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遭洪水，天下分绝，使禹平水土，别九州。冀州：厥土白壤（无块曰壤），厥田惟中中（田第五），厥赋上上错（赋第一。错，谓杂出第二之赋）。兖州：厥土黑坟（色黑而坟起），厥田惟中下（第六），厥赋贞（贞，正也。州第九，赋正与九相当），作十有三载乃同（治水十三年乃有赋法，与他州同）。青州：厥土白坟，厥田惟上下（第三），厥赋中上（第四）。徐州：厥土赤埴坟（土黏曰埴），厥田惟上中（第二），厥赋中中（第五）。扬州：厥土惟涂泥（地泉湿），厥田惟下下（第九），厥赋下上上错（第七，杂出第六）。荆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第八），厥赋上下（第三）。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坟垆（高者壤，下者垆。垆，疏也），厥田惟中上（第四），厥赋错上中（第二，杂出第一）。梁州：厥土青黎（色青黑，沃壤也），厥田惟下上（第七），厥赋下中三错（第八，杂出第七、第九三等）。雍州：厥土黄壤，厥田上上（第一），厥赋中下（第六）。九州之地，定垦者九百一十万八千二十顷。
孔氏曰：“田下而赋上者，人功修也。田上而赋下者，人功少也。”
三山林氏曰：“三代取於民之法不同，而皆不出什一之数。既不出什一之数，而乃有九等之差者，盖九州地有广狭，民有多寡，其赋税所入之总数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而准之。计其所入之总数，而多寡比较，有此九等。冀州之赋比九州为最多，故为上上。兖州之赋比九州为最少，故为下下。其馀七州皆然。非取於民之时有此九等之轻重也。”
五百里甸服（为天子服理田）：百里赋，纳总（禾本全曰总）。二百里，纳銍（刈禾曰銍）。三百里，纳秸，服（半槁去皮曰秸。服，事也。纳总、銍、秸之外，又使之服输将之事）。四百里，粟。五百里，米（量其地之远近，而为纳赋之轻重精粗）。
唐、虞法制简略，不可得而详，其见於《书》者如此。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
朱子《集注》曰：夏时一夫受田五十亩，而每夫计其五亩之入以为贡。商人始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亩之地画为九区，区七十亩，中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区，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复税其私田。
周文王在岐（今扶风郡岐山县），用平土之法以为治人之道。地著为本（地著谓安土），故建司马法：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故邱有戎马一匹，牛三头；甸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万井，戎马四百匹，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谓之千乘之国。天子之畿内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戎卒七十万人，故曰万乘之主。
按：孟子言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即司马法也。然自卿大夫采地推而至於诸侯、天子者，恐是商之末造，法制隳弛，故文王因而修明之，非谓在岐之时，自立千里之畿，提封百万之井，奄有万乘之兵车也。
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朱子《集注》曰：“周时一夫授田百亩，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故谓之彻。其实皆什一也。贡法固以十分之一为常数，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则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庐舍，一夫所耕公田实计十亩，通私田百亩为十一分，取其一，盖又轻於什一矣。窃料商制亦当似此，而以十四亩为庐舍，一夫实耕公田七亩，是亦什一也。”
《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於畿（十夫二邻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万夫四县之田。遂、沟、洫、浍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广深各二尺，沟倍之，洫倍沟，浍广二寻、深二仞。径、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车徒於国都也。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容二轨，路容三轨。万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畮图之，则遂从沟横，洫从浍横，九浍而川周其外焉。去山林、陵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馀如此，以至於畿，则中虽有都鄙，遂人尽主其地。）
右郑注，以为此乡、遂用沟洫之法也，用之近郊乡、遂。
《匠人》：为沟洫（主通利田间之水道），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田巛〉。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古者耜一金，两人并发之。其陇中曰〈田巛〉，〈田巛〉上曰伐，伐之言发也。〈田巛〉，畎也。今之耜岐头两金，象古之耦也。田一夫之所佃，百亩方百步也。遂者夫间小沟，遂上亦有径）。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专达於川（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异於乡、遂及公邑。三夫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赋税，共治沟也。方十里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税，缘边一里治洫。方百里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税，缘边十里治浍）。
