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著作成书，必取前人撰述，汇而列之；所以辨家学之渊源，明折衷之有自也。司马谈推论六家学术，犹是庄生之叙禽、墨，荀子之非十二家言而已。至司马迁《十二诸侯表叙》，则於吕览、虞卿、铎椒、左丘明诸家，所为《春秋》家言，反覆推明著书之旨，此即百三十篇所由祖述者也。（史迁绍述《春秋》，即虞、吕、铎、左之意，人讥其僣妄非也。）班固作迁列传，范氏作固列传，家学具存。至沈约之传范氏，姚氏之传沈约，不以史事专篇为重，於是史家不复有祖述渊源之法矣。今兹修志，而不为前志作传，是直攘人所有而没其姓名，又甚於沈、姚之不存家学也。盖州县旧志之易亡，又不若范史、沈书之力能自寿也。
纪述之重史官，犹《儒林》之重经师，《文苑》之重作者也。《儒林列传》当明大道散著，师授渊源；《文苑列传》当明风会变迁，文人流别；此则所谓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也。如使儒林文苑不能发明道要，但叙学人才士一二行事，已失古人命篇之义矣。况史学之重，远绍《春秋》，而后史不立专篇，乃令专门著述之业，湮而莫考，岂非史家弗思之甚耶？夫列史具存，而不立专传，弊已如是，况州县之书，迹微易隐，而可无专录乎？
书之未成，必有所取裁，如迁史之资於《世本》、《国策》，固书之资於冯商、刘歆，是也。书之既成，必有其传述，如杨惲之布迁书，马融之受汉史，是也。书既成家，必有其攻习，如徐广、崔骃之注马，服虔、应劭之释班，是也。此家学渊源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
马、班而后，家学渐衰，（世传之家学也。）而豪杰之士，特立名家之学起，如《后汉书》之有司马彪、华峤、谢承、范蔚宗诸家，而《晋书》之有何法盛等一十八家，是也。同纪一朝之迹，而史臣不领专官，则人自为编，家各为说；不为叙述讨论，萃合一篇之内，何以得其折衷？此诸家流别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
六代以还，名家复歇，（父子世传为家学，一人特撰为名家。）而集众修书之法行，如唐人之修《晋书》，元人之修《宋》、《辽》、《金》三史，是也。监修大臣，著名简端，而编纂校勘之官，则隐显不一。即或偶著其人与修史事，而某纪某表编之谁氏，某志某传辑自何人，孰为草创规条，孰为润色文采，不为整齐缀合，各溯所由，未免一书之中，优劣互见，而功过难知。此一书功力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
若夫日历起居之法，延阁广内之藏，投牒议谥之制，稗官野史之徵，或於传首叙例，详明其制；或於传终论述，推说其由，无施不可。亦犹儒林传叙，申明学制，表立学官之遗意也。诚得此意而通於著作，犹患史学不举，史道不明，未之闻也。
志乘为一县之书，即古者一国之史也，而世人忽之；则以家学不立，师法失传，文不雅驯，难垂典则故也。新编告成，而旧书覆瓮，未必新书皆优，而旧志尽劣也。旧志所有，新志重复载之，其笔削之善否，初未暇辨；而旧志所未及载，新志必有增益，则旧志之易为厌弃者一矣。纂述之家，喜炫己长，后起之书，易於攻摘。每见修志诸家，创定凡例，不曰旧书荒陋，则云前人无稽，后复攻前，效尤无已。其实狙公颠倒三四，本无大相径庭；但前人已往，质证无由，则旧志之易为厌弃者二矣。州县之书，率多荒陋，文人学士，束而不观。其有特事搜罗，旁资稽索，不过因此证彼，初非耽悦本书。新旧二本，杂陈於前，其翻阅者，犹如科举之士，购求程墨，阴阳之家，检视宪书，取新弃旧，理势固然，本非有所特择，则旧志之易为厌弃者三矣。夫索绥《春秋》，（索绥撰《前凉春秋》。）端资边浏；（浏承张骏之命，集凉内外事。）常璩《国志》，（《华阳国志》也。）半袭谯周。（《华阳国志》载李氏始末。其刘氏二志，大率取裁谯周《蜀本纪》。）是则一方之书，不能无藉於一方之纪载，而志家不列前人之传，岂非得鱼忘筌，习而不察？又何怪於方志之书，放失难考耶？
主修之官，与载笔之士，撰著文辞，不分名实；前志之难传，一也。序跋虚设，於书无所发明；前志之难传，二也。（如有发明，则如马、班之录《自序》，可以作传矣。）作志之人，行业不详；前志之难传，三也。书之取裁，不标所目；前志之难传，四也。志当递续，非万不得已，不当迭改；迭改之书，而欲并存，繁重难胜；前志之难传，五也。於难传之中，而为之作传，盖不得已而存之，推明其故，以为后人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