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冬，余自肥乡知县移剧大名。大名自并魏移治府城，号称畿南冲要；而县志尚未裒合成书，文献之徵，阙焉未备。余有志蒐罗，下车之始，姑未遑暇。至四十九年，乃与乡缙绅讨论商榷，采取两县旧志，参互考订，益以后所见闻，汇辑为编；得图说二篇，表二篇，志七篇，传五篇，凡一十六篇，而叙例目录之列於卷首，杂采缀记之附於卷末者，不与焉。五十年春正月，书成。会余迁河间府同知，寻以罣误免官，羁迹旧治。而继为政者，休宁吴君，自隆平移治兹县。吴君故尝以循良名声三辅，而大雅擅文，所学具有原本。及余相得，莫逆於心。因以志稿属君订定，而付之梓人。爰述所以为志之由，而质之吴君。
曰：往在肥乡官舍，同年友会稽章君学诚，与余论修志事。章君所言，与今之修志者异。余徵其说，章君曰：“郡县志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而近代修志诸家，误仿唐宋州郡图经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是一国之史，无所不载，乃可为一朝之史之所取裁。夫子作《春秋》，而必徵百国宝书，是其义矣。若夫图经之用，乃是地理专门。按天官司会所掌书契版图，注：版谓户籍，图谓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即后世图经所由仿也。是方志之与图经，其体截然不同；而后人不辨其类，盖已久矣。”余曰：“图经於今，犹可考乎？”章君曰：“古之图经，今不可见。间有经存图亡，如《吴郡图经》《高丽图经》之类；又约略见於群书之所称引，如水经地志之类，不能得其全也。今之图经，则州县舆图，与六条宪纲之册，其散著也。若元明之《一统志》书，其总汇也。散著之篇，存於官府文书，本无文理，学者所不屑道。统汇之书，则固地理专门，而人物流寓，形胜土产，古迹祠庙诸名目，则因地理而类撮之，取供文学词章之所采用，而非所以为书之本意也。故形胜必用骈俪，人物节取要略，古迹流连景物，祠庙亦载游观，此则地理中之类纂，而不为一方文献之徵，甚皎然也。”
余曰：“然则统志之例，非与？阎氏若璩以谓统志之书，不当载人物者，其言洵足法与？”章君曰：“统志创於元明，其体本於唐宋，质文损益，具有所受，不可以为非也。《元和郡县》之志，篇首各冠以图，图后系以四至八到，山川经纬之外，无旁缀焉；此图经之本质也。《太平寰宇》之记，则入人物艺文，所谓踵事而增华也。《嘉熙方舆胜览》，侈陈名胜古迹，游览辞赋，则逐流而靡矣。《统志》之例，补《寰宇》之剩义，删名胜之支辞，折衷前人，有所依据，阎氏从而议之过矣。然而其体自有轻重，不可守其类纂名目，以备一方文献之全，甚晓然也。”余曰：“古之方志，义例何如？”章君曰：“三代封建，与后代割据之雄，大抵国自为制，其体固不侔矣。郡县之世，则汉人所为《汝南先贤》、《襄阳耆旧》、《关东风俗》诸传说，固已偏而不备，且流传亦非其本书矣。今可见者，宋志十有馀家，虽不能无得失，而当时图经纂类名目未盛，则史氏家法犹存。未若今之直以纂类子目，取为全志，俨如天经地义之不可易也。”余曰：“宋志十有馀家，得失安在？”章君曰：“范氏之《吴郡志》，罗氏之《新安志》，其尤善也。《罗志》芜而不精，《范志》短而不详，其所蔽也。《罗志》意存著述，《范志》笔具翦裁，其所长也。后人得著述之意者鲜矣。知翦裁者，其文削而不腴，其事郁而不畅，其所识解，不出文人习气，而不可通於史氏宏裁；若康氏《武功》之志，韩氏《朝邑》之志，其显者也。何为文人习气？盖仿韩退之《画记》而叙山川物产，不知八书十志之体，不可废也。仿柳子厚《先友记》而志人物，不知七十列传之例，不可忘也。然此犹文人徇名之弊也。等而下者，更无论矣。”
余曰：“如君所言，修志如何而后可？”章君曰：“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义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一方掌故，何取一人著作？然不讬於著作，则不能以传世而行远也。文案簿籍，非不详明，特难乎其久也。是以贵专家焉。专家之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以言传也。其可以言传者，则规矩法度，必明全史之通裁也。”“明全史之通裁当奈何？”曰：“知方志非地理专书，则山川都里坊表名胜，皆当汇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目，失宾主之义也。知方志为国史取裁，则人物当详於史传，而不可节录大略；艺文当详载书目，而不可类选诗文也。知方志为史部要删，则胥吏案牍，文士绮言，皆无所用，而体裁当规史法也。此则其可言者也。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然家谱有徵，则县志取焉。县志有徵，则国史取焉。今修一代之史，盖有取於家谱者矣。未闻取於县志。则荒略无稽，荐绅先生所难言也。然其故，实始於误仿图经纂类之名目，此则不可不明辨也。”
噫！章君之言，余未之能尽也。然於志事，实不敢掉以轻心焉。二图包括地理，不敢流连名胜，侈景物也。七志分别纲目，不敢以附丽失伦，致散涣也。二表辨析经纬，不敢以花名卯簿，致芜秽也。五传详具事实，不敢节略文饰，失徵信也。乡荐绅不余河汉，勤勤讨论，勒为斯志，庶几一方之掌故，不致如章君之所谓误於地理之偏焉耳。若求其志，而欲附於著作专家，则余谢不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