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方面，艺术和科学显然没有什么用处，……”瓦西里耶夫想。“唯一的办法就是传播教义。”
他就开始想象明天晚上他站在那条巷子的拐角，对每一个行人说：“您上哪儿去？您去干什么？要存着敬畏上帝的心才行啊！”
他转过身去对那些冷漠的车夫说：
“你们为什么把车子停在这儿？你们怎么会不生气？你们怎么会不愤慨？你们总该信奉上帝，知道这种事有罪，人干了这种事会下地狱吧，那你们怎么一声不响呢？不错，你们跟她们无亲无故，不过要知道，她们也有父亲，有弟兄，跟你们一模一样啊……”瓦西里耶夫的一个朋友曾经谈论瓦西里耶夫，说他是个有才能的人。有的人有写作的才能、演戏的才能、绘画的才能，可是他有一种特别的才能——博爱的才能。他对一切痛苦有敏锐的感觉。如同好演员总是在自己身上演出别人的动作和声音一样，瓦西里耶夫也善于在自己的灵魂里体会别人的痛苦。他看见别人哭泣，自己就流泪。他在病人身旁，就觉得自己也有病，呻吟起来。要是看到暴力，他就觉得暴力正在摧残自己，害怕得跟小孩似的，而且等到害怕过后总要跑过去搭救。别人的痛苦刺激他，使他激动，弄得他放不下，摆不开，等等。
这个朋友的话究竟对不对，我不知道，不过，当他以为他这个问题已经解决的时候，他的感觉却有点近似着魔。他又哭又笑，嘴里念出明天他要说的话，对那些肯听他的话、跟他一块儿站在街角上说教的人生出热爱来。他坐下来写信，暗自立下种种誓言。……这一切所以很象着魔，是因为这情形没维持很久瓦西里耶夫不久就疲乏了。伦敦、汉堡、华沙那儿的无数女人压在他身上，就跟一座大山压着土地似的。他面对那许多女人不由得胆怯，心慌。他想起自己不善于言谈，想起自己又胆怯又腼腆，想起那些冷漠的人不见得愿意听他的话，了解他的话，因为他不过是个法律系三年级的学生，一个胆怯的小人物罢了，又想起真正的传教工作不仅在于用嘴说话，还在于动手实干。……天已经大亮，马车已经在街道上辘辘地响起来，瓦西里耶夫却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长沙发上，直着眼睛发呆。他不再想到女人，也不再想到男人，不再想到传教工作。他整个注意力已经转到折磨他的那种精神痛苦上去了。那是一种麻木的、空洞的、说不清楚的痛苦，既象是哀伤，又象是极端的恐怖，又象是绝望。他指得出来哪儿发痛：就在胸口，他的心底下。可是他又没法拿别样的痛苦与之相比。过去，他害过很厉害的牙痛，害过胸膜炎和神经痛，可是拿那些来跟这种精神痛苦相比，简直算不得什么。有了这种痛苦，生活也好象可惜了。学位论文、他已经写好的那篇出色的文章、他所热爱的那些人、对堕落的女人的拯救，总之昨天他还热爱或对之冷淡的一切，现在一想起来却跟车声、仆役的匆忙脚步声、白昼的阳光……一样刺激他。要是这时候有谁在他眼前做出一件天大的好事或者可恶的暴行，他会觉得那两种行为同样讨厌。在他的脑海里缓慢地游荡的种种思想里，只有两个思想不刺激他：一个是他随时有弄死自己的力量，还有一个是这痛苦不会超过三天。这后一个，他是凭经验知道的。
他躺了一会儿，站起来，绞着手，又在房间里走动，然而不是照往常那样从这个房角走到那个房角，却是顺着墙边兜圈子。他走过镜子，偶尔在镜子里照一照。他的脸苍白而消瘦，他的两个鬓角凹下去，他的眼睛又大又黑，一动也不动，仿佛是别人的眼睛似的，流露出不能忍受的精神痛苦的表情。
中午时分，艺术家来敲门。
“格利果利，你在家吗？”他问。
他听不到答话，站了一会儿，沉吟一下，用乌克兰土话回答自己：“不在。这个可恶的家伙必是上大学去了。”
他就走了。瓦西里耶夫在床上躺下来，把头塞在枕头底下，痛苦得哭起来，眼泪越流得畅，他的精神痛苦也变得越厉害。等到天黑下来，他想到在前面等着他的痛苦的夜晚，就满心是恐怖的绝望。他连忙穿好衣服，跑出房间，让房门敞开着，上街去了，没有必要，而且也没有目的。他没有问一问自己要上哪儿去，就顺着萨多甫大街很快地走下去。
