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每天早晨仍旧到我的房间里来喝咖啡，可是我们不再在一块儿吃饭了。照她的说法，她不想吃饭，只喝点咖啡，喝点茶，吃点零食，例如橙子和夹心糖果，就够了。
我们傍晚也不再闲聊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弄成这样的。
自从我撞见她流泪的那天起，她对待我就有点冷淡，有时候爱理不理，甚至带点讥诮的态度，不知什么缘故竟称呼我“我的先生”了。那些她以前觉得可怕、惊人、富有英雄气概的事，那些曾使她羡慕和兴奋的事，现在却一点也不能感动她，她听我讲完以后照例伸个懒腰，说：“是啊，波尔塔瓦近郊发生过战役①，我的先生，发生过的。”
有时候我甚至一连几天都碰不到她。我往往胆怯地、负咎地敲她的房门，却得不到回答，我再敲一次，还是沉默。……我只能站在门外听动静。后来有一个女仆走过我的身旁，冷冷地说：“Mad_am_eestpartie。”②后来我就在旅馆的过道上来回地走着，走着。……那儿可以看到一些英国人、胸部丰满的太太、穿燕尾服的侍役……我久久地瞧着铺满整个过道的长条地毯，突然想起我在这个女人的生活里扮演着一个古怪的、大概虚伪的角色，而我已经没有力量改变这种角色了。我就跑回我的房间，扑在我的床上，想了又想，可是什么也没想出来，只有一件事在我是清楚的：我要生活，她的脸色越难看，越干巴巴、越冷冰冰，我就越想亲近她，越强烈而痛苦地感到我们之间的密切关系。随她去叫“我的先生”，随她去用那种随便的、轻慢的口吻讲话，她要怎么样都随她，可就是千万别丢开我，我的宝贝。我现在就怕孤单。
然后我又走到过道里，心神不定地听着。……我没吃午饭，也没留意傍晚是怎样来临的。最后到十点多钟，那熟悉的脚步声才响起来，楼梯的拐角上出现了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
“您是在散步吗？”她走过我的身旁，问道。“您还是到外面去走一走的好。……晚安！”
“难道我们今天不再见面了？”
“看来时候已经晚了。不过，也随您。”
“告诉我，您到哪儿去了？”我跟着她走进她的房间，问道。
“哪儿吗？到蒙特卡洛③去了，”她从衣袋里取出十枚金币说。“瞧，我的先生。我赢了。我玩轮盘赌来着。”
“哎，您不会去赌钱的。”
“为什么不会？明天我还要去呢。”
我想象她怎样带着难看的病容，由于怀孕而用力勒紧腰身，站在赌桌旁边，夹在妓女和那些见着黄金如同苍蝇见着蜜糖一样的昏聩的老太婆中间。我想起，不知什么缘故，她是瞒着我到蒙特卡洛去的。……“我不相信您的话，”有一天我说。“您不会到那儿去的。”
“不必担心。我不会输很多钱。”
“问题不在输钱上，”我烦恼地说。“难道您在那儿赌钱，就没有想到黄金的亮光、所有那些老老少少的女人、赌场的庄家、那种排场，统统是对工人的劳动，对辛苦的血汗的卑鄙可恶的嘲弄吗？”
“要是不赌钱的话，那在这儿有什么事可干呢？”她问。
“至于工人的劳动啦，辛苦的血汗啦，这些漂亮话您不妨留到别的时候再讲。不过现在，既然您讲开了头，那就请您容许我继续谈下去。请您容许我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问题：我在这儿有什么事可干，我该干什么呢？”
“该干什么？”我耸耸肩膀，说。“这个问题一下子是答不出来的。”
“我请求您凭良心回答我，符拉季米尔·伊凡内奇，”她说，面有愠色。“既然我决心对您提出这个问题，那就不是为了听您说些陈词滥调。我问您，”她接着说，用手心拍着桌面，仿佛在打拍子似的，“我在这儿应该干些什么？不仅是在这儿，在尼斯，而是在任何地方。”
我没说话，从窗口望着海洋。我的心跳得厉害。
“符拉季米尔·伊凡内奇，”她轻声说，上气不接下气，说话很费力。“符拉季米尔·伊凡内奇，如果您自己不相信那个事业，如果您不再想干那个事业，那为什么……为什么您把我从彼得堡拉出来？为什么您对我作出诺言？为什么您在我的心里挑起疯魔般的希望？您的信念已经改变，您变成另一个人了，谁也不会因此来责难您，信念不是永远能够由我们自己作主的，可是……可是，符拉季米尔·伊凡内奇，看在上帝份上，告诉我，您为什么要做假？”她走到我跟前，轻声说下去。“这些月以来我一直诉说我的梦想，讲了许多昏话，热中于我的计划，按照新的方式改造我的生活，可是为什么您不把真情告诉我，却沉默不语，或者讲些故事来鼓励我，装出支持我的样儿？为什么？这样做有什么必要呢？”
