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好像很失望,身子突然地抖动着,震得胸前的奖章又响了。我内心十分忧虑,因为我最清楚普列特涅夫正在做什么:印传单。

他太太继续在桌子底下秘密活动:用他的腿碰我的。她故意逗她的老丈夫,老警察像孔雀开屏似的滔滔不绝地炫耀他的能言善辩。他太太弄得我根本没法专心听他的话,不经意间,我发现他讲话的声音更加深沉动人了:“这就像一张看不见的网,你明白吗?皇上就是织网的大蜘蛛……”他不无忧虑地瞪着两只圆眼睛对我说。

“哎呀。你瞧你说些什么呀。”他太太大惊小怪地喊叫道。

“你给我住嘴。蠢娘儿们。我这样说最形象生动,不是蓄意丑化。这个母马,去准备茶炊吧……”老警察眉间紧锁,眯起眼,继续他生动的讲话:“这是一张看不见的网,网从沙皇的心里出发,通过各个环节:各部大臣、县长、各级官吏、直到我,甚至可以绵延到兵士头上。这条条线,蜜蜜匝匝地包裹着,坚不可破,正是它维持着沙皇的统治。可是仍有一些被英国女王收买的波兰人、犹太人、俄罗斯人公然破坏这张网,还打着为人民的旗号。”

他隔着桌子探身靠近我,压低声音带点恐怖地说:“你应该清楚,我今天为什么和你说这些话。你的面包师傅对你挺满意,他说你诚实、聪明、光棍一条。可是你的面包店里总是聚集一大群大学生,他们在捷里柯夫的房间里整夜谈论。如果是单独一个学生去,那可以理解,可是总有很多学生成群结队往那跑就不对劲儿了。我可不敢说大学生什么,他们今天是个普通大学生,明天就可能当上检察官。大学生们是好人,就是太多事,再加上沙皇的政敌私下里鼓以动他们,你明白了吗?我还有话跟你说……”他的话看来是没法说下去了,他家的房门被一个红鼻子小老头打开了,老头儿的卷发用小皮条束着,手中提着瓶伏特加,可能喝醉了。

“咱们杀盘棋吧?”他借着酒劲兴致勃勃地说,他看上去是个很有趣味儿的人。

“这是我岳父。”老警察沮丧地向我介绍说。

几分钟后,我告辞了。尼基弗勒奇的妖艳太太送我出来关门时,捏了我一把,有点献媚地说:“您看那片云彩,像着火似的。”

天空晴朗,那片金色云朵,渐渐消散了。

我不得不给老警一个公正的评价,我也不是想惹我的老师们生气,但是我还要说:警察对当时国情的分析更加鞭辟入里。一只大蜘蛛,通过无数条紧密纠缠和约束生活的无穷不尽的线,编织成一张无形的网。我没多久就发现了许多许多这样那样的网络了。

晚上关了店我被叫到玛丽亚房间里,她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她奉命来了解我和警察的会谈情况。

我一五一十地向她讲述了整个过程,她听完后大吃一惊道:“天呵。我的上帝。”然后她就像只老鼠似的,满地乱转,若有所思,“面包师没向你打听过什么吗?原来他的情人是老警察的亲戚。得把他赶走。”

我站起来靠着门框,她的话激怒了我。她说“情人”这个词说得太顺溜太不负责了,还有就是她干吗要赶走面包师?

“以后您要多加小心。”她说话的方式和往常一样,我的感觉也没有改变,永远的狼狈和尴尬。此时玛丽亚背着手站在我面前说:“您怎么老是那儿郁闷?”

“我外祖母刚刚去世了。”

她对这件事好像感了兴趣,于是她面带微笑说:“您爱她?”

“当然。您不问别的了吧?”

“大问了。”

我离开了老板的妹妹。当晚写了首诗,其中一句依然记忆犹新:你真是爱慕虚荣。

从那以后就决定大学生们少到面包店来,找不到大学生,我的问题就没人解答了,只能把有关问题记在笔记本上,到时候一总儿问。有一次,我累的写着写着就枕在笔记本上睡着了。面饣师偷看了我的本儿,他叫醒了我:“喂。你写的什么呀?加里波得为什么不驱逐皇上,加里波得是谁?他怎么敢驱逐皇上呢?”

