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又“以书使於四方，则书其令。”郑氏注四方之志，“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是也。书其令，谓“书王命以授使者”是也。乡大夫於“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颁之乡吏。”孔氏疏“谓若大司徒职十二教以下”是也。夫畿内六乡，天子自治，则受法於司徒，而畿外侯封，各治其国，以其国制自为《春秋》。（列国之史，总名《春秋》。）然而四方之书，必隶外史；书令所出，奉为典章。则古者国别为书，而简策所昭，首重王命，信可徵也。是以《春秋》岁首必书王正，而韩宣子聘鲁，得见《易象》、《春秋》，以谓周礼在是。盖书在四方，则入而正於外史；而命行王国，亦自外史颁而出之。故事有专官，而书有定制，天下所以协於同文之治也。
窃意《周官》之治，列国史记，必有成法，受於王朝，如乡大夫之受教法，考察文字，罔有奇讶。至晋楚之史，自以《乘》与《梼杌》名书，乃周衰官失，列国自擅之制欤？司马迁侯国世家，亦存国别为书之义，而孝武《三王》之篇，详书诏策，冠於篇首。王言丝纶，史家所重，有由来矣。后代方州之书，编次失伦，体要无当，而朝廷诏诰，或入艺文，篇首标纪，或载沿革。又或以州县偏隅，未有特布德音，遂使中朝掌故，散见四方之志者，阙然无所考见。是固编摩之业，世久失传；然亦外史专官，秦汉以来，未有识职故也。夫封建之世，国别为史，然篇首尚重王正之书。郡县受治，守令承奉诏条，一如古者畿内乡党州闾之法，而外史掌故，未尝特立专条。宋、元、明州县志书，今可见者，迄用一律，亦甚矣其不讲於《春秋》之义也！今裒录州中所有，恭编为《皇言纪》一，以时代相次，蔚光篇首，以志祇承所自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