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之有纪，肇於《吕氏春秋》十二月纪。司马迁用以载述帝王行事，冠冕百三十篇，盖《春秋》之旧法也。厥后二十一家，迭相祖述，体肃例严，有如律令。而方州之志，则多惑於地理类书之例，不闻有所遵循；是则振衣而不知挈领，详目而不能举纲，宜其散漫无章，而失国史要删之义矣。夫古者封建之世，列国自有史书；然正月必系周王，鲁史必称周典，（韩宣子见《易象》、《春秋》，以谓《周礼》尽在於鲁是也。）盖著承禀所由始也。后世郡县，虽在万里之外，制如古者畿甸之法，乃其分门次类，略无规矩章程，岂有当於《周官》外史之义欤？（《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达书名於四方。此见列国之书，不得自擅，必禀外史一成之例也。）此则撰志诸家，不明史学之过也。
吕氏十二月令，但名为纪；而司马迁、班固之徒，则称本纪。原其称本之义，司马迁意在绍法《春秋》；顾左氏、公、穀专家，各为之传；而迁则一人之书，更著书、表、列传以为之纬，故加纪以本，而明其纪之为经耳。（其定名则仿《世本》之旧称。）班固不达其意，遂并十志而题为本志。然则表传之不加本称者，特以表称年表，传称列传，与本纪俱以二字定名，惟志止是单名，故强配其数，而不知其有害於经纪纬传之义也。（古人配字双单，往往有之，如《七略》之方称经方，《淮南子》论称书论之类，不一而足。惟无害於文义，乃可为之耳。）至於例以义起，方志撰纪，以为一书之经，当矣。如亦从史而称本纪，则名实混淆，非所以尊严国史之义也。且如后世文人所著诗文，有关当代人君行事，其文本非纪体，而亦称恭纪以致尊崇，於义固无害也。若称本纪，则无是理矣。是则方志所谓纪者，临本书之表传，则体为轻，对国史之本纪，则又为纬矣。是以著纪而不得称本焉。
迁、固而下，本纪虽法《春秋》，而中载诏诰号令，又杂《尚书》之体。至欧阳修撰《新唐书》，始用大书之法，笔削谨严，乃出迁、固之上，此则可谓善於师《春秋》者矣。至於方志撰纪，所以备外史之拾遗，存一方之祗奉，所谓循堂楹而测太阳之照，处牖隙而窥天光之通，期於慎辑详志，无所取於《春秋》书事之例也。是以恭录皇言，冠於首简；与史家之例，互相经纬，不可执一例以相拘焉。
大哉王言，出於《尚书》；王言如丝，出於《礼记》。盖三代天子称王，所以天子之言称王言也。后世以王言承用，据为典故。而不知三代以后，王亦人臣之爵；凡称天子诏诰亦为王言，此则拘於泥古，未见其能从时者也。夫《尚书》之文，臣子自称为朕，所言亦可称诰。后世尊称，既定於一，则文辞必当名实相符，岂得拘执古例，不知更易？是以易王言之旧文，称皇言之鸿号，庶几事从其质，而名实不淆。
敕天之歌，载於谟典；而后史本纪，惟录诏诰。盖诗歌抒发性情，而诏诰施於政事，故史部所收，各有当也。至於方志之体，义在崇奉所尊，於例不当别择。前总督李卫所修《畿辅通志》，首列诏谕宸章二门，於义较为允协。至永清一县，密迩畿南，固无特颁诏谕。若牵连诸府州县，及统该直隶全部，则当载入通志，又不得以永清亦在其内，遂冒录以入书。如有恩赐蠲逋赈恤，则事实恭登恩泽之纪，而诏谕所该者广，是亦未敢越界而书。惟是覃恩恺泽，褒赠貤封，固家乘之光辉，亦邑书之弁冕，是以辑而纪之。御制诗章，止有《冰窖》一篇，不能分置卷帙，恭录诏谕之后，以志云汉光华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