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蒲於董泽，承考於《长阳》，矜谒者之通，著卜肆之应，人谓其黠也；非黠也，陋也。名者实之宾，徇名而忘实，并其所求之名而失之矣；质去而文不能独存也。太上忘名，知有当务而已，不必人之谓我何也。其次顾名而思义。天下未有苟以为我树名之地者，因名之所在，而思其所以然，则知当务而可自勉矣。其次畏名而不妄为。尽其所知所能，而不强所不知不能。黠者视之，有似乎拙也；非拙也，交相为功也。最下徇名而忘实。
取蒲於董泽，何谓也？言文章者宗《左》、《史》。《左》、《史》之於文，犹六经之删述也。《左》因百国宝书；《史》因《尚书》、《国语》及《世本》、《国策》、《楚汉春秋》诸记载，己所为者十之一，删述所存十之九也。君子不以为非也。彼著书之旨，本以删述为能事，所以继《春秋》而成一家之言者，於是兢兢焉，事辞其次焉者也。古人不以文辞相矜私，史文又不可以凭虚而别构；且其所本者，并悬於天壤，观其入於删述之文辞，犹然各有其至焉；斯亦陶镕同於造化矣。吾观近日之文集，而不能无惑也。传记之文，古人自成一家之书，不以入集；后人散著以入集，文章之变也。既为集中之传记，即非删述专家之书矣；笔所闻见，以备后人之删述，庶几得当焉。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窥见当世之学问文章，而不能无动矣，度己之才力，不足以致之；於是有见史家之因袭，而黠次其文为传记，将以渊海其集焉，而不知其不然也。宣城梅氏之历算，家有其书矣。裒录历议，书盈二卷，以为传而入文集，何为乎？退而省其私，未闻其於律算有所解识也。丹溪朱氏之医理，人传其学矣。节钞医案，文累万言，以为传而入文集，何为乎？进而求其说，未闻其於方术有所辨别也。班固因《洪范》之传而述《五行》，因《七略》之书而叙《艺文》。班氏未尝深於灾祥，精於校雠也，而君子以谓班氏之删述，其功有补於马迁；又美班氏之删述，善於因人而不自用也。盖以《汉书》为庙堂，诸家学术，比於大镛鼖鼓之陈也。今为梅、朱作传者，似羡宗庙百官之美富，而窃取庭燎反坫，以为蓬户之饰也。虽然，亦可谓拙矣。经师授受，子术专家，古人毕生之业也。苟可猎取菁华，以为吾文之富有，则四库典籍，犹董泽之蒲也，又何沾沾於是乎？
承考於《长杨》，何谓也？善则称亲，过则归己，此孝子之行，亦文章之体也。《诗》、《书》之所称述，远矣。三代而后，史迁、班固俱世为史，而谈、彪之业，亦略见於迁、固之叙矣。后人乃谓固盗父书，而迁称亲善。由今观之，何必然哉？谈之绪论，仅见六家宗旨，至於留滞周南，父子执手欷歔，以史相授，仅著空文，无有实迹。至若彪著《后传》，原委具存，而三纪论赞，明著彪说，见家学之有所授受；何得如后人之所言，致启郑樵诬班氏以盗袭之嫌哉？第史迁之叙谈，既非有意为略；而班固之述彪，亦非好为其详；孝子甚爱其亲，取其亲之行业而笔之於书，必肖其亲之平日，而身之所际不与也。吾观近日之文集，而不能无惑焉。其亲无所称述欤？阙之可也。其亲仅有小善欤？如其量而录之，不可略而为漏，溢而为诬可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侈陈己之功绩，累牍不能自休，而曲终奏雅，则曰吾先人之教也。甚至敷张己之荣遇，津津有味其言，而赋卒为乱，则曰吾先德之报也。夫自叙之文，过於扬厉，刘知几犹讥其言志不让，率尔见哂矣。况称述其亲，乃为自诩地乎？夫张汤有后，史臣为荐贤者劝也；出之安世之口，则悖矣。伯起世德，史臣为清忠者幸也；出之秉、赐之书，则舛矣。昔人谓《长杨》、《上林》诸赋，侈陈游观，而末寓箴规，以谓讽一而劝百。斯人之文，其殆自诩百，而称亲者一欤？
