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之道，岂胜条举？根柢工夫，更非寥寥数行所能宣罄。此为初学有志者约言之，乃阶梯之阶梯，门径之门径也。
◎通经
●读经宜读全本。
《周礼》《礼记》《左传》断不可删。卽鲁纯者，亦须买全本。就其上钩乙选读，日後尚可寻检寓目，不然终身不知此经有几卷矣。
●解经宜先识字。“字书、韵书之学，经学家谓之小学。”
此非余一人之私言，国朝诸老师之言也。字有形，形不一。一古文，二籀文，三小篆，四八分，五隶书，六真书。相因递变。字有声，声不一。有三代之音，有汉魏之音，有六朝至唐之音。字有义，义不一。有本义，有引申义，有通借义。形声不审，训诂不明，岂知经典为何语耶？如何而後能审定音义？必须识小篆，通《说文》，熟《尔雅》。“五雅、《玉篇》、《广韵》并宜参究。”俗师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末不知其源，骋其臆说，止如寐语。此事甚不易，非翻检字书便能通晓者也。“《说文》字部难於寻检。近人毛谟《说文检字》，黎永椿《说文通检》颇便初学。黎书较胜。”
《方言》《释名》《小尔雅》“非《汉志》《小雅》元书，汉仁厚所作。”《广雅》，以《通雅》易《埤雅》，“《通雅》，明方以智作。”名《五雅》。
《说文》初看无味，稍解一二，便觉趣妙无穷。国朝讲《说文》之书甚多。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最善。段《注》繁博，可先看徐铉注《说文解字》。“俗称许氏《说文》，其书较简约，成都有版。”
●读经宜正音读。
古时九州，语言不同，而诵《诗》读《书》，同归正读。故太史公曰，言不雅驯，荐绅难言。班孟坚曰，读应《尔雅》，古语可知。雅者，正也。近世一淆于方音，一误于俗师。至於句读离合，文义所繋，尤宜讲明。音读雅正可据者，有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一书，其中皆采集魏晋南北朝诸家，音释不同者并存之，各本经文不同者标出之。此可听学者自视家法，择善而从。总不出此书之外，卽可为有本之学。“《释文》旧有两本，今武昌局刻，乃用卢校本翻雕，清朗可看。成都亦新刻。”经传中语，同此一字，而区分平仄。音读多门，以致韵书数部并收，异同之辨，相去杪忽。此皆六朝时学究，不达本原，不通详通变者所为。“本原者形声，通变者转注、假借。”揆之六书之义，实多难通。故《颜氏家训》已发其端。《经典释文》叙录，直攻其失。近代通儒，纠擿尤备。特初学讽诵，不示区分，将各骋方言，无从画一。且义随音别，解识“记也。”为易；律体诗赋一出，更难通融。此乃因时制宜之道。又同此一字，或小有形变，而解诂遂殊；点画无差，而训释各别。训因师异，事随训改，各尊所受，歧说滋多。然正赖此经本异文异读义参差抵啎，得以钩考古义。学者博通以後，於音义两端，窥见本原，自晓通借。先知其分，而後知其合，不可躐等也。“此二条虽是约说，颇有深谈；小学家字书韵书，大指略具。通材详焉。”
●宜讲汉学。
汉学者何？汉人注经讲经之说是也。经是汉人所传，注是汉人创作。义有师承，语有根据，去古最近，多见古书，能识古字，通古语，故必须以汉学为本，而推阐之，乃能有合。以後诸儒传注，其义理精粹，足以补正汉人者不少。要之，宋人皆熟读注疏之人，故能推阐发明。“朱子论贡举治经，谓宜讨论诸家之说，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为主，云云。卽如南宋理学家如魏鹤山，词章家如叶石林，皆烂熟注疏。其他可知。”傥不知本源，卽读宋儒书，亦不解也。方今学官所颁《十三经注疏》，虽不皆为汉人所作，然注疏所言，卽汉学也。“国朝江藩有《汉学师承记》，当看。阮元《经籍纂诂》，爲训诂最要之书。”
汉学所要者二：一、音读训诂，一、考据事实。音训明，方知此字为何语；考据确，方知此物为何物，此事为何事，此人为何人，然後知圣贤此言是何意义。不然空谈臆说，望文生义，卽或有理，亦所谓郢书燕说耳，於经旨无与也。譬如晋人兴楚人语，不通其方言，岂能知其意中事？不问其姓氏里居，岂能断其人之行谊何如耶？“汉人说，岂无认漏？汉学者，用汉人之法，得汉人之意之谓也。”
