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示志稿，体裁简贵，法律森严，而殷殷辱赐下询，惟恐有辜盛意，则仅就鄙衷所见，约举一二，以备采菲，然亦未必是也。盖方志之弊久矣，流俗猥滥之书，固可不论；而雅意拂拭，取足成家，则往往有之。大抵有文人之书，学人之书，辞人之书，说家之书，史家之书；惟史家为得其正宗。而史家又有著作之史，与纂辑之史，途径不一。著作之史，宋人以还，绝不多见。而纂辑之史，则以博雅为事，以一字必有按据为归，错综排比，整炼而有剪裁，斯为美也。
今来稿大抵仿朱氏《旧闻》，所谓纂辑之善者也；而用之似不能画一其体。前周书昌与李南涧合修《历城县志》，无一字不著来历。其古书旧志有明文者，固注原书名目，即新收之事，无书可注，如取於案牍，则注某房案卷字样；如取投送传状，则注家传呈状字样；其有得於口述者，则注某人口述字样；此明全书并无自己一语之徵，乃真仿《旧闻》而画一矣。志中或注新增二字，或不加注，似非义例。
又世纪遗漏过多，於本地沿革之见於史志者，尚未采备，其馀亦似少头绪；此门似尚未可用。至城市中之学校，录及乐章及先贤先儒配位，此乃率土所同，颁於令典，本不须载；今载之，又不注出於《会典》，而注出於旧志，亦似失其本原。又诗文入志，本宜斟酌，鄙意故欲别为文徵。今仿《旧闻》之例，载於本门之下，则亦宜画一其例。按《旧闻》无论诗文，概为低格分载。今但於山川门中，全篇录诗，而诸门有应入传志记叙之文，多删节而不列正文，恐简要虽得，而未能包举也。
又表之为体，纵横经纬，所以爽豁眉目，省约篇章，义至善也。今职官选举，仍散著如花名簿，名虽为表，而实非表。户籍之表善矣，然注图甲姓氏可也；今有注人名者，不知所指何人，似宜覈核。
艺文之例，经史子集，无不当收。其著书之人，不尽出於文苑。今裁文苑之传而入艺文，谓仿《书录解题》。其实刘向《七略别录》，未尝不表其人，略同传体。然班氏撰入《汉·艺文志》，则各自为传，而於《艺文》目下，但注有传二字，乃为得体。今又不免反客而为主矣。
以上诸条，极知瞽蒙之见，无当采择。且不自揣，而为出位之谋，是以琐屑不敢渎陈；然既承询及，不敢不举其大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