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曰：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则既闻命矣。敢问比次之书，先生拟之糟粕与粪土，何谓邪？
章子曰：斯非贬辞也。有璞而后施雕，有质而后运斤，先后轻重之间，其数易明也。夫子未删之《诗》、《书》，未定之《易》、《礼》、《春秋》，皆先王之旧典也。然非夫子之论定，则不可以传之学者矣。李焘谓“左氏将传《春秋》，先聚诸国史记，国别为语，以备《内传》之采摭。”是虽臆度之辞，然古人著书，未有全无所本者。以是知比次之业，不可不议也。比次之道，大约有三：有及时撰集，以待后人之论定者，若刘歆、扬雄之《史记》，班固、陈宗之《汉记》是也；有有志著述，先猎群书，以为薪槱者，若王氏《玉海》，司马《长编》之类是也；有陶冶专家，勒成鸿业者，若迁录仓公技术，固裁刘向《五行》之类是也。夫及时撰集以待论定，则详略去取，精於条理而已。先猎群书，以为薪槱，则辨同考异，慎於覈核而已。陶冶专家，勒成鸿业，则钩玄提要，达於大体而已。比次之业，既有如是之不同；作者之旨，亦有随宜之取辨。而今之学者，以谓天下之道，在乎较量名数之异同，辨别音训之当否，如斯而已矣；是何异观坐井之天，测坳堂之水，而遂欲穷六合之运度，量四海之波涛，以谓可尽哉？
夫汉帝春秋，（年寿也。）具於《别录》；（臣瓒注。）伏生、文翁之名，徵於石刻；高祖之作新丰，详於刘记；（《西京杂记》）孝武之好微行，著於外传；（《汉武故事》）而迁、固二书，未见采录，则比次之繁，不妨作者之略也。曹丕让表，详《献帝传》；甄后懿行，盛称《魏书》；哀牢之传，徵於计吏；（见《论衡》）先贤之表，著於黄初；而陈、范二史，不以入编，则比次之私，有待作者之公也。然而经生习业，遂纂典林，辞客探毫，因收韵藻。晚近浇漓之习，取便依检，各为兔园私册，以供陋学之取携；是比次之业，虽欲如糟粕粪土，冀其化朽腐而出神奇，何可得哉？
夫村书俗学，既无良材；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一矣。所徵故实，多非本文，而好易字句，漓其本质，以致学者宁习原书，怠窥新录；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二矣。比类相从，本非著作，而汇收故籍，不著所出何书，一似己所独得，使人无从徵信；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三矣。传闻异辞，记载别出，不能兼收并录，以待作者之决择，而私作聪明，自定去取；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四矣。图绘之学，不入史裁，金石之文，但徵目录，后人考核，徵信无从；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五矣。专门之书，已成钜编，不为采录，大凡预防亡逸而听其孤行，渐致湮没；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六矣。拘牵类例，取足成书，不於法律之外，多方购备，以俟作者之辨裁，一目之罗，得鸟无日；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七矣。凡此多端，并是古人未及周详，而后学尤所未悉。句有忐於三月聚粮，则讲习何可不豫？而一世之士，不知度德量力，咸嚣嚣以作者自命，不肯为是筌蹄嚆矢之功程，刘歆所谓“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者也。术业如何得当？而著作之道，何由得正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