他愤愤地把笔记扔到面粉橱上,钻到炉坑烘烤面包去了,他在那儿还喋喋不休地说:“你说你不驱逐皇帝陛下,简直是笑话。最好放弃这个念头,你这个书呆子。我记得五年前在萨拉托夫,宪兵们捉了许多你们这种书呆子。我记得五年前在萨拉托夫,宪兵们捉了许多你们这种书呆子,就像逮老鼠似的,哎。你不知道尼基弗勒奇早就盯上你了,你以为驱逐皇上像赶只鸽子那么轻而易举吗?”

他好心好意劝了我半天,我不能正面回答他,因为店里有令不让我和面包师谈禁区以内的危险话题。

当时有一本小册子在全城传播,读过小册子的人们窃窃私语,议论着什么。我让拉甫洛夫帮忙找本看看,可惜他没有找到。

“唉,我说老弟,别抱希望了,早就没了,不过,我倒是听说有个地方近日要宣讲这本小册子,到时候我带你听听去……”那是圣母升天之夜,我和拉甫洛夫一前一后约五十丈远行走在阿尔斯克波尔昏暗的大地上。尽管旷野里人际皆无,我仍然按拉甫洛夫说的去做,我时刻提高警惕,一边走一边吹口哨,唱着小曲,俨然一副醉洒工人的样子。这时旷野上昏暗而寂静,黑色的云朵缓缓地飘动。掠过大地上空,金黄色的落月隐藏在云间,水洼地闪动着银灰色和铁蓝色的光,不时发出沉沉低吼的喀山城被我甩在身后了。

拉甫洛夫停在神学院后边果树园的栅栏边,我赶上去,越过栅栏,穿过杂草丛生的果园。

树枝上有露水,一碰就落下来打湿了衣服。我们来到一幢房子的墙脚轻轻扣击窗板,一个络肋胡打开窗板,他身边一片漆黑和沉寂。

“谁?”

“从亚柯夫那儿来的。”

“进来吧。”

这个黑洞洞的屋子里,挤了很多人,可以听到衣服的摩擦声,人们的轻咳和议论声,就跟地狱差不多,有人划了一根火柴照照我的脸,一下子有许多黑影投在地板上。

“人都到齐了吗?”

“齐了。”

“挂好窗帘,别让灯光漏出去。”

一个愤怒的声音响起来:

“谁这么自以为是,把我们带到这个多少万年没人住的房子里开会?”

“小点儿声。”

屋角亮起一盏灯,房间里空空荡荡,只有一条木板架在两个箱子上,上面坐了五个人,就像乌鸦栖息在树枝上一样,小台灯放在一个倒置的箱子上,靠墙处坐了三个人,窗台上也坐着一个人,这人长发,脸色花白而瘦弱,除了他和那会儿打开窗板的络腮胡子,其他人我都认得。

络腮胡子低声说,他下面即给家读那本小册子,它是脱离民主党的普列诺夫撰写的文章,名为《我们的分歧》。

地板上有人气鼓鼓地叫道:

“这我们早知道了。”

我喜欢这种秘密的场面,它让我兴奋不已,神秘的诗就是最好的诗。我感觉自个儿仿佛成了做祈祷的教徒,还联想到古罗马时代教徒们在地下室里秘密祈祷的场景。屋子里一直充满了人们的低语声,但听得还很清楚。

“胡说八道。”屋子里不知是谁气忿地吼了一句。

在黑暗的房间里,朦朦胧胧地有什么东西在反光,可能是件铜器,也许是罗马时代骑士们戴的盔甲,我估摸着是炉子通风门上的把手。

房间里纷乱的嘈杂声和朗读声混在一起,也搞不清人们在谈论什么,突然我头上响起一个嘲讽的声音:“咱们还听不听了?”

这是那个长发、苍白的青年在说话。这句话效果不错,屋子里顿时沉寂下来,只剩下孤零零的朗读声了。屋子里有许多红红的火光在闪动,后面一张张深沉思虑的面也,有人大睁着眼,有人使劲儿眯着眼,屋子里乌烟瘅气,硝烟迷漫。

文单太长了,就连我这个对语言通俗、文词流畅、观点鲜明、情有独钟的人都厌烦了。

朗读声猛然停止,立刻响起了一声愤怒的喊叫:“叛徒。”

“一纸空文。……”

“这分明是在亵读英雄的鲜血。”

“这是在喀涅拉罗夫和乌里扬诺夫牺牲之后……”那个苍白的青年又发话了:“先生们,可不可以用正常的言词的反驳而不用咒骂呢?”

我向来讨厌人们争论不休,也不喜欢听,再说要想谷分辩出个所以然来也十分不易,再加上辩论者自视清高的傲气劲儿让人看了怪难受的。

长发青年从窗台上俯身对我说:

“您是彼什柯夫?我是弗得塞也夫,我们认识一下好吗?

