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武德五年，废常平监。八年敕，诸州斗秤，京太府校。
贞观初，尚书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灾，前圣之所不免。国无九年储蓄，礼经之所明诫。今丧乱之后，户口凋残，每岁租米，未实仓廪，随即出给，才供当年。若遇凶灾，将何振恤？故隋开皇立制，天下之人，节级输粟，名为社仓。终於文皇，得无饥馑。及大业中，国用不足，并取社仓，以充官费，故至末涂，无以支给。今请自王公以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每至秋熟，准其见苗，以理劝课，尽令出粟。稻麦之乡，亦同此税。各纳所在，为立义仓。年穀不登，百姓饥馑，当所州县，随便取给。”太宗曰：“既为百姓，先作储贮，官为举掌，以备凶年。非朕所须，横生赋敛，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有司，议立条制。”户部尚书韩仲良奏：“王公以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制从之。自是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馑，则开仓振给。
高宗永徽二年九月，颁新格：“义仓据地取税，实是劳烦，宜令率户出粟，上上户五石，馀各有差。”六年，京东西市置常平仓。高宗、武太后数十年閒，义仓不许杂用，其后公私窘迫，贷义仓支用。自中宗神龙之后，天下义仓，费用向尽。
开元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户别据所种田，亩别税粟二升，以为义仓。其商贾户若无田及不足者，上上户税五石，上中以下递减各有差。诸出给杂种准粟者，稻穀一斗五升当粟一斗。其折纳糙米者，稻三石折纳糙米一石四斗。
天宝八年，凡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
和籴一百一十三万九千五百三十石：
关内（五十万九千三百四十七石）
河东（十一万二百二十九石）
河西（三十七万一千七百五十石）
陇右（十四万八千二百四石。）
诸色仓粮总千二百六十五万六千六百二十石：
北仓（六百六十一万六千八百四十石）
太仓（七万一千二百七十石）
含嘉仓（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
太原仓（二万八千一百四十石）
永丰仓（八万三千七百二十石）
龙门仓（二万三千二百五十石。）
正仓总四千二百一十二万六千一百八十四石：
关内道（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北道（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东道（三千五十八万九千百八十石）
河西道（七十万二千六十五石）
陇右道（三十七万二千七百八十石）
剑南道（二十二万三千九百四十石）
河南道（五百八十二万五千四百一十四石）
淮南道（六十八万八千二百五十二石）
江南道（九十七万八千八百二十五石）
山南道（十四万三千八百八十二石。）
义仓总六千三百一十七万七千六百六十石：
关内道（五百九十四万六千二百一十二石）
河北道（千七百五十四万四千六百石）
河东道（七百三十万九千六百一十石）
河西道（三十八万八千四百三石）
陇右道（三十万三十四石）
剑南道（百七十九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
河南道（千五百四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三石）
淮南道（四百八十四万八百七十二石）
江南道（六百七十三万九千二百七十石）
山南道（二百八十七万一千六百六十八石。）
常平仓总四百六十万二千二百二十石：
关内道（三十七万五千五百七十石）
河北道（百六十六万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河东道（五十三万五千三百八十六石）
河西道（三万一千九十石）
陇右道（四万二千八百五十石）
剑南道（七万七百四十石）
河南道（一百二十一万二千四百六十四石）
淮南道（八万一千一百五十二石）
山南道（四万九千一百九十石）
江南道（阙。）
论曰：昔我国家之全盛也，约计岁之恒赋，钱穀布帛五千馀万，（其数具食货赋税篇下。）经费之外，常积羡馀。遇百姓不足，而每有蠲恤。自天宝之始，边境多功，宠锡既崇，给用殊广，出纳之职，支计屡空。於是言利之臣继进，而道行矣。割剥为务，岐路多端。每岁所入，增数百万。既而陇右有青海之师，范阳有天门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剑南罗凤之凭陵，或全军不返，或连城而陷。先之以师旅，因之以荐饥，凶逆承隙构兵，两京无藩篱之固，盖是人事，岂唯天时。缅惟高祖、太宗，开国创业，作程垂训，薄赋轻徭，泽及万方，黎人怀惠。是以肃宗中兴之绩，周月而能成之，虽神算睿谋，举无遗策，戎臣介夫，能竭其力，抑亦累圣积仁之所致也。夫德厚则感深，感深则难摇，人心所系，故速戡大难，少康、平王是也。若敛厚则情离，情离则易动，人心已去，故遂为独夫，殷辛、胡亥是也。今甲兵未息，经费尚繁，重则人不堪，轻则用不足，酌古之要，適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夫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敛，敛之薄也，在於节用。若用之不节，宁敛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费，定经用之数，使下之人，知上有忧恤之心，取非获已，自然乐其输矣。古之取於人也，唯食土之毛，谓什一而税；役人之力，谓一岁三日。未有直敛人之财，而得其无怨，况取之不薄，令之不均乎！自燧人氏逮於三王，皆通轻重之法，以制国用，以抑兼并，致财足而食丰，人安而政洽，诚为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岂常才之士而能达也。民者，瞑也，可使由之，不可使因之。审其众寡，量其优劣，饶赡之道，自有其术。历观制作之者，固非易遇其人。周之兴也得太公，齐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强也得商鞅，后周有苏绰，隋氏有高颎。此六贤者，上以成王业，兴霸图，次以富国强兵，立事可法。其汉代桑弘羊、耿寿昌之辈，皆起自贾竖，虽本於求利，犹事有成绩。自兹以降，虽无代无人，其馀经邦正俗，兴利除害，怀济时之略，韫致理之机者，盖不可多见矣。农者，有国之本也。先使各安其业，是以随其受田，税其所植。焉可徵求货币，舍其所有而责其所无者哉！天下农人，皆当粜鬻，豪商富室，乘急贱收，旋致罄竭，更仍贵籴，往复受弊，无有已时，欲其安业，不可得也。故晁错曰：“欲民务农，在於贵粟，贵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为赏罚。如此农民有钱，粟有所洩。”谓官以法收取之也。诚如是，则天下之田尽辟，天下之仓尽盈。然后行其轨数，度其轻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风，率循礼义之方，皆登仁寿之域，斯不以难矣。在昔尧汤，水旱作沴，而人无捐瘠，以国有储蓄。若赋敛之数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积，无经岁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虫霜，或一方兴师动众，废於艺殖，宁免赋阙而用乏，人流而国危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