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自治局医师格利果利·伊凡诺维奇·奥甫钦尼科夫是个三十五岁左右的人，体质很坏，脾气急躁，由于做过一些医学统计工作，热烈爱好所谓“日常生活问题”而在同事们当中出名。有一天早晨，他在他的医院里查病房。他身后照例跟着他的医士米哈依尔·扎哈罗维奇，那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面孔很胖，头发平滑油亮，一只耳朵上戴着耳环。
医师刚开始查病房，就有一件琐屑的小事使他感到十分可疑，那就是医士的坎肩揉出了皱褶，一个劲儿往上掀，尽管医士不住地把它往下拉，摩挲平，也还是没用。医士的衬衫也是皱的，也往上掀。在他的长上衣上，裤子上，甚至领结上，都粘着一些白色绒毛。……显然，医士没脱衣服睡了一夜，从他此刻拉平坎肩和整理领结的神情来判断，这身衣服裹得他不好受。
医师定睛看了他一忽儿，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医士的身子并没摇晃，他回答问题也还算有条理，不过他的脸阴沉呆板，眼睛毫无生气，脖子和手在颤抖，衣冠不整，尤其是他竭力想控制自己、一心想掩盖自己的情形，——这一切都证明他刚刚起床，没有睡够，从昨天晚上起一直醉到现在，醉得很厉害。……他正在经历着“酒气熏人”的痛苦状态，十分难受，分明对自己很不满意。
医师素来不喜欢这个医士，在这方面他有种种理由。因此，他现在生出一种强烈的愿望，想对医士说：“我看出您喝醉了！”他忽然讨厌起那件坎肩、那件长上衣、那个肥耳朵上的耳环来了，然而他克制住他的反感，照往常那样温和而有礼貌地说：“给盖拉西木喝过牛奶了吗？”
“给过了，大夫，……”米哈依尔·扎哈雷奇也温和地说。
医师一面跟病人盖拉西木谈话，一面看那张记录体温的表，憎恨的感觉又涌上了心头。他就屏住呼吸，免得开口说话，可是又忍不住，就喘着气粗鲁地问道：“为什么没记体温？”
“不对，记上了，大夫！”米哈依尔·扎哈雷奇温和地说，不过他把那张表看了一下，这才相信体温真的没记上，就慌张地耸一下肩膀，支吾道：“我不知道，大夫，大概是娜杰日达·奥西波芙娜……”“而且从昨天傍晚起就没记！”医师接着说。“光知道灌酒，真见鬼！直到现在您也还是醉得不成样儿！娜杰日达·奥西波芙娜在哪儿？”
助产士娜杰日达·奥西波芙娜每天早晨在换药的时候都应该在病房里，可她这时候却没在场。医师往四下里看一眼，觉得病房没有收拾，一切都很凌乱，该做的事一样也没做，一切都象医士那件讨厌的坎肩似地往上掀，揉得很皱，粘着绒毛，他恨不得扯掉自己身上的白外套，叫骂一阵，丢开一切，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走了事。可是他极力控制自己，继续查病房。
看完盖拉西木以后，医师接着看一个整条右臂的细胞组织发炎的外科病人。应当给这个病人换药才成。医师就在他面前的凳子上坐下，料理他的胳膊。
“昨天他们必是在命名日宴会上大喝了一通，……”他一面慢慢地解开绷带，一面暗想。“你们等着就是，我要叫你们知道什么叫命名日！不过话说回来，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什么办法也没有。”
他摸着那条又红又肿的胳膊上的脓疡，说道：“手术刀！”
米哈依尔·扎哈雷奇极力表示他两条腿站得挺稳，他能够办事，这时候拔腿就走，很快地拿来一把手术刀。
“不是这一把！拿一把新的来，”医师说。
医士踩着碎步往椅子那儿走去，椅子上放着一口箱子，里面装着换药的用具。他匆忙地动手翻箱子。他跟护士们小声嘀咕了很久，弄得箱子不住地在椅子上移动，发出沙沙的响声，有两次把一件什么东西掉到地上。医师坐在那儿等着，感到他的后背给他们的低语声和沙沙声刺激得十分难受。
“怎么还不拿来？”他问。“您必是把它们忘在楼下了。
……”
医士跑到他跟前，递给他两把手术刀，这时候，他一不留神对着医师吐出一口气。
“这两把也不能用！”医师生气地说。“我对您讲的是俄国话：拿一把新的来。不过，您去睡睡够再来吧，您嘴里喷出的气味跟酒馆里一样！您头脑不清！”
“您到底要什么刀子？”医士生气地问，慢慢地耸动肩膀。
他恼恨自己，暗自感到羞愧，因为病人们和护士们都直着眼睛瞧他。他为了表示他并不羞愧，就勉强笑一笑，又说一遍：“您到底要什么刀子啊？”
