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家催我给他的诗集作序,整催了一年。他是有理由的。便拿《生活》一诗讲,据许多朋友说,并不算克家的好诗,但我却始终极重视它,而克家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们这意见的符合,可以证实,由克家自己看业,我是最能懂他的诗了。我现在不防明说,《生活》确乎不是这集中最精彩的作品,但却有令人不敢亵视的价值,而这价值也便是这全部诗集的价值。

克家在《生活》里说:这可不是混着着好玩,这是生活。

这不啻给他的全集下了一道案语,因为克家的诗正是这样——不是“混着好玩”,而是“生活”。其实只要你带着笑脸,存点好玩的意思来写诗,不愁没有人给你叫好。所以作一首寻常所谓好诗,不是最难的事。但是,做一首有意义的,在生活上有意义的诗,却大不同。克家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顶真的生活的意义。没有克家的经验,便不知道生活的严重。

一枝暗箭埋伏在你周边,伺候你一千回小心里一回的不检点,这真不是好玩的。然而他偏要嚼着苦汁营生,象一条吃巴豆的虫。

他咬紧牙关和靡难苦斗,他还说,同时你又怕克服了它,来了画失却对手的空虚。

这样生活的态度不够宝贵的吗?如果为保留这一点,而忽略了一首诗的外形的完善,谁又能说是不合算?克家的较坏的诗既具有这种不可亵视的实质,他的好诗,不用讲,更不是寻常的好诗所能比拟的了。

所谓有意义的诗,当前不是没有。但是,没有克家自身的“嚼着苦汁营生”的经验,和他对这种经验的了解,单嚷嚷着替别人的痛苦不平,或怂恿别人自己去不平,那至少往往象是一种“热气”,一种浪漫的姿势,一种英雄气概的表演,若更往坏处推测,便不免有伤厚道了。所以,克家的最有意义的诗,虽是《难民》,《老哥哥》,《炭鬼》,《神女》,《贩鱼郎》,《老马》,《当炉女》,《洋车夫》,《歇午工》,以至《不久有那么一天》和《天火》等篇,但是若没有《烙印》和《生活》一类的作品作基础,前面那些诗的意义便单薄了,甚至虚伪了。人们对于一件事,往往有追问它的动机的习惯,(他们也实在有这权利,)对于诗,也是这样。当我们对于一首诗的动机(意识或潜意识的)发生疑问的时候,我很担心那首诗还有多少存在的可能性。读克家的诗,这种疑问永不会发生,为的是有《烙印》和《生活》一类的诗给我们担保了。我再从历史中举一个例。作“新乐府”的白居易,虽嚷嚷得很响,但究竟还是那位香山居士的闲情逸致的冗力(surplusenergy)的一种舒泄,所以他的嚷嚷实际只等于猫儿哭耗子。孟郊并没有作过成套的“新乐府”,他如果哭,还是为他自身的穷愁而哭的次数多,然而他的态度,沉着而有锋棱,却最合于一个伟大的理想的条件。除了时代背景所产生的必然的差别不算,我拿孟郊来比克家,再适当不过了。

谈到孟郊,我于是想起所谓好诗的问题。(这一层是我要对另一种人讲的!)孟郊的诗,自从苏轼以来,是不曾被人真诚的认为上品好诗的。站在苏轼的立场上看孟郊,当然不顺眼。所以苏轼诋毁孟郊的诗。我并不怪他。

我只怪他为什么不索性野蛮一点,硬派孟郊所作的不是诗,他自己的才是。

因为这样,问题倒简单了。既然他们是站在对立而且不两立的地位,那么,苏轼可以拿他的标准抹杀孟郊,我们何尝不可以拿孟郊的标准否认苏轼呢?

即令苏轼和苏轼的传统有优先权占用“诗”字,好了,让苏轼去他的,带着他的诗去!我们不要诗了。我们只要生活,生活磨出来的力,象孟郊所给我们的。是“空螯”也好,是“哲吻涩齿”或“如嚼木瓜,齿缺舌敝,不知味之所在”也好,我们还是要吃,因为那才可以磨炼我们的力。

那怕是毒药,我们更该吃,只要它能增加我们的抵抗力。至于苏轼的丰姿,苏轼的天才,如果有人不明白那都是笑话,是罪孽,早晚他自然明白了。

早晚诗也会扪一下脸,来一个奇怪的变!

一千余年前孟郊已经给诗人们留下了预言。

克家如果跟着孟郊的指示走去,准没有错。纵然象孟郊似的,没有成群的人给叫好,那又有什么关系?反正诗人不靠市价做诗。克家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

民国二十二年七月闻一多谨识(曾收入臧克家《烙印》,1934年3月,开明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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