雪跟昨天那样下得紧，那是解冻的时令。他把手拢在袖管里，周身发抖，听见车轮声、公共马车的铃声、行人的脚步声就害怕。瓦西里耶夫顺着萨多甫大街一直走到苏哈列夫塔，然后又走到红门，从那儿拐弯走到巴斯曼大街。他走进一家小酒馆，喝下一大杯白酒，可是那也没使他觉得畅快些。
他走到拉兹古里亚，往右拐弯，走进一条以前从没来过的小巷子。他走到一座古老的桥边，桥下是水声喧哗的雅乌扎河，他站在桥头。可以看见红营房一长排窗子里的灯光。瓦西里耶夫一心想用新的感觉或者别的痛苦来摆脱他眼前的精神痛苦，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哭泣着，颤抖着，解开大衣和上衣，露出赤裸的胸膛，迎着潮湿的雪和风。可是这也没减轻他的痛苦。随后，他凑着桥上的栏杆弯下腰，低头瞧着雅乌扎河漆黑的、滚滚的流水，很想一头栽下去，倒不是因为厌恶生活，也不是想自杀，却是打算至少叫自己受点伤，用这种痛苦来摆脱那种痛苦。可是漆黑的河水、黑暗的空间、铺着白雪的荒凉河岸，都可怕得很。他打了个冷战，往前走去。他沿着红营房走了一个来回，然后下坡，进了一个矮林，又从矮林回到桥上。……“不行，回家，回家去！”他想。“在家里似乎会好过点。
……”
他就往回走。他回到家，脱掉湿大衣和帽子，在房间里沿着墙边兜圈子，就这么不知疲倦地一直走到天亮。
◎七
第二天早晨艺术家和医科学生来看他，他正痛苦地呻吟着，在房间里跑个不停，衬衫已经撕碎，手也咬破了。
“看在上帝面上！”他一看见他的朋友就哭着说。“随你们爱上哪儿就带我上哪儿，你们认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是看在帝面上，快点救救我才好！我要弄死我自己了！”
艺术家脸色变白，慌了手脚。医科学生也差点哭起来，可是想到做医生的在生活里不论遇到什么事都应该冷静严肃，就冷冷地说：“这是你神经出了毛病。可是不要紧。马上到大夫那儿去。”
“随你们怎么办好了，只是看在上帝面上，快点才好！”
“你不用发急，你得尽力控制自己才成。”
医科学生和艺术家伸出发抖的手替瓦西里耶夫穿好衣服，带他出去，到了街上。
“米哈依尔·谢尔盖伊奇早就想跟你认识了，”在路上医科学生说。“他是个很可爱的人，医道也高明得很。他是一八八二年毕业的，可是经验已经很丰富。他对待大学生就象对待同学那样。”
“赶快，赶快……”瓦西里耶夫催促道。
米哈依尔·谢尔盖伊奇是一个胖胖的金发医师，他接待这几位朋友时，半边脸微笑着，态度又客气，又庄严，又冷静。
“艺术家和玛耶耳已经跟我讲到过您的病，”他说。“很愿意为您效劳。怎么样？请坐吧。……”他让瓦西里耶夫在书桌旁边一把大圈椅上坐下，把一个烟盒送到他跟前。
“怎么样？”他开口说，摸着他的膝头。“我们来谈正事吧。
……您多大岁数？”
他提问题，医科学生回答那些问题。他问瓦西里耶夫的父亲害过什么特别的病没有，是不是常喝醉酒，有没有什么残酷的行为或者古怪的脾气。他又用同样的问题问到他祖父、母亲、姐妹、弟兄。他听到瓦西里耶夫的母亲有很好听的歌喉，有时候还上台演戏，就忽然活泼起来，问：“对不起，您可记得您母亲对舞台的兴趣浓不浓？”
大约二十分钟过去了。瓦西里耶夫讨厌那位医师一个劲儿摸他的膝头，老是讲那一套话。
“大夫，您那些问题，依我看来，”他说，“是想弄明白我的病有没有遗传性。”
医师又问瓦西里耶夫年轻时候干过什么秘密的坏事没有，脑袋受过伤没有，有没有什么爱好、怪癖、特别的嗜好。
凡是勤恳的医师通常问到病人的种种问题，即使有一半不回答，也丝毫无损于病人的健康，可是米哈依尔·谢尔盖伊奇、医科学生、艺术家，全都现出一本正经的脸色，仿佛只要瓦西里耶夫有一个问题答不上来，就会前功尽弃似的。医师听到答话以后，不知为什么，总在一片纸上记下来。听说瓦西里耶夫学过自然科学，眼前在学法律，医师便深思起来。……“去年他写过一篇精采的文章，……”医科学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