“要我承认自己的信念崩溃，那是困难的，”我说，转过身来，可是眼睛没有瞧她。“是的，我没有信念，厌倦，灰心了。……要说实话是困难的，困难得很，我就沉默了。求上帝不要让别人经历我经历过的事才好。”
我觉得马上要哭出来了，就停住嘴。
“符拉季米尔·伊凡内奇，”她说，抓住我的两只手。“您经历过很多事，受过很多苦，您知道的比我多。请您认真地想一下，告诉我：我该怎么办？请您教导我。如果您自己已经没有力量往前走，也没有力量带着别人一块儿走，那么请您至少向我指出，我该到哪儿去。您会同意，我毕竟是个有思想有感情的活人。处在糊里糊涂的局面里，……扮演一种荒唐的角色，……在我是痛苦的。我不想责备您，也不想怪罪您，而只是要求您。”
茶端来了。
“嗯，怎么样？”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递给我一杯茶，问道。“您要对我说些什么呢？”
“亮光可不止从这个窗子里望到的那么一点点，”我回答说。“除了我以外。还有别的人呢，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
“那就请您对我指点一下他们在哪儿，”她急忙说。“我要求您的也就是这一点。”
“我还有话要说，”我接着说。“为思想服务可以不止通过一种途径。如果一个人犯了错误，对某种思想丧失了信心，那他可以另找一种。思想的世界是广阔天垠的。”
“思想的世界！”她拖长声音说，讥诮地瞧着我的脸。“那我们还是不谈的好。……谈这些有什么用？……”她脸红了。
“思想的世界！”她又说一遍，把食巾往旁边一丢，脸上现出愤慨和厌弃的神情。“我明白，所有您那些美妙的思想都归结到不可避免而且不可缺少的一点：我得做您的情妇。您所需要的无非就是这一点。光有思想而不做最正直而且最有思想的人的情妇，那就等于不了解思想。必须从这儿开始，……那就是说，从做情妇开始，别的也就迎刃而解了。”
“您发脾气了，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我说。
“不，我是诚恳的！”她喘吁吁地嚷道。“我是诚恳的。”
“也许您是诚恳的，不过您错了，我听着您的话，心里很难过。”
“我错了！”她讥笑道。“这话谁都可以说，就是您不能说，我的先生。就让您觉得我不体恤人，我残忍吧，我也顾不上这许多了。我只问您：您爱我吧？您不爱我？”
我耸了耸肩膀。
“是啊，您耸肩膀了！”她继续讥诮地说下去。“先前您生病的时候，我听见您在昏迷中说了些胡话，后来又老是那种含情脉脉的目光，那种唉声叹气的腔调！那种关于亲密无间、精神相通的宏论。……不过主要的是，为什么您一直不诚恳呢？为什么您瞒住事情的真相，说些言不由衷的话？要是您从一开头就说明白究竟是什么样的思想促使您把我从彼得堡拉出来，那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我就会按我的心意服毒自尽，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一出无聊的滑稽戏了。……唉，谈这些有什么用！”她对我摆一摆手，坐下去。
“听您的口气，似乎您怀疑我有什么卑劣的打算，”我说，生气了。
“哎，得了吧。谈这些有什么用。我倒不是怀疑您的打算，而是怀疑您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打算。要是您有打算，我就会知道了。除了思想和爱情以外，您什么也没有。现在是思想和爱情，将来呢，我做您的情妇。在生活里也好，在小说里也好，都是这一套。……是啊，您常骂他，”她说，用手心往桌上一拍，“可是，人倒不得不同意他的话。难怪他藐视所有这些思想。”
“他不是藐视这些思想，而是怕它们，”我叫道。“他是胆小鬼，虚伪的家伙。”
“哼，算了吧！他是胆小鬼，虚伪的家伙，欺骗了我，那么您呢？原谅我直说：您是什么人呢？他骗了我，把我丢在彼得堡，听任我自生自灭；而您呢，骗了我，把我丢在这儿。
