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我竟给他们讲了些什么呀,总之,效果不错,居然引发出他们对某种不很清晰,但轻松,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些时候,我的故事很出色,他们或悲或怨或恨的情绪暴露无遗,我为自个儿高兴,我私下以为我在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我在教导人民呢。

我也有自卑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那么弱小,那么无知,有时连基本的生活常识都不知道。

这种时候,我就感觉自己仿佛被遗弃在一个昏暗的地洞里,地洞里的人就像大虫子一样蠕动,他们不敢正视现实,终日钻酒馆逛妓院,到妓女冰冷的怀抱中寻求安慰。

每月月底领薪水时,他们必去光顾妓院,在这个美妙日子到来的头一个星期里,他们就开始想入蜚蜚了。等嫖宿回来,很久很久还没有从那份甜蜜中醒来,他们厚颜无耻地炫耀自个儿的床上功夫,以及怎样的蹂躏妓女。谈到妓女,他们一脸的不屑,甚至吐唾沫以示“清高。”

不知为什么,当我听到他们这样谈论时,心中一阵悲伤,难过。我仿佛看到烟花巷里一个卢布一晚上的妓女,我的同伴们迫不及待的丑恶行径,虽然可耻但尚可理解,可是其中一些人的肆无忌惮、好色、放纵,却让人发指。当然,这里并不排除他们故意炫耀的虚荣心的满足。对于性我有些恐惧地感到好奇,所以就比较敏感这种事,我还没有品尝过女人的滋味儿,为此我感到心中不快:无论是妓女还是同伴都无情的讥讽我。没多久,他们再去逛妓院,就不带我我,他们照直说:“老弟。你就别去了。”

“为什么不让我去?”

“和你在一块儿别扭。”

我记住了这句话,觉得其中大有含义,可我没弄太明白。

“你看看你。跟你说别去了。你去让人扫兴……”只有阿尔及姆比较明朗地带着冷笑说:“你像个神父,又像个不通情理的老爸。”

起初妓女们还笑话我放不开手脚,后来就愤怒了:“你是不是嫌弃我们呀?”

那个漂亮丰满的四十岁的波兰“姑娘”捷罗莎·布鲁塔,是这里的“妈妈”,她用家狗一样温顺的眼神望了我一下,说:“我说姑娘们,别逗他了。他一准是有情人了,是不是?

这么健壮的小伙子,肯定给情人迷住了,错不了。”

她是个酒鬼,喝醉了就丑态百出,酒醒时则判若两人,她沉稳、冷静,体贴人的性格让我佩服。

“最奇怪的就是那些神学院的大学生了。”她说,“他们真会玩儿:先让姑娘在地板上打肥皂,再把赤条繁荣的姑娘手脚向下放在四个瓷盘上,然后对着姑娘的屁股用力推一掌,看看她在地板上滑行的距离。一个完了,再来一个,你们说,这叫什么事呀?”

“你瞎说。”我说。

“哟,我干吗撒谎呀。”她叫道,依然心境平和地说,但平和之中带着一种说服人的意思。

“这是你们自己编造的。”

“一个姑娘怎么可能编这种事呢?我又不是疯子?”她眼睛瞪起来了。

大家洗耳恭听着我们的争论,捷罗莎继续用冷静平淡的话语述说着嫖客们的古怪行为,她很想弄清楚人: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在场的人们都厌恶地往地上吐唾沫,他们骂着粗话。我以为捷罗莎是有意诽谤我喜爱的大学生,就对他们说大学生是热爱人民希望人民生活好的。

“你说的是伏斯克罗森卡亚街上那所学校的学生,我说的是从城外阿尔斯克波尔神学院来的大学生。他们是教会里的,都是孤儿。孤儿们长大了必定是小偷、流氓、坏蛋。他们无情无义。”

“妈妈”所讲述的故事和妓女们对大学生,有身份有地位的上层人物所说的怨恨话,我的同伴们不仅仅是厌恶的气忿,还充满了惊喜,他们发现:“这么说,这些受过教育的人还不如我们呢。”

听他们这么说,我难过极了。望着他们,感觉这些人就像城市的粉尘,本应到垃圾堆里去的现在却到了这间昏暗的小房间里,在这里乌七八糟的折腾一通,又带着满肚子的怨恨分散到喀山的各个角落去了。由于情欲和生活的郁闷他们从四面八方躲到这个肮脏的洞穴里,极为荒唐的地唱着动人的情歌,谈论受过教育的人们的轶文趣事,这是他们的一贯作风:讥讽、嘲笑、敌视他们不理解的东西。我甚至认为这“烟花柳巷”就是一所大学,我的同伴们从这所大学里获得了丑恶的知识。

