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悦论曰：古者什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也。今汉氏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大半。官家之惠，优於三代；豪强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强也。文帝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適足以资豪强也。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众之时，田广人寡，苟为可也。然欲废之於寡，立之於众，土地布列在豪强，卒而革之，并有怨心，则生纷乱，制度难行。由是观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兴之後，人众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备井田之法，宜以口数占田，为之立限，人得耕种，不得卖买，以赡贫弱，以防兼并，且为制度张本，不亦善乎！
老泉苏氏曰：“周之时用井田。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麾於其间，而役属之民夏为之耨，秋为之获，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穷饿而无告。夫使耕者至於穷饿，而不耕不获者坐而食富强之利，犹且不可，而况富强之民输租於县官，而不免於怨叹嗟愤！何则？彼以其半而供县官之税，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上之税也。周之什一，以其全力而供什一之税也。使其半供什一之税，犹用十二之税然也。况今之税，又非特止於什一而已，则宜乎其怨叹嗟愤之不免也。噫！贫民耕而不免於饥，富民坐而饱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废井田井田。复，则贫民有田以耕，榖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无饥；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锢贫民，其势不耕则无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县官之税，又可以无怨。是以天下之士争言复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夺富民之田以与无田之民，则富民不服，此必生乱。如乘大乱之後，土旷而人稀，可以一举而就。高祖之灭秦，光武之承汉，可为而不为，以是为恨。’吾又以为不然。今虽使富民奉其田而归诸公，乞为井田，其势亦不可得。何则？井田之制，九夫为井，井间有沟；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为一成；成间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为一同；同间有浍，其地万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间，为浍者一，为洫者百，为沟者万，既为井田，又必兼备沟洫。沟洫之制，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万夫之地，盖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间为川、为路者一，为浍、为道者九，为洫、为涂者百，为沟、为畛者千，为遂、为径者万。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涧谷、夷邱陵、破坟墓、坏庐舍、徙城郭、易疆陇不可为也。纵使尽能得平原旷野，而遂规画於其中，亦当驱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穷数百年专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尽为井田，尽为沟洫，己而又为民作屋庐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己朽矣。古者井田之兴，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井田之法起於黄帝，事见《乡党门》）！非唐、虞之世，则周之世无以成井田。唐、虞启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备。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来者渐矣。夫井田虽不可为，而其实便於今。今诚有能为近井田者而用之，则亦可以苏民矣乎！闻之董生曰：‘井田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名田之说盖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惧民不肯损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为变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毋过三十顷，期尽三年，而犯者没入官。’夫三十顷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纵不能尽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过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坏其业，非人情，难用。吾欲少为之限而不夺其田，尝已过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过吾限耳。要之数世，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於贫，而彼尝己过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孙出而分之，己无几矣。如此，则富民所占者少，而馀地多，则贫民易取以为业，不为人所役属，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乐输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惊民，不动众，不用井田之制，而获井田之利，虽周之井田，何以远过於此哉！”
水心叶氏进卷曰：“今之言爱民者，臣知其说矣。俗吏见近事，儒者好远谋。故小者欲抑夺兼并之家，以宽细民，而大者则欲复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并之术，吏之强敏，有必行之於州县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间，士方且相与按图而画之，转以相授，而自嫌其迂，未敢有以告於上者，虽告亦莫之听也。夫二说者，其为论虽可通，而皆非有益於当世。为治之道，终不在此。且不得天下之田尽在官，则不可以为井，而臣以为虽得天下之田尽在官，文、武、周公复出而治天下，亦不必为井。何者？其为法琐细烦密，非今天下之所能为。昔者，自黄帝至於成周，天子所自治者皆是一国之地，是以尺寸步亩可历见於乡遂之中，而置官帅，役民夫，正疆界，治沟洫，终岁辛苦以井田为事；而诸侯亦各自治其国，百世不移。故井田之法可颁於天下。然江、汉以南，潍、淄以东，其不能为者不强使也。今天下为一国，虽有郡县吏，皆总於上，率二三岁一代，其间大吏有不能一岁半岁而代去者，是将使谁为之乎？就使为之，非少假十数岁不能定也。此十数岁之内，天下将不暇耕乎？井田之制虽先废於商鞅，而後诸侯封建绝，然封建既绝，井田虽在亦不可独存矣，故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夫畎、遂、沟、洫，环田而为之，间田而疏之，要以为人力备尽，望之而可观，而得粟之多寡，则无异於後世。