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辛亥，一三七一）春二月，免太平、镇江、宁国田租。命工部遣官往广东买耕牛，给中原屯种之民。
三月，策试进士於奉天殿，始令进士释褐，行释菜礼。遣使祭历代帝王陵寝，祀帝王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陈州祀伏羲、殷高宗，孟津祀汉光武，洛阳祀汉明帝、章帝，郑州祀周世宗，巩县祀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荣河祀商汤。在山东者二：东平祀唐尧，曲阜祀少昊。在北平者三：内黄祀殷中宗，滑县祀颛顼、高辛。在湖广者二：酃县祀神农，宁远祀虞舜。在浙江者二：会稽祀夏禹、宋孝宗。在陕西者十五：中部祀黄帝，咸阳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汉高帝、文帝、景帝，兴平祀汉武帝，长安祀汉宣帝，三原祀唐高祖，醴泉祀唐太宗，蒲城祀唐宪宗，泾阳祀唐宣宗。
闰三月，命吏部定内监等官品秩，自监正令五品以下，至从七品有差。上谓侍臣曰：“古之宦坚，不过司晨昏、供使令而己。自汉邓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阍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自此以来，权倾人主。吾防之极严，犯法者必斥去之，履霜坚冰之意也。”
夏五月，免江西、浙江田租。六月戊申，吏部尚书詹同、礼部尚书陶凯作《宴享九奏乐章》：曰《本太初》，曰《仰大明》，曰《民初生》，曰《品物亨》，曰《御六龙》，曰《泰阶平》，曰《君德成》，曰《圣道成》，曰《乐清宁》。上以协律善之，悉屏俗乐。
秋八月，免淮扬、临濠、泰、滁、无为田租。上手书问刘基曰：“近西蜀平，疆宇恢广。元以宽失天下，朕救之以猛。然小人但喜宽，遂恣诽谤。今天鸣八载，日中黑子叠见，卿宜条悉以闻。”基上言以为：“雪霜之後，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上以其书付史馆。或有言杀运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当国，扫除俗弊，一二年後宽政可复也。”
五年夏六月甲辰，命工部造红牌，鎸戒谕后妃之辞，悬於宫中。定宦官禁令。
冬十二月甲戌，敕中书，命“有司考课，必有学校农桑之绩，违者降罚”。已而，莒州日照知县马亮考满，无课农兴学之效，而长於督运，命黜之。山西汾州考平遥主簿成乐，能恢辨商税，上曰：“恢辨，是额外取民也。主簿职在佐理县政，抚安百姓，岂以恢辨为能！州之考非是。”命吏部移文讯责。
命仍祀孟子。初，国子监请释奠，命罢孟子祀。至是，上曰：“孟子辟邪说，辨异端，发明先圣之道，其复之。”
六年春正月，来朝守令陛辞，谕以慈祥岂弟，毋作伪。
甲寅，以举人张唯、王琏等为编修，入文华堂肄业，诏太子赞善宋濂、正字桂彦良为之师。上听政之暇，辄幸堂中，定其优劣，赐白金、弓矢、鞍马，宠遇甚隆。
二月甲午，诏暂罢科举，令有司察举贤才。上谕中书省臣曰：“朕设科举，求天下贤才以资任用。今所司多取文词，及试用之，不能措诸行事者甚众。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之，甚非所以称朕意也。其暂罢天下科举。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文艺次之。”
夏四月，命吏部访求天下贤才。修《昭鉴祖训录》成。初，上命陶凯等采摭汉、唐以来藩王可为观戒者。书成，赐名《昭鉴祖训录》。目十三：曰箴戒，曰持守，曰严祭祀，曰谨出入，曰慎国政，曰礼义，曰法律，曰内令，曰内官，曰职制，曰兵卫，曰营缮，曰供用。上亲为之叙，颁赐诸王。
秋八月，上尝从容谘正字桂彦良以治道，彦良对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则好恶颇，好恶颇则赏罚差，赏罚差则太平未有期也。”是时，上惩元氏以宽纵失天下，颇用重典。上谓彦良曰：“法数行而辄犯，奈何？”彦良曰：“用德则逸，用法则劳。”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也。”
九月庚戌，诏禁对偶文辞，命翰林院儒臣择唐、宋名儒笺表可为法者。群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绰谢表》及韩愈《贺雨表》进，令中书省颁为式。
冬十月壬辰，令考究前代纠劾内官法。
十二月，令郡县止存大寺观一，僧道并居焉。禁女子四十下者为尼。
七年（甲辰，一二七四）春正月庚午，令六部官毋得轻调，有年劳者就本部升用。谕吏部曰：“古称任官惟贤才。凡郡县得一贤守令，如颍川有黄霸，中牟有鲁恭，何忧不治。今北方郡县，有民稀事简者，而设官与繁剧同，其量减之！”
八年（乙卯，一三七五）春正月甲子，诏天下郡县访穷民无依者，给衣食屋舍。
丁亥，诏天下闾里皆立社学，延师儒教子弟，有司以时程督。
