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读《左氏春秋》，而苦其书人名字，不为成法也。夫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此则称於礼文之言，非史文述事之例也。左氏则随意杂举，而无义例；且名字谥行以外，更及官爵封邑，一篇之中，错出互见；苟非注释相传，有受授至今，不复识为何如人。是以后世史文，莫不钻仰左氏，而独於此事，不复相师也。
史迁创列传之体，列之为言，排列诸人为首尾，所以标异编年之传也。然而列人名目，亦有不齐者，或爵，（淮阴侯之类。）或官，（李将军之类。）或直书名，虽非左氏之错出，究为义例不纯也。或曰：迁有微意焉。夫据事直书，善恶自见，《春秋》之意也。必标目以示褒贬，何怪沈约、魏收诸书，直以标题为戏哉！况七十列传，称官爵者，偶一见之，馀并直书姓名，而又非例之所当贬；则史迁创始之初，不能无失云尔。必从而为之辞，则害於道矣。
唐末五代之风诡矣，称人不名不姓，多为谐隐寓言，观者乍览其文，不知何许人也。如李曰陇西，王标琅琊，虽颇乖忤，犹曰著郡望也。庄姓则称漆园，牛姓乃称太牢，则诙嘲谐剧，不复成文理矣。凡斯等类，始於骈丽华词，渐於尺牍小说，而无识文人，乃用之以记事；宜乎试牍之文，流於茁轧，而文章一道入混沌矣。
自欧、曾诸君，扩清唐末五季之诡僻，而宋、元三数百年，文辞虽有高下，气体皆尚清真，斯足尚矣。而宋人又自开其纤诡之门者，则尽人而有号，一号不止，而且三数末已也。夫上古淳质，人止有名而已。周道尚文，幼名冠字。故卑行之於尊者，多避名而称字。故曰字以表德。不足而加之以号，则何说也？流及近世，风俗日靡，始则去名而称字，渐则去字而称号；於是卑行之於所尊，不但讳名，且讳其字，以为触犯，岂不谄且渎乎？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称号讳字，其不正不顺之尤者乎？
号之原起，不始於宋也。春秋、战国，盖已兆其端矣。陶朱、鸱夷子皮，有所讬而逃焉者也。鹖冠、鬼谷诸子，自隐姓名，人则因其所服所居而加之号也。皆非无故而云然也。唐开元间，宗尚道教，则有真人赐号，（南华、冲虚之类。）法师赐号，（叶靖法师之类。）女冠赐号，（太真玉妃之类。）僧伽赐号，（三藏法师之类。三藏在太宗时，不始开元，今以类举及之。）此则二氏之徒所标榜，后乃逮於隐逸，（陈抟、林逋之类。）寻播及於士流矣。然出朝廷所赐，虽非典要，犹非本人自号也。度当日所以荣宠之意，已死者同於谥法，未死者同於头衔，盖以空言相赏而已矣。
自号之繁，仿於郡望，而沿失於末流之已甚者也。盖自六朝门第争标郡望，凡称名者，不用其人所居之本贯，而惟以族姓著望，冠於题名，此刘子玄之所以反见笑於史官也。沿之既久，则以郡望为当时之文语而已矣。既以文语相与鲜新，则争奇吊诡，名随其意，自为标榜。故别号之始，多从山泉林薮以得名，此足徵为郡望之变，而因讬於所居之地者然也。渐乃易为堂轩亭苑，则因居地之变，而反讬於所居之室者然也。初则因其地，而后乃不必有其地者，造私臆之山川矣。初或有其室，而后乃不必有其室者，构空中之楼阁矣。识者但知人心之尚诡，而不知始於郡望之滥觞，是以君子恶夫作俑也。
峰泉溪桥，楼亭轩馆，亦既繁复而可厌矣，乃又有出於谐声隐语，此则宋、元人之所未及开，而其风实炽於前明至近日也。（或取字之同音者为号，或取字形离合者为号。）夫盗贼自为号者，将以惑众也。（赤眉、黄巾，其类甚多。）娼优自为号者，将以媚客也。（燕莺娟素之类甚多。）而士大夫乃反不安其名字，而纷纷称号焉，其亦不思而已矣。