《十三经注疏》及相台岳氏本《五经》，“江苏、贵州曾依殿本再翻。成都新刻。”皆古注。“《易》王弼、韩康伯《注》，《书》孔安国《传》，《诗》郑康成《注》，《春秋左传》杜预《集解》，《礼记》郑康成《注》。”沿明制通行之《五经》，皆宋元注。“《易》朱子《本义》、程《传》，《书》蔡沈《传》，《诗》朱子《集传》，《春秋》旧用胡《传》，今废仍用《左传》杜《注》，《礼记》陈灏《集说》。”此为正经正注。《御纂七经》，乃荟萃历代传说裁定。
●宜读国朝人经学书。
经语惟汉人能解。汉儒语惟国朝通儒能遍解。何也？国朝诸大儒，读书多，记书真，校书细；好看古书，不敢轻改古本，不肯轻驳古说；善思，善悟，善参校，善比例，善分别真伪：故经学为千古之冠。
书多矣，以《皇清经解》为大宗；虽未全录，已得大概。此书一千余卷，当从何种看起？先看郝疏《尔雅》、段注《说文》、《经义述闻》三种。“此书，书精价廉，一举而得数十百种书，计无便於此矣。乍看注疏，人所不耐，故必以国朝人经说先之。”学海堂辑刻《皇清经解》成书後，续出者尚多，先出而未见未收者，亦不少。以此例之，卽得。
通志堂刻《经解》，卷轴虽富，菁华无多。“其中上驷，多有别刻本。李衡《周易》《义海撮要》，敖继公《仪礼集说》，衞湜《礼记集说》无别刻本。”当徐东海初刻时，卽为何义门所讥。其与学海堂刻《经解》，相去远甚。若治经从此下手，穷年莫殚，所得有限，不惟徒劳，且茫无师法，转致迷罔矣。若於此道源流派别，旣已秩然，再取读之，未为晚也。
●宜专治一经。
十三经岂能尽通？专精其一，卽已不易。历代经师大儒，大约以一经名家者多。兼通群经，古今止有数人。今且先治其一，再及其它。但仍须参考诸经，博综群籍，方能通此一经。不然此一经，亦不能通也。
●治经宜有次第。
先师旌德吕文节教不佞曰：“欲用注疏工夫，先看《毛诗》，次及《三礼》，再及他经。”其说至精，请申其义。葢《诗》《礼》两端，最切人事，义理较他经为显，训诂较他经为详。其中言名物，学者能达与否，较然易见。且四经皆是郑君元注，完全无阙，《诗》则毛传粹然为西汉经师遗文，更不易得。欲通古训，尤在於兹。“古人训诂，乍读似觉不情，非於此冰释理顺，解经终是膈膜。”礼之条目颇多，卷帙亦钜，初学畏难。《诗》义该比兴，兼得开发性灵。郑《笺》多及礼制。此经旣通，其於礼学，寻途探求，自不能已。《诗》《礼》兼明，他经方可着手。《书》道政事。《春秋》道名分。典礼旣行，然後政事、名分，可得而言也。“《尚书》家伏生，《左传》家贾生，《公羊》家董胶西、何劭公；皆精於礼学，案其书可知。”《易》道深微，语简文古。训诂礼制，在他经为精，在《易》为粗。所谓至精，乃在阴阳变化消息。然非得其粗者，无由遇其精者。“此姚姬传论学古文法，授之以为治《易》法。精者可遇而不可凿，凿则妄矣。”三礼之中，先《仪礼》《礼记》，次《周礼》。《仪礼》句碎字实，难读能解，难记易晓；注家最少，异说无多。好在《礼记》一书，卽是外传。“《礼记》难於《仪礼》。《仪礼》止十七件事。《礼记》之事多矣，特其文条达耳。”《周礼》门类较多，事理更为博大，汉人说者亦少，“晚出之故。”故较难。然郑注及国朝人零星解说，亦已明白。《尚书》辞义旣古，隶古传写，通借譌误，自汉初卽有今古文两家异文歧读。“此谓真古文，非蔡传所云“今文无、古文有”之古文也。”至西晋，梅氏古文晚出；唐初，伪孔传专行。“六朝江左卽盛行未定一尊耳。”而汉代今古文两家之经传，一时俱绝，故尤难通。《春秋》乃圣人治世大权，微文隐义，本非同家人言语。“《史记》明言之。”三传并立，旨趣各异。公羊家师说虽多，末流颇涉傅会，何注又复奥朴。《左传》立学最晚，汉人师说寥寥，惟杜注行世。世人以其事博辞富，求传而不求经。故公羊家理密而事疏，《左传》家事详而理略。“非谓左氏，谓治左氏者耳。”榖梁师说久微，“见《隋书·经籍志》。”国朝人治者亦少。学者於《春秋》，若谓事事能得圣心，谈何容易？至於《周易》，统贯天人，成於四圣，理须後圣，方能洞晓。京、孟、虞、郑诸大师，以及後代诸家，皆止各道所得，见仁见知，从无一人能为的解定论，势使然也。且阴阳无形，卽使谬偁妄说，无人能质其非。所以通者虽少，而注者最多。演图比象，任意纷纭，所谓画狗马难於画鬼神之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