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列车长吃喝以后，玛拉兴回到货车上。
“我刚才做了笔好买卖，我们这趟车改成军用列车了，”他对儿子说。“我们要走得快了。列车长说，要是我们一路走这趟车，明天傍晚八点钟就可以到了。要是不动脑筋，我的孩子，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就是这样的。……你得留神学着点儿。……”第一遍铃声响过以后，一个脸孔沾满煤烟因而发黑的男子走到这节车皮的门前来。他穿着一件衬衫和一条肮脏的破裤子，裤腿没有塞在靴筒里。这人是擦油工人，他刚才爬到货车底下，用锤子敲击车轮。
“先生，这几节车皮装的是您的牛吗？”他问。
“是啊。怎么样？”
“是这样的，有两节车皮出了毛病。不能把它们开走，它们得留在这儿等待修理。”
“唉，得了，别瞎扯了！你不过要喝一盅酒，要我塞给你几个钱罢了。……那你实话实说得了。”
“随您怎么说，可是我有责任马上把这件事报告上去。”
老人既没生气，也没分辩，却心平气和，几乎不由自主地从口袋里拿出两个二十戈比的硬币，递给擦油工人。那人也极其心平气和地接过去，好意地瞧着老人，和他攀谈起来：“那么您是去卖牲口吧。……这可是好买卖！”
玛拉兴叹口气，心平气和地瞧着擦油工人的黑脸，告诉他说：做牲口生意，从前倒的确有钱可赚，不过现在却变成冒险的赔钱生意了。
“我这儿还有个伙伴，”擦油工人打断他的话。“您，商人先生，不妨也赏他几个钱吧。……”玛拉兴就也给那伙伴一点钱。……军用列车走得快，在各站停靠的时间比较短。老人满意了。那个穿厚呢大衣的青年留下的愉快印象深深地印在他的记忆里，他喝下的那点白酒弄得他的头脑微微发晕。天气也真好，一切都好象很顺利。
他讲个没完，每到一个停车的地方就赶到食堂去。他觉得需要一个人听他讲话，就时而带着列车长一块儿去，时而带着司机，并且不是光喝酒，而是消磨不少工夫，一面碰杯，一面讲话。
“你们有你们的行业，我们有我们的行业，……”他带着亲热的笑容说，“求上帝保佑我们，也保佑你们，但愿按上帝的意思，而不是按我们的意思做。……”喝了白酒，他渐渐兴奋起来，一心想干正经事了。他想张罗一下，忙碌一下，打听打听，不断地讲话。他时而摸口袋，摸包袱，找什么单据，时而想起一件事，可又想不清楚，时而拿出钱夹子，无缘无故地把钱重新数一遍。他忙忙碌碌，唉声叹气，战战兢兢，合起手掌。……他把京城里肉商寄来的信和打来的电报，帐单，邮局和电报局的收据，公文纸以及自己的笔记本摊在面前，把他所想的说出来，硬逼着亚沙听他讲。
等到他看厌了表格，谈厌了市价，他就在火车停靠的时候在装牛的各节货车之间跑来跑去，什么事也不干，光是举起双手轻轻地一拍，惊恐地叫喊起来：“哎呀，我的天啊！我的天啊！”他用凄苦的声调说。“神圣的殉教徒符拉西③！虽然它们是公牛，虽然它们是畜生，可是它们也跟人一样要吃要喝啊。它们已经有四天四夜没吃没喝了。哎呀，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亚莎是个听话的儿子，他跟着父亲走，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老人常去食堂，他却不高兴。虽然他怕父亲，可他还是忍不住要说几句。
“瞧，您又来了！”他说，严厉地瞧着老人，“您干吗这么高兴？难道今天是您的命名日还是怎的？”
“不准你教训父亲。”
“瞧您养成了什么习气。……”