逸囚多改名，惧人知也。出婢必更名，易新主也。故屡逸之囚，转卖之婢，其名必多，所谓无如何也。文人既已架字而立号，苟有寓意，不得不然，一已足矣。顾一号不足，而至於三且五焉。噫！可谓不惮烦矣。
古人著书，往往不标篇名。后人校雠，即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标书名，后世校雠，即以其人名书，此见古人无意为标榜也。其有篇名书名者，皆明白易晓，未尝有意为吊诡也。然而一书两名，先后文质，未能一定，则皆校雠诸，易名著录，相沿不察，遂开岐异；初非著书之人，自尚新奇，为吊诡也。
有本名质而著录从文者，有本名文而著录从质者，有书本全而为人偏举者，有书本偏而为人全称者，学者不可不知也。本名质而著录从文者，《老子》本无经名，而书尊《道德》；《庄子》本以人名，而书著《南华》之类，是也。（汉称《庄子》。唐则敕尊《南华真经》，在开元时《隋志》已有《南华》之目。）本名文而著录从质者，刘安之书，本名《鸿烈解》，而《汉志》但著《淮南内外》；蒯通之书，本名《隽永》，而《汉志》但著《蒯通》本名之类，是也。（《隽永》八十一首，见本传，与志不符。）书名本全而为人偏举者，《吕氏春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而后人或称《吕览》；《屈原》二十五篇，《离骚》特其首篇，而后世竟称《骚赋》之类是也。（刘向名之《楚辞》，后世遂为专部。）书名本偏而为人全称者，《史记》为书策纪载总名，而后人专名《太史公书》；孙武八十馀篇，有图有书，而后人即十三篇称为《孙子》之类，是也。此皆校雠著录之家所当留意。（已详《校雠通义》。）虽亦质文升降，时会有然，而著录之家，不为别白，则其流弊，无异别号称名之吊诡矣。
子史之书，名实同异，诚有流传而不能免者矣。集部之兴，皆出后人缀集，故因人立名，以示志别；东京讬於初唐，无他歧也。中叶文人，自定文集，往往标识集名，《会昌一品》、元白《长庆》之类，抑亦支矣。然称举年代，犹之可也。或以地名，（杜牧《樊川集》，独孤及《毗陵集》之类。）或以官名，（韩偓《翰林集》。）犹有所取。至於诙谐嘲弄，信意标名，如《锦囊》、（李松。）《忘筌》、（杨怀玉。）《披沙》、（李咸用。）《屠龙》、（熊皦。）《聱书》、（沈颜。）《漫编》，（元结。）纷纷标目。而大雅之风，不可复作矣。
子史之书，因其实而立之名，盖有不得已焉耳。集则传文之散著者也。篇什散著，则皆因事而发，各有标题，初无不辨宗旨之患也。故集诗集文，因其散而类为一人之言，则即人以名集，足以识矣。上焉者，文虽散而宗旨出於一，是固子史专家之遗范也。次焉者，文墨之佳，而萃为一，则亦雕龙技曲之一得也。其文与诗，既以各具标名，则固无庸取其会集之诗文而别名之也。人心好异，而竞为标题，固已侈矣。至於一名不足，而分辑前后，离析篇章，或取历官资格，或取游历程途，富贵则奢张荣显，卑微则酝酿寒酸，巧立名目，横分字号；遂使一人诗文，集名无数，标题之录，靡於文辞，篇卷不可得而齐，著录不可从而约；而问其宗旨，核其文华，黄茅白苇，毫发无殊；是宜概付丙丁，岂可猥尘甲乙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