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邦靖《朝邑志》二卷，为书七篇：一曰《总志》，二曰《风俗》，三曰《物产》，四曰《田赋》，五曰《名宦》，六曰《人物》，七曰《杂记》。总约不过六七千言，用纸十六七番，志乘之简，无有过於此者。康《武功》极意求简，望之瞠乎后矣。康为作序，亦极称之。
今观文笔，较康实觉简净；惟总志於古迹中，入唐诗数首为芜杂耳。康氏、韩氏皆能文之士，而不解史学，又欲求异於人，故其为书，不情至此，作者所不屑道也。然康氏犹存时人修志规模，故以志法绳之，疵谬百出。韩氏则更不可以为志，直是一篇无韵之《朝邑赋》，又是一篇强分门类之《朝邑考》；入於六朝小书短记之中，如《陈留风俗》、《洛阳伽蓝》诸传记，不以史家正例求之，未始不可通也。故余於《武功》、《朝邑》二家之志，以《朝邑》为稍优。然《朝邑志》之疵病虽少，而程济从建文事，滥采野史，不考事实，一谬也。并选举於人物，而举人进士不载科年，二谬也。书其父事，称韩家君名，至今人不知其父何名。列女有韩太宜人张氏，自系邦靖尊属；但使人至今不知为何人之妻，何人之母。古人临文不讳。或谓司马迁讳其父谈为同；然《滑稽传》有谈言微中，不讳谈字，恐讳名之说未确。就使讳之，而自叙家世，必实著其父名，所以使后人有所考也。今邦靖讳其父，而使人不知为谁；称其尊属为太宜人，而使人不知为谁之妻母；则是没其先人行事，欲求加人而反损矣。三谬也。
至於篇卷之名，古人以竹简为篇；简策不胜，则别自为编，识以甲乙，便稽核耳。后人以缯帛成卷，较竹简所载为多，故以篇为文之起讫，而卷则概以轴之所胜为量；篇有义理，而卷无义理故也。近代则纸册写书，较之卷轴，可增倍蓰，题名为卷，不过存古名耳。如累纸不须别自为册，则分篇者，毋庸更分卷数，为其本自无义理也。今《武功》、《朝邑》二志，其意嫌如俗纂之分门类，而括题俱以篇名，可谓得古人之似矣。《武功》用纸六十馀番，一册足用，而必分七篇以为三卷，於义已无所取。《朝邑》用纸仅十馀番，不足一册之用，而亦分七篇以为二卷，则何说也？或曰：此乃末节，非关文义，何为屑屑较之？不知二家方以作者自命，此等篇题名目，犹且不达古人之意，则其一笔一削，希风前哲，不自度德量力，概可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