每逢亚沙用不着跟随父亲奔走的时候，他就坐在毡斗篷上，拉手风琴。偶尔，他也走出货车，沿着列车懒洋洋地走动。他在火车头旁边站住，双目久久地紧盯着车轮，或者瞧着工人把一块块木头丢到煤水车上。烧热的火车头在喘气，木块一掉进去就发出新木料那种清脆、结实的爆裂声。司机和他的助手是十分冷漠、不动心的人，做出种种莫名其妙的动作，一点也不忙。亚沙在火车头旁边站了一忽儿，就懒洋洋地溜达到火车站去。到了火车站，他看遍食堂里的吃食，出声读一张完全没趣味的布告，然后慢吞吞地回到货车上去。他的脸既没表现烦闷，也没表现欲望；仿佛不管在什么地方，在家里也好，在货车上也好，在火车头旁边也好，对他来说都一个样。……傍晚时分，这列火车停在一个大火车站附近。铁路线上的灯刚刚点亮；灯光衬着蓝色背景，在新鲜清澈的空气里，显得透明而苍白，跟星星一样：只有火车站天篷底下的那些灯才发红发亮，那儿已经黑下来了。所有的铁道上都有车辆，好象再开来一列火车就没处停了。亚沙跑到火车站买开水来冲晚茶。装束考究的上流女人和中学生正在月台上散步。要是从月台上往远处望，就可以看见车站两边、幽暗的暮色中有些遥远的灯火在闪亮。那是一座城。什么城呢？亚沙却没心思去管它。他只看见火车站外边那些昏暗的灯火和难看的房子，听见马车夫嚷叫，觉得刺骨的寒风吹到脸上来，心想那个城大概不好，不舒服，沉闷。……等到喝茶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墙上跟昨天傍晚一样又挂上了灯。忽然火车微微一震动，颤抖起来，轻轻地往后退去。退了一小段路，就停下来了。他们听见不清楚的嚷叫声，有人敲着缓冲器旁边的铁链，嚷道：“行了！”火车开动，往前驶去。大约十分钟以后，它又给拖回来了。
玛拉兴走出货车，认不得他的这列火车了。他的八节牛车跟几节不高的敞篷货车排成一列，那些车辆原先并不属于这列火车，其中有两三节装着乱石，别的都空着。在这列火车旁边跑来跑去的列车员都是些生人。他问他们话，他们只勉强而含混地回答一句。他们没有心思理睬玛拉兴，他们正在忙着把这列火车挂好，为的是赶快办完事，回到暖和的地方去。
“这是哪一次车？”玛拉兴问。
“第十八次车！”
“可是军用列车在哪儿？为什么把我的车皮从军用列车里拆下来了？”
没有人答话，老人只好走到火车站去。他先找他认识的列车长，却没找到，就去找站长。站长坐在自己房间的桌子旁边，翻看一叠公文。他很忙，假装没看见走进来的人，他的相貌很威严：一头剪短的黑发，两只招风耳，一根钩子样的长鼻子，一张黝黑的脸。他脸色阴沉，仿佛在怄气似的。玛拉兴开始对他冗长地诉说自己的要求。
“什么？”站长问。“这是怎么回事？”他往椅背上一靠，接着愤慨地问下去。“什么？为什么您不该走第十八次车？您说得清楚一点，我听不懂！怎么？您要我有分身法，样样事情同时抓吗？”
他向玛拉兴提出一大串问题，不知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凶了。玛拉兴已经在口袋里摸皮夹子，可是到头来，站长不知什么缘故感到受了委屈，十分生气，他从椅子上跳起来，离开了房间。玛拉兴耸耸肩膀，走出去找别人说话去了。
要就是由于烦闷，要就是由于想给这忙碌的一天再添点忙，要就只是由于他的目光偶尔落到一扇印着“电报”两个字的小窗子上，总之，他走到窗口，说要打电报。他拿起一支钢笔，想了想，在一份蓝纸上写道：“加急电报。运输处长台鉴。八节车皮的活牲口。在各站受到留难。请即指定快车车次。复电费已付。玛拉兴。”
打出电报以后，他又走到站长室去。在那儿，他发现在一个蒙着灰色呢套子的小长沙发上坐着一个上流人，仪表端庄，生着络腮胡子，戴着眼镜和一顶貉皮帽子。他穿的皮袄很特别，象是女人穿的，用皮子镶边，肩上有穗带，袖子开岔。他面前站着另一个上流人，长得很瘦，可是精壮，穿着铁路查票员的制服。
“您可再也想不到，”查票员对那个穿怪皮袄的上流人说，“我要跟您讲一件稀奇古怪的事！Z铁路不动声色，暗中偷走了N铁路的三百辆车皮。这是实在的事，先生！我敢当着上帝赌咒！他们把车皮弄走，重新涂一层油漆，写上他们自己的字母，于是万事大吉！N铁路派出密探到各处侦察，他们找了又找，后来，您瞧，他们偶然发现Z铁路的一辆破车皮。
他们拉到自己的车房里去修理，忽然间，真是难以相信，他们在车轮和轮轴上看见了他们自己的印记。您看如何？啊？要是这事是我干的，他们就会把我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可是他们对铁路局却马马虎虎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