说实话,在这儿呆下去没有什么收获,我们离开这儿?”

我早就听见过这个名字,他是个沉稳庄重的小组头目,我十分喜欢他苍白而生动的脸和他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

我们边走边谈,他问了我很多话:有什么工人朋友?读什么书?闲暇时间多不多?他还说:“我知道你们那个面包店,可使我奇怪的是您怎么浪费大好时光去干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呢?”

我跟他说我自个儿也认为自己这样做一无所获,他十分满意我的。一面紧握我的手,一面发出宏亮的笑声。他告诉我后天他要离开这儿三个多星期,等他回来再设法和我见面。

面包店经营的越来越红火,我自个儿的事情却乱成了一团新作坊不但没有减轻我的工作量,反而更加重了。我里里外外的事都得做,除了作坊里的事,就是往外送面包:私人住宅、神学院、贵族女子寄宿学校。

那些女学生们常常趁挑面包的机会,把小纸条塞给我,在那些美丽的信笺上居然写着毫无耻的词句,尽管字写的很幼稚,但思想似乎已经“成熟”了。

每当那一群欢快、洁净、俊秀的贵计算所小姐们娇喘微微,极尽媚态,伸着粉红色小爪子转着我的面包篮转的时候,我就想:到底是哪几位小姐写下这样的信笺呢?她们真的不懂她们写的是什么吗?我不禁联想起“烟花巷”来,自个儿寻思:“难道那条看不见的线从烟花巷延伸到这些贵族小姐身上女学生拦住,她十分紧张地轻声说:“劳驾你把这封信按上面的地址送去,我会你十戈比。

“看着她欲哭还羞的样子:眼里含着泪,紧咬嘴唇,脸和耳朵都红了。我大方地接过信封,没要她的十戈比,把信送给了高院里一位法官的儿子,他脸上的红潮一看就知道是害肺病的,这个身材高大的大学生接过雠就打算给我五十戈比的报酬。他细细地数着钱巾,我告诉他我不收钱,他放钱币时没放进裤兜儿,哗啦啦散落了一地。

他不知所措地看着五戈比、七戈比的铜币在地上翻滚,使劲地搓着双手,指节啪啪直响,然后艰难地咕浓了一句:“怎么办呀。就这样吧。再见了。我得考虑考虑……”我不知道他考虑出了什么结果,可我觉得那个女学生很可怜。没多久她失踪了。十五年后,我又遇见了她,她在克里木当中学老师,得了肺结核,一谈到社会人生就忍不住地悲愤和心酸。

来看看我的工作表排得有多满吧:送完面包睡觉,晚上到作坊帮着烤面包,半夜里要烤好,送到面包店里卖,我们的新面包店在一个剧院旁,夜场的观众经常到店里吃热乎乎的面包圈。除之外,我还得揉按斤卖的面包和法式面包的面团,这可是十五到二十普特重的大面团,是件十分繁重的工作。休息两三十个小时之后,开始送面包。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好在这段时间我对社会工作充满了热忱,我非常渴望向周围的人们传播一种永恒、美好的东西,我天生脸备优越条件,喜欢和人打交道,很会讲故事,尤其擅长把自个儿的亲身经历和所读书本中获得的知识编撰起来,成为很有趣的故事,自然我的故事里也藏着那许许多多“看不见的线。”

我认识了许多克罗斯托捕尼柯夫和阿拉甫佐夫工厂的工人,还和织布老工人尼基塔·鲁伯佐夫交上了朋友,他几乎走遍了全俄国的织布工厂,这人很有心计,性情活泼。

“我在世上已经混了五十七年了,阿列克塞·马克西美奇。我的小流浪儿,新鲜的小梭子。”他说话声音瓮声瓮气的。

这个老头有一副很别致的黑眼镜,是他自个儿做的,他用铜丝把有关部位联结起来,因而鼻梁上和耳朵后都染上了铜垢。他的胡子很也很独特,并因此而落得一个雅号,他刮胡子时像德国人似的留下嘴唇上的一撮儿和嘴唇下的一块灰白胡顺,所以人们称他是“德国佬”。

他身材适中,胸脯宽阔,总是面带艰辛的笑容。

“我最喜欢去看马戏”,他甩了一甩凹凸不平的光头说:“马本来是个牲口,你说它是怎么训练的呢?真让人羡慕,由此可见,人也可以训练的聪明起来,马戏团里的牲口是用糖训教出来的,而人需要的糖是善心,而不是从杂货铺里买来的糖。这个意思就是对人要充满善心,我的小伙子,不要动不动就想举棒打人,你说是不是?”