右郑注，以为此都、鄙用井田之法也，用之野外县都。
陈及之曰：“周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安有内外之异哉？《遂人》言‘十夫有沟’，以一直度之也。凡十夫之田之首，必有一沟以泻水。以方度之，则方一里之地所容者九夫，其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则方一里之内凡四沟矣。两旁各一沟，中间二沟。《遂人》云‘百夫有洫’，是百夫之地相连属，而同以一洫泻水。以方度之，则方十里之成所容者九百夫，其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则方十里之内凡四洫矣。两旁各一洫，中间二洫，至於浍亦然。若川则非人力所能为，故《匠人》不为川，而云两山之间必有川焉。《遂人》‘万夫有川’，亦大约言之耳。大概甽水泻於沟，沟水泻於洫，洫水泻於浍，浍水泻於川，其纵横因地势之便利，《遂人》《匠人》以大意言之。《遂人》以长言之，故曰以达於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同耳。”（又曰：“《遂人》所言者，积数也。《匠人》所言者，方法也。积数则计其所有者言之，方法则积其所围之内名之，其实一制也。”）
朱子《语录》曰：“沟洫以十为数，井田以九为数，决不可合。近世诸儒论田制，乃欲混井田、沟洫为一，则不可行。郑氏注分作两项，却是。”
永嘉陈氏曰：“乡、遂用贡法，《遂人》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是也。按《遂人》云‘百夫有洫’，‘十夫有沟’，即不见得包沟、洫在内。若是在内，当云百夫、十夫之间矣。《匠人》沟洫却在内，故以间言。方十里者，以开方法计之，为九百夫。方百里者，以开方法计之，为万夫。《遂人》、《匠人》两处各是一法。朱子总其说，谓贡法十夫有沟，助法八家同井，其言简而尽矣，但不知其必分二法者何故。窃意乡、遂之地，在近郊远郊之间，六军之所从出，必是平原旷野。可画为万夫之田，有沟有洫，又有途路，方圆可以如图。盖万夫之地所占不多，以井田一同法约之，止有九分之一。故以径法摊算，逐一见其子数。若都、鄙之地谓之甸、稍、县、都，乃公卿大夫之采地，包山林陵麓在内，难用沟洫法整齐分画，故逐处画为井田，虽有沟、洫不能如图，故但言在其间。其地绵亘一同之地为万夫者九，故以径法纽算，但止言其母数。”
按：自孟子有“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之说，其後郑康成注《周礼》，以为周家之制，乡、遂用贡法，《遂人》所谓“十夫有沟”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所谓“九夫为井”是也。自是两法。晦庵以为《遂人》以十为数，《匠人》以九为数，决不可合，以郑氏分注作两项为是，而近世诸儒合为一法为非。然愚尝考之：孟子所谓“野九一”者乃授田之制，“国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盖助有公田，故其数必拘於九，八居四旁为私，而一居其中为公，是为九夫，多与少皆不可行。若贡则无公田，孟子之什一，特言其取之之数。《遂人》之十夫，特姑举成数以言之耳。若九夫自有九夫之贡法，十一夫自有十一夫之贡法，初不必拘以十数而後可行贡法也。今徒见《匠人》有九夫为井之文，而谓《遂人》所谓十夫有沟者亦是以十为数，则似太拘。盖自遂而达於沟，自沟而达於洫，自洫而达於浍，自浍而达於川，此二法之所以同也。行助法之地，必须以平地之田分画作九夫，中为公田，而八夫之私田环之，列如井字，整如棊局，所谓沟洫者，直欲限田之多少，而为之疆界。行贡法之地，则无问高原下隰，截长补短，每夫授之百亩，所谓沟洫者，不过随地之高下，而为之蓄泄。此二法之所以异也。是以《匠人》言遂必曰二尺，言沟必曰四尺，言洫必曰八尺，言浍必曰二寻，盖以平原旷野之地，画九夫之田以为井，各自其九以至於同，其间所谓遂、沟、洫、浍者，隘则不足以蓄水，而广则又至於妨田，故必有一定之尺寸，不可逾也。若《遂人》止言夫间有遂，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盖是山谷薮泽之间，随地为田，横斜广狭皆可垦辟，故沟洫亦不言其尺寸。所谓“夫间有遂，遂上有径”，以至“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云者，姑约略言之，大意谓路之下即为水沟，水沟之下即为田耳。非若《匠人》之田，必拘以九夫，而其沟洫之必拘以若干尺也。《订义》所载永嘉陈氏谓《遂人》十夫有沟，是以直度之，《匠人》九夫为井，是以方言之。又谓《遂人》所言者积数，《匠人》所言者方法，想亦有此意，但其说欠详明耳。然乡、遂附郭之地，必是平衍沃饶，可以分画，宜行助法，而反行贡法；都、鄙野外之地，必是有山谷之险峻，溪涧之阻隔，难以分画，宜行贡法，而反行助法。何也？盖助法九取其一，似重於贡，然地有肥硗，岁有丰凶，民不过任其耕耨之事，而所输尽公田之粟，则所取虽多，而民无预。贡法十取其一，似轻於助，然立为一定之规，以乐岁之数而必欲取盈於凶歉之年，至称贷而益之，则所取虽寡，而民己病矣。此龙子所以言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贡也。乡、遂迫近王城，丰凶易察，故可行贡法；都、鄙僻在遐方，情伪难知，故止行助法。此又先王之微意也。然乡、遂之地少，都、鄙之地多，则行贡法之地必少，而行助法之地必多，至鲁宣公始税亩，杜氏注以为公无恩信於民，民不肯尽力於公田，故履践案行，择其善亩好榖者税取之。盖是时公田所收必是不给於用，而为此横敛。孟子曰：“《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则是孟子之时，助法之废己久，尽胥而为贡法矣。孟子特因《诗》中两语，而想像成周之助法耳。自助法尽废，胥而为贡法，於是民所耕者私田，所输者公租。田之丰歉靡常，而赋之额数己定。限以十一，民犹病之，况过取於十一之外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