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他的代表作《文史通义》和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文史通义》是章学诚对史学贡献最大的著作。他35岁开始撰写此书,并立下要“成一家之言”的宏伟目标。此书分内篇、外篇和杂篇三部分。其中《浙东学术》一篇,成于逝世前一年。可见该书撰述几乎历30年之久。严格地说,直到逝世,全书并未完成,像很重要的《圆通》、《春秋》等篇,虽早有计划,终未撰成。而今天人们看到的也仅是内外两篇。由于该书无严格义例,而全书在作者生前既未最后定稿,又未排定篇目,为后人留下难题。作者生前曾讲过,想在去世前对自己著作加以整理,最后审录定稿,但未能如愿,临终前数月,只得将全部文稿委托友人王宗炎代为校定。现今流传的刘氏嘉业堂刻《章氏遗书》,就是依据王氏所编之目加以补订刊行的。章氏次子华绂对此书编排并不满意,所以于道光十二年(1832)在开封另行编印了“大梁本”《文史通义》,并在序中说,王氏所编之目并不符合其先人之意。后来流传的《文史通义》,主要就是《章氏遗书》本和“大梁本”两种,而以后者流传最广。

《文史通义》是一部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的著作。它不仅是史学园地里的奇葩,而且也是文学批评园地里不可多得的佳作。此书要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品藻流别,进而讨论笔削大旨,故皆用辩驳评论的体裁为写作方法,而其中心则侧重于史。由于它是“文”“史”通义,综合讨论文史理论问题,因而其内容就不像《史通》主要论史,《文心雕龙》主要论文那么单一。除部分篇目是分别论述文史外,好多都是文史兼论。所以要严格划分哪些是专门论文,哪些是专门论史,是比较困难的。事实上除评论文史之外,还有许多篇属于哲学范畴,反映作者对客观世界的看法。正因为全书内容比较庞杂,因而有的学者把它看作是一部学术史,这是不太确切的。

章学诚在学术贡献上最能体现其“成一家之言”精神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史学理论上的突破,二是方志学的奠基,三是校雠学的系统与完善。而一二两大方面的内容则全在《文史通义》之中。他那丰富的史学理论,在许多方面都确实做到了后来居上,而这许多方面也确实都超过了刘知几。首先重视史义的研究,并从理论上强调其重要性,这在古代史家当中章学诚是第一人。孔子作《春秋》,记齐桓、晋文争霸之事,通过事实体现孔子的观点和目的。孔子也曾讲过通过史事实现史义,但并未作理论上的论述。杰出史学评论家刘知几的论述重点则是历史编纂学的史学方法论,因而理论上论述史义的重要性便落在章氏身上。正如他自己所言:“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家书》二)他所以要重视史义,是因为“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同上书内篇五《史德》)他认为事是对历史事实的记载,文则是观点与事实的表现形式,而观点又是反映作史者的政治主张与政治立场,因此,“史义”的重要就可想而知了。史家编写历史,必须用明确的观点记载历史,总结经验。

其次,提出史家必须具备史德,刘知几提出良史必备才、学、识三长,千百年来一直成为衡量优秀史家标准,章氏在《史德》篇中对此首先加以肯定,又指出根据他的研究,单具“三长”还不足以称良史,作为史家,还必须具备“史德”。什么是“史德”?就是著书者之心术,指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观事实,做到“善恶必书,务求公正”的一种品德。他说:“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籍人力以成之”,“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同上书内篇五《史德》)特别是“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要求把我国古代史学领域“据事直书”传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杰出思想,正是对古往今来历史经验的大总结。

第三,对“六经皆史”思想的大发挥。“六经皆史”说不是章氏首先提出,但他对这一思想发挥得最全面、最彻底。他指出《六经》原来也都是先王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况且古代并无经史之分,把儒家六部著作推上神圣经书宝座,那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之事,从此《六经》就成为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思想基础。

第四,为我国方志学奠基。该书外篇四至六都是方志论文。章氏虽长于史学,但从未得到清政府的重用。因此他把自己的史学理论,用于编修方志的实践中。编修方志在他一生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并使他成为方志学建立的极关重要人物。梁启超把他誉为我国“方志之祖”、“方志之圣”。80年代全国修志热潮兴起后,他的方志学说还被用来当作启蒙理论学习,《文史通义》也成为非谈不可、非读不行的热门了。

但该书内容庞杂,结构松弛,又缺少中心议题,各篇之间可以说互不关联,这也许是因为作者一生生活极不安定,全部著作几乎都写于“车尘马足之间”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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