可怜的卖唱的姑娘们,在污浊的地板上来回走动,一个个像霜打了,拖着脚走路。在手风琴的哀音和一架破钢琴无可奈何的颤音里,摆动着柔弱的腰肢。望着眼前的一切,心中一阵朦朦胧胧的忧思,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尽人意,“赶快离开这儿。”我的心情坏极了。

在面包坊里,只要我说有人毫不为已地为他人寻求自由与快乐时,就会有人提出质疑:“但姑娘们并不这么认为。”

然后他们开始为我进行猛烈攻击。我当时很自信,我觉得自个儿象一条不驯服的小狗,但比大狗还要聪明和勇敢,所以我对他们毫不客气,甚至大发脾气。我认识到思考生活和实际生活同样不容易。我有时会对同伴们的忍耐性感到愤怒,我真不理解他们会心甘情愿忍受酒鬼老板的污辱,他们的顺从和毫无休止的忍耐精神激起了我的怨恨。

我的精神处于非常痛苦时期,就在这时,命运发生了转机我又接触到一种新的思想,虽然它是和我敌对的,但它仍然从心灵深处触动了我。

一个风雪之夜,大风呼啸,像是要把天空扯碎似的,厚厚的白雪覆盖着大地,仿佛世界末日已经来临,太阳自此沉没不再升起了。这正是忏悔节之夜,我从捷里柯夫那儿出来返回面包坊,我眯着眼,迎着风雪前行,突然我的脚下被什么一绊,正跌倒在横躺路上的一个人身上,我们彼此咒骂着,我骂俄话,他骂法文:“呀,魔鬼……”我的好奇心被引发出来,我将他搀扶起,让他站好。他个子矮小,比较瘦弱。他一下把我推开,吼道:“我的帽子。

他妈的。给我帽子,我快冻死了。”

我帮他找到帽子,抖了抖雪给他戴在因怒而倒竖的头发上,可他却不通情理地把帽子摘下来摇晃着,用俄法两国话骂我:“滚。滚。”

然后突然向前狂奔,消失在雪夜中了。走着走着,我鬼使神差地一回头,看见他站在电线杆子旁,双手抱着没有路灯的电线杆子。并郑重其事地说:“琳娜。我快死了……唉,我的琳娜……”看得出来,他喝醉了,要是我不管他,他会冻死街头的,我走过去问他住哪儿。

“这儿是哪条街呀?”他带着哭腔说,“我也不知道往哪儿走。”

我拽住他的腰,拖着他向前走,一边不断地寻问他的住址。

“在布莱克街……那儿有好几个浴池……就是家了……”他用冻得发抖的声音说。

他一溜歪斜地向前走,弄得我走路很吃力,我听到他的上牙在打下牙:“要是你知道,”他一边撞靠着我,一边嘟嘟囔囔地说。

“什么””

他停下来,一只手举起,吐字清晰甚至带点得意地说:“要是你知道,我要带你去哪里……”他把手指头含在嘴里,身子摇摆得快站不住了。我伏下身,背着他走,他把下巴抵在我的脑袋上不停地埋怨:“要是你知道……我快冻死了。哎呀,我的上帝呀……”在布莱克街上找了半天才算弄清他的住所。我们终于爬到一个小配房门前,它几乎被院内的雪花淹没了。我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到了房门口,小心翼翼地敲一下门,他对我低声喝斥:“嘘,小点声……”一个身着拖地红衣的女人开了门,手中持着烛台,把我们让进屋后,她悄无声息地走到一旁去,也不知从哪儿找出一副长柄眼镜,仔仔细细地开始了对我的观察。

我向她说明,这个人的双手已经冻僵了,应该让他脱掉衣裳,上床睡觉。

“是吗?”她说话声音像女孩儿般清爽。

“得把他的手浸在凉水里……”

她好像没听懂我的话,只是用眼镜向屋角的画架指了指,那儿有一幅风景画,上面画着树木,还有一条小河。我奇怪地看了看那女人毫无表情的脸,她居然转身走向桌子旁坐下,桌子上点着一盏带粉红色灯罩的台灯,她若无其事地把玩着一张“红桃J”纸牌。

“您家有伏特加吗?”我高声问道。她仍然无动于衷,继续玩儿她的纸牌。我费劲儿背回来的男人坐在椅子上,脑袋搭拉着,港澳得通红的双手垂在身旁。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促使着我,我把他抱到躺椅上,给他脱掉衣服。躺椅后面的墙上挂着许多照片,其中仿佛有一个系白丝绸的花圈,在白丝绸上赫然写着:献给举世无双的吉尔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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