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既不是这，也不是那，什么也不是，……”助祭塔拉斯插嘴说。
“别说了，‘剩饭’，”教员调解说，“火上浇什么油呢？”
他不喜欢争执，而且更不喜欢吵嘴，每逢旁边的人动了真格的，他的嘴唇就抿成一副病态的苦相，他小心而心平气和地极力劝和，要是劝不好，他就干脆离开大家，一走了之。
骑兵大尉知道这一点，要是喝得大醉，就老是憋不住气，不想让教员走，要不他的议论就会失去一个最好的听者。
“我再说一遍，”他较平静地继续说，“我看见生活落在敌人的手心里了，而他们非但是贵族的敌人，也是所有高尚人的敌人，他们贪得无厌，不会把生活装点得更美好。……”“不过，老兄，”教员说，“商人创造了热那亚、威尼斯、荷兰，英国的商人为自己的国家征服了印度，另外还有商人斯特罗甘诺夫家族……”“那些商人碍我们什么事？我说的是犹太·佩通尼科夫这帮人……”“那么他们跟你有什么牵扯呢？”教员平静地问。
“可是，难道我没活着吗？哈哈。我是个大活人，那么看见野蛮人强占生活，玷污生活，就一定会愤慨。”
“他们在嘲笑骑兵大尉兼退役军人的高尚愤慨呢。”“剩饭”讥讽地说。
“好。我说了蠢话，我同意……我是个沦落人，应当消除我原有的一切思想感情。这样也许是对的。……可是，如果我们抛弃那些感情，那么我和所有你们这些人，能拿什么来装备自己呢？”
“哎，你讲起聪明话来了。”教员鼓励他说。
“我们需要另一种东西，另外一些生活观念，另外一些情感……我们需要那么一种新的东西，……因为我们在生活里也要算是新的人物。……”“毫无疑问，我们就需要这个。”教员说道。
“为什么？”“末日”问，“不管我们说什么，想什么，还不都一样？我们活不长了，……我40岁，你50岁，……我们当中没有30岁以下的。过这种生活的人，就连20岁的人也活不长。”
“而且我们算得上什么新人物呢？”“剩饭”冷笑说，“穷人素来就有。”
“可是穷人造过罗马呢。”教员说。
“是啊，当然，”骑兵大尉高兴地说，“罗慕路和勒莫，难道他们不是流浪汉吗？等时机成熟，我们也会创造的……”“那就是破坏社会治安喽。”“剩饭”插嘴说。他哈哈大笑，自我感觉良好。他笑得难听，腐蚀人的灵魂。附和他的还有西姆措夫、助祭、“一个半塔拉斯。”男孩“流星”天真的眼睛燃起炽烈的火光，面颊通红。“末日”说话了，就像在用锤子敲大家的头似的：“这都是些蠢话……幻想……胡扯。”
这些从生活中被赶出来的人，衣衫褴褛，浸透了白酒和怨恨，讥诮和污垢，却这样辩理，看上去令人惊奇。
对骑兵大尉来说，这类谈话简直是他心灵的节日。他说的话比别人多，因此他有可能认为自己比大家高明。一个人不论如何堕落，只要觉得自己有力量点，聪明点，哪怕只比周围的人吃得饱点，也决不会不感到愉快。阿里斯季德·库瓦尔达素来追逐这种乐趣，乐此不疲，倒使得对这类问题没有兴致的“剩饭”、“陀螺”和其他沦落的人们心里很不是个味。
不过另一方面，政治却是人人喜爱的题目。话题一转到征服印度的必要性，或者讲到灭亡英国，大家就能忘乎所以地扯下去。他们也慷慨激昂地讲到将世上犹太人一扫而尽的种种办法，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总是“剩饭”占优势，他能编出各种无比残酷的方案。骑兵大尉倒希望处处由他占先，就可避免谈及这个题目。他们也兴致勃勃地谈女人，而且不堪入耳，可是教员老让他三分，因为大家都把他看做超乎寻常的人，而且每到周末，他们就向他借他在那个星期挣的钱。
总之，他拥有许多特权，例如屡次谈话都以一场混战结束，他却不会挨打。他可以带着女人到夜店留宿。此外谁都享受不到这种权利，因为骑兵大尉已经警告大家说：“不准把娘儿们带到我这儿来。……娘儿们，商人，哲学，是我失意的三个原因。我要是发现谁带娘儿们来，就揍谁一顿。……那娘儿们我照样也不放过。……谁谈哲学，我就把谁的脑袋拧掉。……”他真的能把人的脑袋拧下来，虽说他年事已高，却力大无穷。再说，每次他打架，马尔季亚诺夫就来帮忙。他神色阴沉，不爱讲话，像是一座墓碑，待到大家扭打起来，他总是跟库瓦尔达背对背站在一起，于是他们就变成一架摧枯拉朽，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机器。
