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曰：子言学术，功力必兼性情，为学之方，不立规矩，但令学者自认资之所近与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殆即王氏良知之遗意也。夫古者教学，自数与方名，诵诗舞勺，各有一定之程，不问人之资近与否，力能勉否。而子乃谓人各有能有所不能，不相强也，岂古今人有异教与？答曰：今人不学，不能同於古人，非才不相及也，势使然也。自官师分，而教法不合於一，学者各以己之所能私相授受，其不同者一也。且官师既分，则肄习惟资简策，道不著於器物，事不守於职业，其不同者二也。故学失师所师承，六书九数，古人幼学，皆已明习，而后世老师宿儒，专门名家，殚毕生精力求之，犹不能尽合於古，其不同者三也。天时人事，今古不可强同，非人智力所能为也。然而六经大义，昭如日星，三代损益，可推百世。高明者由大略而功求，沉潜者循度数而徐达。资之近而力能勉者，人人所有，则人人可自得也，岂可执定格以相强欤？王氏致良知之说，即孟子之遗言也。良知曰致，则固不遗功力矣。朱子欲人因所发而遂明，孟子所谓察识其端而扩充之，胥是道也。而世儒言学，辄以良知为讳，无亦惩於末流之失，而谓宗指果异於古所云乎？
或曰：孟子所谓扩充，固得仁、义、礼、智之全体也。子乃欲人自识所长，遂以专其门而名其家，且戒人之旁骛焉，岂所语於通方之道欤？答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其说并行而不悖也。圣门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然自颜、曾、赐、商，所由不能一辙。再传而后，荀卿言《礼》，孟子长於《诗》、《书》，或疏或密，途径不同，而同归於道也。后儒途径所由寄，则或於义理，或於制数，或於文辞，三者其大较矣。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缓其二，理势然也。知其所致为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缓之二为可忽，则於斯道不远矣。徇於一偏，而谓天下莫能尚，则出奴入主，交相胜负，所谓物而不化者也。是以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於专精，类必要於扩充，道必抵於全量，性情喻於忧喜愤乐，理势达於穷变通久，博而不杂，约而不漏，庶几学术醇固，而於守先待后之道，如或将见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