏以一夫一妇出帛一疋，在北齐则有一床半床之制，已娶者则一床，未娶者则半床。当时有户调之名，然役法尚存古制。但至南北朝，增三代之三日至於四十五日。自汉至南北朝，其赋役之法如此。至唐高祖立租庸调之法，承袭三代、汉、魏、南北之制，虽或重或轻，要之规摹尚不失旧。德宗时，杨炎为相，以户籍隐漏，徵求烦多，变而为两税之法。两税之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复见。然而两税在德宗一时之间虽号为整办，然取大历中科徭最多以为数，虽曰自所税之外并不取之於民，其後如间架，如借商，如除陌，取於民者不一，杨炎所以为千古之罪人。大抵田制虽商鞅乱之於战国，而租税犹有历代之典制，惟两税之法立，古制然後扫地。要得复古，田制不定，纵得薄敛如汉文帝之复田租，荀悦论豪民收民之资，惟能惠有田之民，不能惠无田之民。田制不定，虽欲复古，其道无由。兵制不复古，民既出税赋，又出养兵之费，上之人虽欲权减，兵又不可不养。兵制不定，此意亦无由而成。要之寓兵於农，赋役方始定。”
按：自秦废井田之制，隳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计多少，於是始舍地而税人，征赋二十倍於古。汉高祖始理田租，十五而税一，其後遂至三十而税一，皆是度田而税之。然汉时亦有税人之法。按汉高祖四年，初为算赋，注：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七岁至十五出口赋，人钱二十，此每岁所出也。然至文帝时，即令丁男三岁而一事，赋四十，则是算赋减其三之二，且三岁方徵一次，则成丁者一岁所赋不过十三钱有奇，其赋甚轻。至昭、宣帝以後，又时有减免。盖汉时官未尝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强田连阡陌，而贫弱无置锥之地，故田税随占田多寡为之厚薄，而人税则无分贫富。然所税每岁不过十三钱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绍，乃令田每亩输粟四升，又每户输绢二疋、绵二斤，则户口之赋始重矣。晋武帝又增而为绢三疋、绵三斤，其赋益重。然晋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则出此户赋者亦皆有田之人，非凿空而税之，宜其重於汉也。自是相承，户税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齐、周、隋、唐因之。赋税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简略，不能详知，然大概计亩而税之令少，计户而税之令多。然其时户户授田，则虽不必履亩论税，只逐户赋之，则田税在其中矣。至唐始分为租、庸、调，田则出粟稻为租，身与户则出绢布绫锦诸物为庸、调。然口分、世业，每人为田一顷，则亦不殊元魏以来之法，而所谓租、庸、调者，皆此受田一顷之人所出也。中叶以後，法制隳弛。田亩之在人者，不能禁其卖易，官授田之法尽废，则向之所谓输庸、调者，多无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与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赋可乎？又况遭安、史之乱，丁口流离转徙，版籍徒有空文，岂堪按以为额？盖当大乱之後，人口死徙虚耗，岂复承平之旧？其不可转移失陷者，独田亩耳。然则视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以定两税之法，虽非经国之远图，乃救弊之良法也。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输其所有，乃计绫帛而输钱。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遂至输一者过二，重为民困。此乃掊刻之吏所为，非法之不善也。陆宣公与齐抗所言固为切当，然必欲复租、庸、调之法，必先复口分、世业之法，均天下之田，使贫富等而後可，若不能均田，则两税乃不可易之法矣。又历代口赋、皆视丁、中以为厚薄。然人之贫富不齐，由来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缪？今两税之法，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尤为的当。宣公所谓：“计估算缗，失平长伪，挟轻费转徙者脱徭税，敦本业不迁者困敛求，乃诱之为奸，殴之避役。”此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过，非法之弊。盖力田务本与商量逐末，皆足以致富。虽曰逐末者易於脱免，务本者困於徵求，然所困犹富人也，不犹愈於庸调之法不变，不问贫富，而一概按元籍徵之乎？盖赋税必视田亩，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贡、助、彻，亦只视田而赋之，未尝别有户口之赋。盖虽授人以田，而未尝别有户赋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轻其户赋者，两汉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户赋，田之授否不常，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遂至重为民病，则自魏至唐之中叶是也。自两税之法行，而此弊革矣，岂可以其出於杨炎而少之乎？
又按：古今户口之数，三代以前姑勿论。史所载西汉极盛之数，为孝平元始二年，人户千一百二十三万三千。东汉极盛之时，为桓帝永寿三年，户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此《通典》所载之数，据《东汉书·郡国志》，计户一千六百七万九百六则多《通典》五百八十三万有奇，是又盛於前汉矣。）三国鼎峙之时，合其户数不能满百二十万，昔人以为才及盛汉时南阳、汝南两郡之数。盖战争分裂，户口虚耗，十不存一，固宜其然。然晋太康时，九州攸同，不可谓非承平时矣，而为户只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自是而南北分裂，运祚短促者，固难稽据，姑指其极盛者计之，则宋文帝元嘉以後，户九十万六千八百有奇；魏孝文迁洛之後，只五百馀万，则混南北言之，才六百万。隋混一之後，至大业二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有奇；唐天宝之初，户八百三十四万八千有奇。隋唐土地不殊两汉，而户口极盛之时，才及其三之二，何也？盖两汉时，户赋轻，故当时郡国所上户口版籍，其数必实；自魏晋以来，户口之赋顿重，则版籍容有隐漏不实，固其势也。南北分裂之时，版籍尤为不明，或称侨寄，或冒勋阀，或以三五十户为一户苟避科役，是以户数弥少。隋唐混一之後，生齿宜日富，休养生息莫如开皇、贞观之间，考覈之详莫如天宝，而户数终不能大盛。且天宝十四载所上户，总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而不课户至有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夫不课者鳏寡、废疾、奴婢及品官有荫者皆是也，然天下户口，岂容鳏寡、废疾、品官居其三之一有奇乎？是必有说矣。然则以户口定赋，非特不能均贫富，而適以长奸伪矣。又按汉元始时，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千三十六顷，计每户合得田六十七亩百四十六步有奇；隋开皇时垦田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计每户合得田二顷有馀。夫均此宇宙也，田日加於前，户日削於旧，何也？盖一定而不可易者田也，是以乱离之後容有荒芜，而顷亩犹在。可损可益者户也，是以虚耗之馀，并缘为弊，而版籍难凭。杜氏《通典》以为我国家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才比於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其说是矣，然不知庸、调之征愈增，则户口之数愈减，乃魏晋以来之通病，不特唐为然也。汉之时，户口之赋本轻，至孝宣时又行蠲减，且令流徒者复其赋，故胶东相王成遂伪上流民自占者八万馀口以徼显赏。若如魏、晋以後之户赋，则一郡岂敢伪占八万口，以贻无穷之逋负乎？陆宣公又言：“先王制赋入，必以丁夫为本，无求於力分之外，无贷於力分之内。故不以务穑增其税，不以辍稼减其租，则播种多；不以殖产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调，则地著固；不以饰励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则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尽其力。”此虽名言，然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均是人也，而才艺有智愚之不同；均营生也，而时运有屯亨之或异。盖有起穷约而能自致千金，其馀力且足以及他人者；亦有蒙故业而不能保一簪，一身犹以为累者，虽圣人不能比而同之也。然则以田定赋，以家之厚薄为科敛之轻重，虽非盛世事，而救时之策不容不然，未宜遽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