矜谒者之通，何谓也？国史叙《诗》，申明六艺。盖诗无达言，作者之旨，非有序说，则其所赋，不辨何谓也？今之《诗序》，以谓传授失其义，则可也；谓无待於序，不可也。《书》之有序，或者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当有篇目欤？今之《书序》，意亦经师授受之言，仿《诗序》而为者欤？读者终篇，则事理自见；故《书》虽无序，而书义未尝有妨也。且《书》故有序矣，训诰之文终篇记言，则必书事首简，以见训诰所由作。是记事之《书》无需序，而记言之《书》本有序也。由是观之，序之有无，本於文之明晦，亦可见矣。吾观近日之文集，而不能无惑也。树义之文，或出前人所已言也，或其是非本易见也，其人未尝不知之，而必为之论著者，其中或亦有微意焉，或有所讬而讽焉，或有所感而发焉；既不明言其故矣，必当序其著论之时世，与其所见所闻之大略，乃使后人得以参互考质，而见所以著论之旨焉。是亦《书》序训诰之遗也。乃观论著之文，论所不必论者，十常居七矣，其中岂无一二出於有为之言乎？然如风《诗》之无序，何由知其微旨也。且使议论而有序，则无实之言类於经生帖括者，亦可稍汰焉，而人多习而不察也。至於序事之文，古人如其事而出之也。乃观后世文集，应人请而为传志，则多序其请之之人，且详述其请之之语。偶然为之，固无伤也；相习成风，则是序外之序矣。虽然，犹之可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序人请乞之辞，故为敷张扬厉以谀己也。一则曰：吾子道德高深，言为世楷，不得吾子为文，死者目不瞑焉。再则曰：吾子文章学问，当代宗师，苟得吾子一言，后世所徵信焉。己则多方辞让，人又搏颡固求。凡斯等类，皆入文辞，於事毫无补益，而借人炫己，何其厚颜之甚邪？且文章不足当此，是诬死也；请者本无是言，是诬生也。若谓事之缘起，不可不详，则来请者当由门者通谒，刺揭先投，入座寒温，包苴后馈。亦缘起也，曷亦详而志之乎？而谓一时请文称誉之辞，有异於是乎？
著卜肆之应，何谓也？著作降而为文集，有天运焉，有人事焉。道德不修，学问无以自立，根本蹶而枝叶萎，此人事之不得不降也。世事殊而文质变，人世酬酢，礼法制度，古无今有者，皆见於文章。故惟深山不出则已矣，苟涉乎人世，则应求取给，文章之用多而文体分，分则不能不出於文集。其有道德高深，学问精粹者，即以文集为著作，所谓因事立言也。然已不能不杂酬酢之事，与给求之用也，若不得为子史专家，语无泛涉也。其误以酬酢给求之文为自立而纷纷称集者，盖又不知其几矣。此则运会有然，不尽关於人事也。吾观近日之文集，而不能无惑也。史学衰，而传记多杂出，若东京以降，《先贤》、《耆旧》诸传，《拾遗》、《搜神》诸记，皆是也。史学废，而文集入传记，若唐、宋以还，韩、柳志铭，欧、曾序述，皆是也。负史才者不得身当史任，以尽其能事，亦当搜罗闻见，覈其是非，自著一书，以附传记之专家。至不得已，而因人所请，撰为碑、铭、序、述诸体，即不得不为酬酢应给之辞，以杂其文指，韩、柳、欧、曾之所谓无如何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度其文采不足以动人，学问不足以自立，於是思有所讬以附不朽之业也，则见当世之人物事功，群相夸诩，遂谓可得而藉矣。藉之，亦似也；不知传记专门之撰述，其所识解又不越於韩、欧文集也，以谓是非碑志不可也。碑志必出子孙之所求，而人之子孙未尝求之也，则虚为碑志以入集，似乎子孙之求之，自谓庶几韩、欧也。夫韩、欧应人之求而为之，出於不得已，故欧阳自命在五代之史，而韩氏欲诛奸谀於既死，发潜德之幽光，作唐之一经，尚恨讬之空言也。今以人所不得已而出之者，仰窥有馀羡，乃至优孟以摩之，则是词科之拟诰，非出於丝纶，七林之答问，不必有是言也；将何以徵金石，昭来许乎？夫舍传记之直达，而效碑志之旁通，取其似韩、欧耶？则是矉里也。取其应人之求为文望邪？则是卜肆也。昔者西施病心而矉，里之丑妇，美而效之；富者闭门不出，贫者挈妻子而去之。贱工卖卜於都市，无有过而问者，则曰：某王孙厚我，某贵卿神我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