其实他自个儿对人并不好,这些话纯粹是说给别人听。他和别人争论问题时,态度粗暴,蛮横无礼,盛气凌人,平时和人说话也是常带嘲讽的笑容。说起我们的相识,还有段故事:我走进一家啤酒店,看见倔被一群人围打,而且他已不幸地挨了两下,我冲过去劝开了他们。

“您怎么样?痛秋风悲凉的夜晚,我们在夜路上走着。

“呸。这算得了什么?”他一脸的不屑,“唉。你和我说话干吗老是您您的?”

从那以后我们成了朋友最初他还经常嘲讽讽和讥笑我,可是听了我讲的“看不见的网”,他一改常态认真地说:“你真的不笨,一点儿也不笨,对不对?……”他对我真有点父亲的味道儿,而且叫我时也毫不客气地加上父称。

“我的阿列克塞·马克西美奇。我的小梭子。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可是没人相信你……”“您信吗?”

“我?我和别人不同”。我是个丧家的秃尾巴狗而其他人则是带镣铐的看家狗。他们的尾巴好长好重:老婆孩子、手风琴、棉鞋等等鸡毛蒜皮琐琐碎碎的,看家狗痴迷着自个儿的狗窝,他们才不会信你呢。那次我们在莫列佐夫工厂暴动时就是,出头的椽子先烂,脑门儿可不同于屁股,一但烂了可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后来他的这种观点有所变化。那是他认识了克罗托甫尼柯夫工厂的钳工亚柯夫·沙坡什尼柯夫之后,他身患肺病,会弹六弦琴,精通圣经,强烈地反对上帝。亚柯夫谈话狂热而激烈,还不时地往地上吐带血的痰:“上帝根本就是不存在的,道先,我这个人不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无论聪明才智还是自身体力,都一无所长,况且我一点儿也不仁慈;其次,上帝根本不知道我生活有多艰难,要不就是他知道而不肯帮忙;最后,上帝并非全知全能,而且,根本就不仁慈,让我说,上帝压根就不存在。上帝压根就不存在。纯粹是人们自个儿捏造出来欺骗自个儿的。

“我们的一切生活都是欺骗。”

直把个鲁伯佐夫听得哑口无言,脸色铁青,以至破口骂,亚柯夫不慌不忙,引经据典,说得条条是道,说得鲁伯佐夫低头沉思,无言以对。

亚柯夫的讲话风度简直夫可比拟,那样子十分怕人,尤其那双凶光毕露的眼睛就像躁狂病人的眼光,他的头发黑的像吉卜赛人似的,脸瘦而黑,猛一望过去,漆黑一片,青色的嘴唇里狼牙齿的闪动,说起话来目光炬死死盯住对方的脸。

告别亚柯夫,鲁伯佐夫沉重地说:

“世蜀上所有的话我都见识过,就是没听过这种话,居然在我面前诬蔑上帝。这个人活不了多久了,真是个可怜人,他快把自个儿死了。……挺有意思,是不是?老弟。”

可是事情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没几天工夫,他和亚柯夫打得火热,快活得都要燃烧了,一个劲儿地用手擦他的坏眼。

他笑哈哈地说:“喂。这就是说,罢了上帝的职。哈哈。

我亲爱的小钉子沙皇吗?他不妨事。依我看,问题不在沙皇而在老板身上。多才不管是谁当沙皇,伊凡勒帝当也成,只管坐下来统吧。请便。我只要惩治板的权力就够了。来来来,让我用一条结实的金链子把你绑在皇帝的宝座上,我要像朝拜沙皇一样朝拜你……”鲁伯佐夫看完《饥饿王》后对我说:“这书中写的没错。”

他第一次看这种石印小册书,俏皮地说:“喂。这书是谁给你写的?真清楚。麻烦你告诉他一声,我这厢有礼了。”

他对知识的渴求到了贪求到了贪得无厌的地步,他十分投入地听亚柯夫糟踏上帝,一连几个小时听我讲书的故事,他时常被逗得前仰后合,并一迭连声地赞美:“人真是有灵气呀。”

他因为有眼病,自己读收很困难,可这似乎不影响他见多识广,他的博学经常让我吃惊不已,记得一回他说:“德国有个绝顶聪明的木匠被国王认命为参加议员了。”

我追问下去才弄清他说的是倍倍尔。

“您打哪儿才弄清他说的是倍倍尔。

“您打哪儿知道这事儿的?”

