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停下来，搔搔头皮自言自语：
“往哪儿去呀？俄罗斯我差不多都走遍了，结果只是把自己弄得心力交瘁而已。”
他吐口唾沫接着说：
“哼。这算什么生活在呀。活来活去也没活出点什么来……”他在门口站了会儿，像是驻足倾听。然后大步起向我，在桌边坐下：“我的列克塞·马克西美奇，你听我说：亚柯夫耗费一生的精力去反对上帝，让我说上帝也好、沙皇也好都不是好东西。
“但是要反对上帝和沙皇，老百姓们自个儿也得自省一下，改变自个儿卑琐的生活，这是唯一的出路。可惜呵，我力不从心了，又老又病，不中用了。老弟。缝好了吗？谢谢……我们去馆子喝杯茶好吗？……”路上，他搭着我的肩，在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他低语着：“记住，老弟。老百性已经忍到头了，总有一天会爆发的，把这个世界砸烂，彻底改变我们无聊的生活。忍耐已经到了极限……”走到半路我们正碰上水碰上水兵包车妓院，阿拉甫佐夫工厂的纺织工人们护七着妓院大门。
“一到放假，这儿就有人打架。”鲁伯佐夫眉飞色舞地说。
他一看那些工人是他的老伙计们，就摘掉眼镜，去参战了，一面鼓动性叫喊：“我们要战斗到底。掐死这些懒蛤螅打死这群小鳟鱼。
哈哈哈。”
这个老头显现出怎样的激越与狂热呀。看上去有儿滑稽。
他冲入水兵队伍，用肩膀抵挡着雨点般的拳头，自个儿也战功赫赫，把水兵撞得仰八叉。
这场战争倒不如说是一场快乐的嬉戏，工人们毫不惧怕，他们信心十足，勇气十足，他们有的是力量。工人们被蜂拥而至的人群挤到大门上，门板发出吱吱呀呀的中央委员声，人们乱哄哄地喊着：打那个光头官儿。”
还有俩人爬上屋顶在屋顶欢快地唱起来：我们不是扒手不是强盗我们是坐船打鱼的。
警笛嘟嘟嘟地中央委员起来了，黑暗中到处闪动着警察制服上的铜扣，脚下踏着呢泞的土地。
我们的鱼网撒向岸边，去勺商店、货栈和仓库……
“住手。别打躺下的人了……”
“老爷子。当心呀。”
我和鲁伯佐夫待五个人被捕，要带我们去警察局，深秋的夜色中俏皮的歌声在为我们送行：哈哈，捕到四十尾鱼正够做件鱼皮衣鲁伯佐夫赞扬着伏尔加河上的们，他眼绪激昂，不停地擤鼻子、吐睡沫，还提示我：“你快逃吧。有机会就逃。”
我瞅准机会跳过一道道矮墙甩掉了高个水兵逃掉了，可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过这个活泼、可爱、热忱的老头了。
朋友们一个个离我而去，我的生活更加空虚、无聊了。大学生们真的开始闹学潮了，可是我既不明白学潮的动机，也不理解学潮的意义，只看到他们狂热的投入工作。并没有意识到这场斗争的残酷或悲哀。
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像大学生一样享有读书的权力。如果现在允许我读书，可是每周日必须在尼古拉也夫广场挨顿打作为代价，我想我完全可以接受。
有一天我到塞米诺夫面包坊去，那里的工人居然想到学校里去打学生们。
“咱们用秤砣打他们。”其中一个恶狠狠地说。
我极力阻挠他们的行动，最后都要打起来了。可是我这样做似乎并不是有意要维护大学生，我甚至找不出什么理由替他们辩护。
我垂头丧气，十分落魄地从面包坊的地下室艰难地走出来，伤心欲绝。
我苦闷到了极点，晚上来到卡班河岸，随手迥流水中投着石子儿，投石问路，如果真能找出一条路来也好呀。脑海里充斥着一个问题：’我怎么么办？”
没有答案，为了分散精力，我开始学拉提琴。于是面包店里多了一个故事，每天夜里更人和老鼠不再有安生的日子过了。我对音乐极为偏爱，因而学起来十分狂热，可是偏偏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天晚上，我的在戏院队供职的提琴老师趁我出去的当儿，私自打开了我没上锁的钱匣，我的钱装满他的口袋。这时，我回来了，他晨从地把他刮得发青的脸伸给我，说：“打吧。”
泪水沿着他呆滞的脸颊流下来，两片嘴颤抖着。