有一回，西姆佐夫喝醉了酒，毫无缘由地揪住教员的头发，扯下一把来。库瓦尔达当胸就给他一拳，他昏倒在地，有半个钟头不省人事。等他醒来，库瓦尔达就逼他把教员的头发吃下去。那一个深怕活活地被打死，就真吃了下去。
除了读报、谈话和打架以外，打牌也是一种消遣。他们打牌不要马尔季亚诺夫参加，因为他打牌不老实，有几次玩鬼被人揭发以后，他自己也坦然明说：“我不能不偷牌。……我已积习难改。”
“以前我也有过这样的习惯，”助祭塔拉斯肯定道，“每到星期日做过弥撒以后，我总要打我的老婆。而且，你们知道，她死后，每逢星期日，我总是很难熬过去，我看出局面不妙。
第二个星期日我勉强忍着。第三个星期日，我再也耐不住了，把家里的厨娘打了一顿。……她生气了。……她口口声声说要去告状。你们想想我的处境吧。到第四个星期日，我打她就像打老婆一样。事后我付给她十卢布，从此我就照着原定的规矩打她，直到我再婚。……”“助祭，你瞎扯。你怎么能再娶呢？”“剩饭”打断他的话说。
“啊？我就这么娶了，……她在家里照料家务。”
“你们有孩子吗？”教员问他说。
“有五个……一个淹死了。大的是个可爱的男孩。有两个得白喉死了。……一个女儿，嫁给一个大学生，跟他一块儿到西伯利亚去了。还有一个女儿想念书，在彼得堡死了……听说得了肺痨玻……是碍……有过五个孩子咧。……可不是。我们这些宗教界的人都是儿女成群。……”他开始解释这原因，他那些话逗得大家差点儿笑破了肚皮。等到大家笑够了，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西姆佐夫想起他也有过一个女儿。
“她叫丽德卡……胖胖的……”
他大概再也想不起什么了，因为他瞧着大家，负疚地笑了笑，哑口无言了。
这些人相互很少讲起自己的旧事，很少回忆过去，要谈也就是谈个大概，且多少带点嘲笑的意味。也许，对过去采取这样的态度是明智的，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忆旧就会削弱当前的精力，动摇对未来的希望。
秋天，遇到阴冷的天气，那些沦落的人们常在瓦维洛夫的小饭铺里聚会。那儿的人都认识他们，有点怕他们，因为他们是小偷和好闹事的人，又有点看不起他们，因为他们是酒鬼，不过仍然敬重他们，听他们讲话，视他们为聪明人。瓦维洛夫小饭铺就成了那条街道的俱乐部，而沦落的人们就是俱乐部里的知识分子。
每到星期六傍晚，或者星期日从早到晚整整一天，小饭铺里总是挤满了人，沦落的人们在那儿成了受欢迎的客人。他们把他们的精神带到街道上那些贫穷和愁苦的居民当中去。
那些居民为衣食而疲于奔命，张皇失措，也像库瓦尔达夜店的住客那样酗酒，也像他们那样被从城里给撵出来，眼下那种精神却含有一种能减轻他们生活负担的东西。那些人畅所欲言，善于嘲笑一切，无所顾忌地发表意见，说话尖刻，全街居民畏惧的东西他们全然不怕，显出英勇不屈而且藐视一切的勇敢态度，这些都深得街道居民们喜欢。再者，他们几乎都懂法律，不论遇到什么事都能应付自如，写状子，帮人行骗而又不受惩罚。由于这些个缘故，人家就掏钱请他们喝酒，对他们的才能赞不绝口。
街上的人由于观点不同而分成几乎势均力敌的两派。一派认为“骑兵大尉比教员不知骁勇多少，是个真正的军人。他胆大无比和见多识广”。另一派却相信教员在各方面都“胜过”库瓦尔达。库瓦尔达的崇拜者是这么一些小市民：他们在街上以嗜酒如命的醉汉、盗贼、暴徒出名，从讨饭袋到监狱的道路在他们是不可回避的。只有那些较稳重的人才尊重教员，他们有所希冀，有所期待，老是忙于干活而又食不果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