“知道就是知道。”他随口一句,手指头抓着那个崎岖不平的秃壳。

亚柯夫对周围的现实生活漠不关心,就跟上帝较上劲儿了,一门心思地要消灭上帝,讥讽神父,一副叛者的形象。他尤其痛恨修士。

有一次锝伯佐夫平声静气地问他:

“喂。你是不是就会咒骂上帝呀?”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他发狠似的狂叫道:“就是这个上帝。我恨他。他让我崇拜了二十年,我谨小慎微、担惊受怕、缩手缩脚地度日,因为上帝说凡事不可辩驳,一切由上帝作主,到头来呢,我一无所获,我活得痛苦,压抑、没有自由。当我熟读了《圣经》,我才恍然大悟,这套把戏全是凭空捏造,骗人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尼基塔。”

他气愤地挥动着一只胳膊,好像要挣脱什么,说话的声音差不多成了哭腔。

“全是因为这个,我年纪轻轻就快死了。”

这段时间我还认识了几个有意思的人,我想起来就跑回塞米诺夫面包坊看我的老伙计们。他们都欢迎我去,喜欢听我讲故事,可惜鲁伯佐住海军村,亚柯夫又住鞑区,相跑五里之遥,我们几乎不怎么见面,他们不来看我,我也不去看他闪,关键是我没有可以款待他闪的场所。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来的面包师是个退伍兵,常和宪睢来往,再加上宪兵同令部的后院和面包店的院子只有一墙之隔,那样扬扈的“制服”经经常翻墙而过。或是为岗卡尔特上校买白面包,或是为自个儿买黑面包。

也不人警告我,不要太出“风头”,以免引起有关方面对面包坊的过分关注。

我的工作越来越没儿了,面包店也快经营不下去了。最近常常发生些可气的事情。有些人很不自觉,经常拿走柜子里钱,有时候弄到没钱买面粉的份上。

捷里柯夫揪起那缕儿可怜的小胡须无可奈何地说:“完了,我们快破产了。”

他的私人生活也变得很糟,娜斯佳怀孕了,脾气大长,整天鼻了,脸不是脸,像一头野猫撞来撞去,那双绿眼睛里充满了怨气。

她使劲儿往安德烈身上撞帮,帮意无视他的存在,此时的安德烈忍气吞声地给他让开路,望着她摇一摇头。

捷里可夫也向我诉过苦:

“这些人也是有点像话。太随便了,没有不拿的东西,我买的半打袜子只一天工夫就全拿没了。”

他的家庭也遭遇了不幸,父亲因为怕死后入地狱得了精神抑郁症;小弟弟整日喝酒玩女人;妹妹变得冷若冰霜,看来她和红头发大学生的恋爱没有什么好结果。我经常看见她哭红了双眼。心中更增加了对那个大学生的厌恶。

捷里柯夫的事业也很难支撑下去了,从袜子这个小事儿就可以看出,大家是多么不体应该这个善良人的义举呀。他苦心孤诣地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太艰难了,他周围那些得到救助的人们不但不关心他的事业,反而去摧毁它安德烈别无所求,他只希望大家能够友善地对待和他的画业。这个可怜的善人呀。

我觉着我喜欢上玛丽亚了,我还喜欢面包店女店员娜捷什塔·社尔巴托娃,她有着健康的肤色和妩媚的笑容。

不论怎么说,我开始恋爱了。我这可不算早熟,无论年龄、个性还有我“丰富多彩”的生活都“逼着我接近女人。我渴望异性的温情,哪怕只是友谊的关後也行。我渴望向人倾诉我自个儿的心事,太需要有人帮我理清纷乱的思绪了。

有生以来我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那些个把我看成“璞玉”人们,并不能触动我的心灵,我不会对他们倾诉衷肠。

要是我讲了他们不感兴趣的话题,他们立刻就会阻止我:“嘿。算了,算了,别往下讲了。”

最近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古利·普列特涅夫被捕入狱,押到了彼得堡的“克罗斯特监狱。

这个消息是从老警察尼基弗勒那儿得知的。那是个早晨,我们在街相遇,他还是一副老样子,胸前挂满奖章,庄严的神情就像刚刚走出阅兵场,见了我敬个冖就走了。没走几步他主不停下来愤怒地冲我吼道:“咋晚古利·普列特涅夫被抓了……”他挥挥手,转过头小声说:“他完了。”

我看他狡诈的眼睛里好像闪动着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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