医师觉得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睛，他的手指发抖了。他极力克制自己，用发颤的声音说：“您去睡够了再来！我不愿意跟醉汉讲话。……”“您只能在公事方面申斥我，”医士接着说，“要是我，比方说，喝了酒，那谁也没有权利责难我。我这不是在工作吗？
您还要怎么样！我不是在工作吗？”
医师跳起来，自己也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抡起胳膊，用尽力气，一拳打在医士脸上。他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然而感到很大的快意，因为这一拳恰好打在医士脸上，那个体面、自信、有妻子儿女、笃信宗教、自命不凡的人不由得身子一晃，象皮球那样跳了一下，落坐在凳子上了。医师满心想再打一拳，然而他在那张可恨的脸旁边看见了护士们苍白惊慌的脸，就不再感到快意，摆一下手，跑出病房去了。
在院子里，他迎面遇见娜杰日达·奥西波芙娜走进病院来，她是个约摸二十七岁的姑娘，脸色白里带黄，头发蓬松。
她那件粉红色花布连衣裙的下摆很瘦，因此，她的脚步十分细碎。她把连衣裙弄得沙沙响，每走一步路就扭一下肩膀，摇一下头，好象她心里在唱一支欢畅的歌似的。
“哼，妖精！”医师记起医院里的人开玩笑，把助产士叫做妖精，就暗自想道。他想到他马上就要把这个走着碎步、顾影自怜、服饰华丽的女人教训一顿，觉得很痛快。
“您上哪儿去了？”他走到她跟前，喊道。“为什么您不在医院里？体温也没记上，到处都乱糟糟，医士喝醉了酒，您睡到十一点才起！……请您另外去找工作！您不要再在这儿干下去了！”
医师回到寓所，猛地脱掉身上的白外套，扯下系在腰上的毛巾，气冲冲地把两样东西往墙角一扔，然后在书房里走来走去。
“上帝啊，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他说。“这些人算不得工作的帮手，而是工作的敌人！我不能再在这儿干下去！不行！我得走！”
他的心猛烈地跳着，周身发抖，想哭一场。为了摆脱这种心境，他就安慰自己说，他做得很对，打医士也打得完全有理。医师心想，首先，可恶的是，那个医士不是简简单单，而是托了他姨妈的人情才到医院里来工作的，他姨妈在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的家里做保姆（这个有势力的姨妈坐车来看病，象在家里一样随便，硬要抢先看病，不按次序，这种情形叫人看了实在反感）。医士不守纪律，知识浅薄，就是他知道的一点点东西他也根本不理解。他爱喝酒，举止冒失，不整洁，收病人的贿赂，私卖地方自治局的药品。大家都知道他私下里行医赚钱，给年轻的小市民医治秘密的病，用的是他自己配的药品。如果他单纯是个庸医，倒也罢了，反正这种人是很多的，然而他却是个自以为是、暗中捣鬼的庸医。他瞒着医师给门诊的病人放上吸血杯，给他们放血，手也不洗就到手术台边来，老是用肮脏的探针挑开伤口，这就足以使人明白他多么放肆而大胆地藐视医师的医术以及医学知识和医疗手续了。
医师等到他的手指不再发抖，就挨着桌子坐下，给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写信：“尊敬的列甫·特罗菲莫维奇！如果贵执行处接到这封信后不解除医士斯米尔诺甫斯基的职务，不给予我物色助手的权利，我就不得不（当然这不无遗憾）请求您不要再把我看做某某医院的医师，并请费心另外物色我的继任人。请代为问候柳包芙·费多罗芙娜和尤斯。尊敬您的格·奥甫钦尼科夫”。医师把这封信看了一遍，发觉写得太短，而且语气不够冷淡。再者在接洽公务的官方信函中问候柳包芙·费多罗芙娜和尤斯（这是大家给主席的小儿子起的诨名）是非常不妥当的。
“信上何必提什么尤斯呢？”医师想道，把这封信撕掉，开始为另一封信构思。“阁下……”他想，坐在敞开的窗口旁边，看着大鸭子带领小鸭子顺了大路匆忙走动，摇摇摆摆，绊绊跌跌，多半是到池塘那边去。有一只小鸭子在路上啄到一根肠子般的东西，喉咙被卡住了，发出惊叫声。另一只小鸭子就跑到它跟前，从它嘴里拉出那根细肠子，不料喉咙也给卡住了。……远远地，在围墙附近，在小椴树印在草地上那花边般的阴影里，厨娘达丽雅正在走来走去采做菜汤用的酸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