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他的代表作《文史通义》和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文史通义》是章学诚对史学贡献最大的著作。他35岁开始撰写此书，并立下要“成一家之言”的宏伟目标。此书分内篇、外篇和杂篇三部分。其中《浙东学术》一篇，成于逝世前一年。可见该书撰述几乎历30年之久。严格地说，直到逝世，全书并未完成，像很重要的《圆通》、《春秋》等篇，虽早有计划，终未撰成。而今天人们看到的也仅是内外两篇。由于该书无严格义例，而全书在作者生前既未最后定稿，又未排定篇目，为后人留下难题。作者生前曾讲过，想在去世前对自己著作加以整理，最后审录定稿，但未能如愿，临终前数月，只得将全部文稿委托友人王宗炎代为校定。现今流传的刘氏嘉业堂刻《章氏遗书》，就是依据王氏所编之目加以补订刊行的。章氏次子华绂对此书编排并不满意，所以于道光十二年（1832）在开封另行编印了“大梁本”《文史通义》，并在序中说，王氏所编之目并不符合其先人之意。后来流传的《文史通义》，主要就是《章氏遗书》本和“大梁本”两种，而以后者流传最广。
《文史通义》是一部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的著作。它不仅是史学园地里的奇葩，而且也是文学批评园地里不可多得的佳作。此书要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品藻流别，进而讨论笔削大旨，故皆用辩驳评论的体裁为写作方法，而其中心则侧重于史。由于它是“文”“史”通义，综合讨论文史理论问题，因而其内容就不像《史通》主要论史，《文心雕龙》主要论文那么单一。除部分篇目是分别论述文史外，好多都是文史兼论。所以要严格划分哪些是专门论文，哪些是专门论史，是比较困难的。事实上除评论文史之外，还有许多篇属于哲学范畴，反映作者对客观世界的看法。正因为全书内容比较庞杂，因而有的学者把它看作是一部学术史，这是不太确切的。
章学诚在学术贡献上最能体现其“成一家之言”精神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史学理论上的突破，二是方志学的奠基，三是校雠学的系统与完善。而一二两大方面的内容则全在《文史通义》之中。他那丰富的史学理论，在许多方面都确实做到了后来居上，而这许多方面也确实都超过了刘知几。首先重视史义的研究，并从理论上强调其重要性，这在古代史家当中章学诚是第一人。孔子作《春秋》，记齐桓、晋文争霸之事，通过事实体现孔子的观点和目的。孔子也曾讲过通过史事实现史义，但并未作理论上的论述。杰出史学评论家刘知几的论述重点则是历史编纂学的史学方法论，因而理论上论述史义的重要性便落在章氏身上。正如他自己所言：“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家书》二）他所以要重视史义，是因为“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同上书内篇五《史德》）他认为事是对历史事实的记载，文则是观点与事实的表现形式，而观点又是反映作史者的政治主张与政治立场，因此，“史义”的重要就可想而知了。史家编写历史，必须用明确的观点记载历史，总结经验。
其次，提出史家必须具备史德，刘知几提出良史必备才、学、识三长，千百年来一直成为衡量优秀史家标准，章氏在《史德》篇中对此首先加以肯定，又指出根据他的研究，单具“三长”还不足以称良史，作为史家，还必须具备“史德”。什么是“史德”？就是著书者之心术，指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观事实，做到“善恶必书，务求公正”的一种品德。他说：“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籍人力以成之”，“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同上书内篇五《史德》）特别是“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要求把我国古代史学领域“据事直书”传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杰出思想，正是对古往今来历史经验的大总结。
第三，对“六经皆史”思想的大发挥。“六经皆史”说不是章氏首先提出，但他对这一思想发挥得最全面、最彻底。他指出《六经》原来也都是先王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况且古代并无经史之分，把儒家六部著作推上神圣经书宝座，那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之事，从此《六经》就成为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思想基础。
第四，为我国方志学奠基。该书外篇四至六都是方志论文。章氏虽长于史学，但从未得到清政府的重用。因此他把自己的史学理论，用于编修方志的实践中。编修方志在他一生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并使他成为方志学建立的极关重要人物。梁启超把他誉为我国“方志之祖”、“方志之圣”。80年代全国修志热潮兴起后，他的方志学说还被用来当作启蒙理论学习，《文史通义》也成为非谈不可、非读不行的热门了。
但该书内容庞杂，结构松弛，又缺少中心议题，各篇之间可以说互不关联，这也许是因为作者一生生活极不安定，全部著作几乎都写于“车尘马足之间”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