不过他骗人至少还没拉扯上什么思想，而您……”“看在上帝份上，您怎么能说这种话呢？”我说，吓坏了，绞着手，急忙走到她跟前。“不，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不，这是愤世嫉俗，您不能这样绝望。您听我说，”我接着说，灵机一动，抓住一个突然在我脑子里模糊地闪现的思想，我好象觉得这个思想还能拯救我们两个人。“您听我说。我这一辈子经历过许多事，多得现在回想起来就会头昏；可是现在我已经凭我的头脑，凭我的苦恼的心灵深深地体会到，人类的使命只在于无私地热爱他人，此外没有别的使命了。这就是我们该走的路，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这就是我的信念！”
紧接着我想讲仁慈，讲宽恕一切，可是我的声调忽然显得不诚恳，我心慌了。
“我要生活！”我诚恳地说。“生活，生活！我要和平，要安静；我要温暖，要这个海，要您在我身边。啊，我多么希望在您的心里也激起这种对生活的热烈渴望啊！刚才您说到爱情，可是在我，只要挨近您，听到您的说话声，看到您脸上的表情，就心满意足了。……”她脸红了，为了阻止我说话而急忙说：“您热爱生活，可是我痛恨生活。可见我们的道路不同。”
她给自己斟好一杯茶，可是没有碰它，却走进卧室，躺了下来。
“我看我们还是不谈这些的好，”她从卧室里对我说。“对我来说，什么都完了，我什么也不需要。……何必再谈呢！”
“不，不是什么都完了！”
“唉，算了吧！……我明白！我厌烦了。……够了。”
我站了一忽儿，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然后走出房间，到了过道上。夜深的时候我走到她的房门口去听，清楚地听见她在哭泣。
第二天早晨，一个仆役给我送衣服来的当儿含笑通知我说，十三号房间里的太太临盆了。我匆忙穿上衣服，吓得心慌意乱，赶紧到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那儿去了。她的房间里有一个医师，一个助产士，一个从哈尔科夫来的、上了年纪的俄国女人，名叫达丽雅·米海洛芙娜。这儿有乙醚的气味。我刚跨进门槛，就听见从她躺着的房间里发出来的轻微而凄凉的呻吟声。这声音仿佛是一阵风从俄国刮到我这儿来的，我想起了奥尔洛夫、他的讥诮神情、波丽雅、涅瓦河、大片的飞雪，然后是没有车帘的马车、那天早晨我在寒冷的天空中看到的预兆和绝望的喊叫声：“尼娜！尼娜！”
“您进来看看她吧，”那位太太说。
我走到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的床边，觉得自己仿佛就是孩子的父亲。她躺在那儿闭着眼睛，脸容消瘦苍白，戴一顶镶花边的白色睡帽。我记得她脸上有两种表情，一种是冷漠，衰弱，另一种是稚气，孤苦无依，这后一种表情是那顶白色睡帽赋予她的。她没听见我走进来，或者也许听见了，却不理我。我站在那儿瞧着她，等着。
可是后来她痛得脸容大变，睁开眼睛，瞧着天花板，仿佛在思忖她出了什么事似的。……她脸上现出嫌恶的神情。
“真讨厌，”她小声说。
“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我轻轻叫她的名字。
她冷漠而衰弱地看我一眼，就闭上眼睛。我站了一忽儿，就走出去了。
夜里达丽雅·米海洛芙娜通知我说，一个女孩出世了，可是产妇情况危险。随后过道里不断有人跑过，声音嘈杂。达丽雅·米海洛芙娜又来找我，现出绝望的脸色，绞着手，说：“哎，这真可怕！大夫怀疑她服了毒！唉，俄国人在这儿的行动多么糟糕！”
第二天中午，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去世了。
“注释”
①俄国诗人莫尔恰诺夫（1809—1881）所作的一首诗的第一行，这首诗经人编成歌曲，在当时极为流行。这句诗在此用来讥诮，含有“好汉不提当年勇”的意思。
②法语：太太出去了。
③欧洲一个著名的赌城，在欧洲摩纳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