上以北方丧乱之後，命御史台选国子生往各郡分教，谕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在於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虽中材或坠於小人。”给廪食衣服而遣之。
山阳民，父得罪当杖，子请代。上曰：“朕为孝子屈法。”特释之。
十二月，陕州人献天书，斩之。
九年（丙辰，一三七六）夏六月，诏改中书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
秋九月，中书省奏福建参政魏鉴、瞿庄笞死奸吏。上曰：“君之驭臣以礼，臣之驭吏以法。吏诈则政蠹，政蠹则民病。朕尝令吏卒违法，绳之以死。有司多不法，为下所持，任其纵横，莫敢谁何。今两参政能寘奸吏於极刑，所谓惟仁人能恶人也。”特赐玺书劳之。
闰九月庚寅，钦天监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诏求言。山西平遥训导叶居升闻诏，谓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见而患小，其一事难知而患大。此三者积於吾心久矣。虽不求，吾犹将言之，况有明诏乎！”乃上言曰：“臣观当今之事，大过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臣观历代开国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缓刑而结民心，亦未有不以专事刑罚而失民心。国祚长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汉、隋、唐享国之数，具在方册，昭然可观也。今议者曰：‘宋、元中叶之後，纪纲不振，专事姑息，以致亡灭。陛下所以痛惩其弊，而矫枉之者也。’姑以当今刑法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无假贷，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际，多出圣衷，致使治狱之吏务求深刻，以趋求上意。深刻者多获功，平允者多获罪，或至以赃罪多寡为殿最。欲求取狱之平允，岂易得哉！近者特旨：杂犯死罪，免死充军，其余以次仿流徒律。又删定旧诸律条减宥有差。此渐见宽宥全活者众，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蔼然布乎宇内矣。然法司之治狱，犹循旧弊，虽有宽宥之名，而无宽宥之实。所谓实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轻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虚之效。唐太宗曰：‘鬻棺之家，欲岁之疫。非欲害於人，欲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核理一狱，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古之为士者，以登仕版为荣，以罢职不叙为辱。今之为士者，以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网罗捃摭，务无遗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师，而除官多以貌选，故所学或非其所闻，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学。洎乎居官，言动一跌於法，苟免诛戮，则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谓‘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率是为常，少不顾惜。然此亦岂人主乐为之事哉？欲人之惧而不敢犯也。窃见数年以来，诛杀亦可谓不细矣，而犯者日月相踵。岂下人之不惧哉？良由激浊扬清之不明，善恶贤愚之无别。议能之法既废，以致人不自厉，而为善者怠。若是，非用刑之烦者乎？汉之世，尝徙大族於山林矣，未闻实之以罪人也。今凤阳皇陵所在，龙兴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声，充斥园邑，朝廷非所以恭承宗庙意也。贼人伪四大王突窜山谷，如狐如鼠，无窟可追，而乃劳重兵以讨之。彼即惊骇溃散，兼之深山大壑，人迹不能追踪之地，捕之数年，既无其方，乃归咎於新附户籍之细民而迁徙之。骚动四千里之地，鸡犬不得宁息。况新附之民，日前兵难，流於他所，朝廷许之复业而来归者；今乃就附籍者，取其数而尽迁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户口而後田野辟，田野辟而後赋税增。臣恐自兹之後，北郡户口，不复得增矣。凡此皆臣所谓太过，而足以召灾异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