且大陂长堰因山为源，锺固流潦视时决之，法简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使後世之治无愧於三代，则为田之利，使民自养於中，亦独何异於古！故後世之所以为不如三代者，罪在於不能使天下无贫民耳，不在於田之必为井、不为井也。夫已远者不追，已废者难因。今故堰遗陂在百年之外，潴防众流，即之渺然，僀漫千顷者，如其湮淤绝灭尚不可求，而况井田，远在数千载之上，今其阡陌连亘，墟聚迁改，盖欲求商鞅之所变且不可得矣。孔孟生衰周之时，井田虽不治，而其大略具在，勤勤以经界为意，叹息先王之良法废坏於暴君汗吏之手。後之儒者乃欲以耳目之所不闻不见之遗言，顾从而效之，亦咨嗟叹息以为不可废，岂不难乎！井田既然矣，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贫弱者，意则善矣，此可随时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为治也。夫州县狱讼繁多，终日之力不能胜，大半为富人役耳。是以吏不胜忿，常欲起而诛之。县官不幸而失养民之权，转归於富人，其积非一世也。小民之无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赀於富人；岁时有急，求於富人；其甚者佣作奴婢，归於富人；游手末作，俳优技艺，传食於富人；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则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廼其豪暴过甚，兼取无已者，吏当教戒之；不可教戒，随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则止矣。不宜豫置疾恶於其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既未能自养小民，而吏先以破坏富人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为治者也。故臣以为儒者复井田之学可罢，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损。因时施智，观世立法。诚使制度定於上，十年之後无甚富甚贫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己，使天下速得生养之利，此天子与其群臣当汲汲为之。不然，古井田终不可行，今之制度又不复立，虚谈相眩，上下乖忤，俗吏以卑为实，儒者以高为名，天下何从而治哉！”
按：自秦废井田之後，後之君子每慨叹世主不能复三代之法，以利其民，而使豪强坐擅兼并之利，其说固正矣。至於斟酌古今，究竟利病，则莫如老泉、水心二公之论最为确实。愚又因水心之论而广之曰：“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二百亩，再易之地三百亩，则田土之肥瘠所当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则民口之众寡所当周知也。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则其民务农之勤怠又所当周知也。农民每户授田百亩，其家众男为馀夫，年十六则别受二十五亩，士工商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每口受二十亩，则其民之或长，或少，或为士，或为商，或为工又所当周知也。为人上者必能备知闾里之利病，详悉如此，然後授受之际可以无弊。盖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内而孤卿、大夫，所治不过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畴而伍之，经界正，井地均，榖禄平，贪夫豪民不能肆力以违法制，汙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乱簿书。至春秋之世，诸侯用兵争强，以相侵夺，列国不过数十，土地浸广。然又皆为世卿、强大夫所裂，如鲁则季氏之费、孟氏之成，晋则栾氏之曲沃、赵氏之晋阳，亦皆世有其地。又如邾、莒、滕、薛之类，亦皆数百年之国，而土地不过五七十里，小国寡民，法制易立。窃意当时有国者授其民以百亩之田，壮而畀，老而归，不过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为予夺，较其丰凶以为收贷，其东阡西陌之利病，皆其少壮之所习闻，虽无俟乎考核，而奸弊自无所容矣。降及战国，大邦凡七，而么么之能自存者无几。诸侯之地愈广，人愈众。虽时君所尚者用兵争强，未尝以百姓为念，然井田之法未全废也。而其弊已不可胜言，故孟子有‘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之说，又有暴君汙吏慢其经界之说。可以见当时未尝不授田，而诸侯之地广人众，考核难施，故法制隳弛，而奸弊滋多也。至秦人尽废井田，任民所耕，不计多少，而随其所占之田以制赋。蔡泽言‘商君决裂井田，废壤阡陌，以静百姓之业，而一其志。’夫曰‘静’，曰‘一’，则可见周授田之制，至秦时必是扰乱无章，轻重不均矣（晦庵《语录》亦谓：“因蔡泽此语，可见周制至秦不能无弊”）。汉既承秦，而卒不能复三代井田之法，何也？盖守令之迁除，其岁月有限；而田土之还授，其奸弊无穷。虽慈祥如龚、黄、召、杜，精明如赵、张、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则岂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则不过受成於吏手，安保其无弊？後世盖有争田之讼，历数十年而不决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平乎！杜君卿曰：‘降秦以後，阡陌既敝，又为隐核。隐覈在乎权宜，权宜凭乎簿书，簿书既广，必藉众功，藉众功则政由群吏，由群吏则人无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於众多之胥，欲纪人事之众寡，明地利之多少，虽申、商督刑，挠、首总算，不可得而详矣。’其说可谓切中秦汉以後之病。然揆其本原，皆由乎地广人众，罢侯置守，不私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是以晋太康时，虽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之制，而史不详言其还受之法。未几，五胡雲扰，则已无所究诘。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概，亦不过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尽如三代之制。一传而後，政己圮乱。齐、周、隋因之，得失无以大相远。唐太宗口分、世业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听其买卖而为之限。至永徽而後，则兼并如故矣。盖自秦至今，千四百馀年，其间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才二百年，而其制尽隳矣。何三代贡、助、彻之法千馀年而不变也？盖有封建足以维持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产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废井田，而始捐田产以与百姓矣。秦於其所当予者取之，所当取才予之，然沿袭既久，反古实难。欲复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启纷争；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产以召怨僁，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