我真想揍他一顿，怎么可以做出这等下贱事来。我强压怒火，握紧的拳头放在屁股底下，命他把钱放回原处。这个蠢货临走突然高声叫道：“给我十个卢布吧。可以吗？”
琴师和钱一起走了，学琴的事就此告吹。
这一年的十二月份我已下了自杀的决心。
为了说明我自杀的原因，我专门写了一篇叫做《马卡生活事变》的文章。文章写的极不成功，内容缺乏真实性，不过也许正是这一点形成了文章的价值。里面描写的事件是客观存在的，但好像这一切与我毫无干系。哎，不管怎么说，我对自己有一点还算满意：一定程度我能把握自个儿了。
我的自杀居然和我的文章一样拙劣，那只旧手枪并没有穿透我的心脏，而是穿过了另一个部位：肺。这样一来，仅仅一个月的工夫，我就羞惭地返回面包坊的岗位上了。
我干了没有多久。在三月底的一天夜里，我在女店员的房间见到了一个熟悉的人：霍霍尔。他在窗边坐着，嘴上吸着粗大的纸烟，眼睛望着面前的烟雾。
“您有空儿吗？”他说话单刀直入，连客套话都没有。
“二十分钟吧。”
“那么，请坐。让我们谈一谈。”
他还和以前一样，一幅哥萨克人的打扮，金黄色的耀眼的长胡子飘垂在宽阔的胸前，任性固执的脑门下齐齐的短发，脚下那双农民靴子民出难闻的臭胶皮味。
“哎。您想不想到我那儿去？我现在住克拉斯诺维多渥村，顺伏尔加河去大约四十五公里，我开了一间小杂货店，您可以帮我卖卖货，放心。您有足够的时间看我的好书，好吗？”
“好吧。”
“真爽快。那么请您周五早上六点到库尔巴拖夫码头，问从我们村来的船，船家是瓦西里·藩可夫。嗨。其实用不着您费神，我会在那儿等候您的。再见。”
他迅速结束了我他的谈话，一面伸出大手和我告别，一面取出他那块笨拙的银表说：“我他只谈了六分钟。对了。我叫米哈依·安东罗夫。姓罗马斯。”
他迈开大步，甩着膀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两天之后，我去赴约。
那时，伏尔加河刚刚解冻，混浊的河面上飘着数不清不堪一击的冰块儿。船地穿行在这些冰块间，冰块被撞得四分五裂。浪花随风旋舞，玻璃似的冰块反射着太阳的光芒。我他的船乘风而行，船上载着许多货物：木桶、袋子、箱子。
舵手藩可是个好打扮的年轻农民，羊皮上农上绣着美丽的花纹。他看上去挺平和，眼神有点冷漠，不爱说话，又不大像农民，他的雇员库尔什金倒是个地道的农民。
库尔什金衣冠不整，首如飞篷，破大衣，腰里系一根绳子，头顶破神父帽，外加一脸的伤痕。他的撑船技艺并不高明，一边用长篙拨着冰块，一边咒骂：“去一边去……往哪儿滚……”我和洛马斯并肩坐在箱子上，他低声说：“农民都痛恨我，特别是富农。我恐怕会连累你的。”
库尔什金放下长稿，扭过那张青一块紫一块的脸说：“你说的没错，他们最恨你。神父也最烦你。”
“的确如此。”潘可夫又加以证实。
“神父这个狗杂种，他简直把你当成了卡在他咽喉里的骨头。”
“是有许多人恨我，但也有许多人喜欢我，我相信您也会交上好朋友。”洛马斯发是说。
三月天依然是春寒料峭，虽然阳光明媚，却并不暖和。河面上浮动的冰块像牧场上一群群的白羊，树枝还没有发芽的迹象，有些沟坎、角落里仍然有没溶化的白雪，梦一般的感觉。
库尔什金一边装烟斗，一边发表自个儿独特的见解：“就因为他是神父，尽管你不是他老婆也得按照主的旨意去爱他。”
“你的脸是怎么回事？”洛马斯有点故意嘲讽似地问他。
“噢，民流氓地痞们干的，”库尔企金满不在乎地回答，他又骄傲地说：“不，不是这么回事。有一次，是炮兵们打得我，打得好惨。我都奇怪我今天居然活着。
“为什么打你？”潘可夫问他。
“你指的哪一次？”
“什么？就问昨天吧。”
“我怎么知道为什么？我们那儿的人就这个脾气，为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像长角山差羊一样顶起来了。打架是家常便饭。”
“我猜，你是祸从口出，你的嘴太碎了……”洛马斯说。
“就算是吧。我这人就是一个毛病：好奇。总爱打听个事，一听到什么新闻，我打从心眼快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