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曰：孔子自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夏殷之礼，夫子能言，然而无徵不信，慨於文献之不足也。今先生谓作者有义旨，而笾豆器数，不为琐琐焉。毋乃悖於夫子之教欤？马氏《通考》之详备，郑氏《通志》之疏舛，三尺童子所知也。先生独取其义旨，而不责其实用，遂欲申郑而屈马，其说不近於偏耶？
章子曰：天下之言，各有攸当；经传之言，亦若是而已矣。读古人之书，不能会通其旨，而徒执其疑似之说，以争胜於一隅，则一隅之言，不可胜用也。天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六经》之於典籍也，犹天之有日月也。读《书》如无《诗》，读《易》如无《春秋》，虽圣人之籍，不能於一书之中，备数家之攻索也。《易》曰“不可为典要”，而《书》则偏言“辞尚体要”焉。读《诗》不以辞害志，而《春秋》则正以一言定是非焉。向令执龙血鬼车之象，而徵粤若稽古之文，讬熊蛇鱼旐之梦，以纪春王正月之令，则圣人之业荒，而治经之旨悖矣。若云好古敏求，文献徵信，吾不谓往行前言可以灭裂也。多闻而有所择，博学而要於约，其所取者有以自命，而不可概以成说相拘也。大道既隐，诸子争鸣，皆得先王之一端，庄生所谓“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者也。目察秋毫，而不能见雷霆。耳辨五音，而不能窥泰山。谓耳目之有能有不能，则可矣；谓耳闻目见之不足为雷霆山岳，其可乎？
由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讬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故马、班史祖，而伏、郑经师，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亦并行其道而不相为背者也。使伏、郑共注一经，必有牴牾之病。使马、班同修一史，必有矛盾之嫌。以此知专门之学，未有不孤行其意，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此史迁之所以必欲传之其人，而班固之所以必待马融受业於其女弟，然后其学始显也。迁书有徐广、裴骃诸家传其业，固书有服虔、应劭诸家传其业，专门之学，口授心传，不啻经师之有章句矣。然则春秋经世之意，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而详，绳墨之所不可得而准。而今之学者，凡遇古人独断之著述，於意有不惬，嚣然纷起而攻之，亦见其好议论而不求成功矣。
若夫比次之书，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於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是以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不可轻议也。然独断之学，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书欲其愚。亦犹酒可实尊彝，而糟粕不可实尊彝；禾可登簠簋，而粪土不可索簠簋，理至明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为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难以萃合而行远也，於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学，不立识解，以之整齐故事，而待后人之裁定，是则比次欲愚之效也。举而登诸著作之堂，亦自标名为家学，谈何容易邪？且班固之才，可谓至矣。然其与陈宗、尹敏之徒，撰《世祖本纪》，与《新市》、《平林》诸列传，不能与《汉书》并立，而必以范蔚宗书为正宗；则集众官修之故事，与专门独断之史裁，不相缀属又明矣。
自是以来，源流既失。郑樵无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独断之学，君子於斯有取焉。马贵与无独断之学，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谓其智既无所取，而愚之为道，又有未尽也。且其就《通典》而多分其门类，取便翻检耳。因史志而裒集其论议，易於折衷耳。此乃经生决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独得之见，标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为乡愿，至於古人著书之义旨，不可得闻也。俗学便其类例之易寻，喜其论说之平善，相与翕然交称之，而不知著作源流之无似。此呕哑嘲哳之曲，所以属和万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