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大明白他们在争辩什么,不过我倒以为真理已经被他们汹涌的空话冲淡了,就像穷人家菜汤里的油星一样很少了”我甚至认为有几个大学生,和伏尔加河沿岸反对正教的分裂派教徒里,那些抱着圣经不放的老家伙们一样迂腐。当然,我很清楚大学们的初衷是好的,他们希望生活更美好,即好真理被他们空洞的评说淡化了,但毕竟没有全部淹没。他们希望改变旧状况,我也明白,我有同样的想法。听他们讲话,经常可以发现我想说但没说的话。

接触到这些人,心中不禁狂喜,仿佛即被开禁的犯人。

在他们眼里,我就像木匠手中的一块好木材,他们很希望用它打制出一件不同凡中央委员的木式活儿来。

“这是天才。”他们彼此见在面时总这样把我推销出去,还带着一股显然的骄傲自豪之气,就像街上到处跑的孩子竟然遇到了一枚五戈比硬币,然后不能自己的向别人炫耀。我不喜欢被人们称什么“天才”、“骄子”之类的,我是被人遗弃的孤儿倒是真的。有时那些指导我学习的大学生会让我感到压抑,有一回,我在书店的橱窗里看见一本题为《警世箴言》的书,我读不懂书名的含义,但我很想看这本书,就到一个神学院的大学生那里去借。

“您瞧瞧。老弟。你这不是瞎胡闹吗。让你看什么就看什么,别乱伸爪子了。”这个长得很像黑种人,卷发、厚嘴唇、白牙齿的未来的大主教先生嘲讽地对我说。

他粗鲁的训教伤害了我。后来,我还是把书搞到手,这钱,有些是我在码头做工挣的,有上结是从捷里柯夫那儿借的。这是我买的第一本像回事儿的书,我很珍惜,至今依然保存着。

总的来说,大学生们对我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我读《社会学入门》一书,我以为作者一是过分夸大了游牧民族对人们文化生活的影响,二是忽略了富于创造才能的流浪人和猎人的功绩。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一个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大学生,听了我的疑问,他那张充满女性美的脸上顿时庄重严肃了起来,跟我讲起了“批评权力”问题,唠唠叨叨足足一个小时。

“你先得信仰一种真理,才可以去批评,才有批评的权力,那么你又信仰什么呢。”他问我。

这是个在街上走都要读书的大学生,他常常因为把书放在脸上而和别人撞架。他患麻疹伤寒病时躺在床上都在不停地说:“道德必须是自由部分与强制部分的统一,统一……”可怜这位文弱文生,因为长期忍饥挨饿落得一副病态,再加上他拼命苦读寻求真理,使他看上去更加虚弱了。

读书是他唯一的兴趣所在,除此之外他别无他求。当他认为内心的两个矛盾达到了统一和谐时,那双温柔的黑眼睛就会像孩子般闪烁出喜悦的光芒。我还记得离开喀山十年后,我在海尔科夫城见过他,他当时被流放了五年后又返校学习了。他总是生活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就是到了他快被肺结核折磨死的时候,他还在调和尼采思想和马克思思想呢。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用冰冷的手指捏住我的手,他在洛血,嗓子里呼噜呼噜地说:“矛盾不统一,就没法活了。”

再后来,他死在上学去的电车车厢里了。

我曾见过许多这样为真理殉职的人,每当想起他们来,心中敬意就油然而生。

经常来小杂货铺聚会的大约有二十个人,他们之中也不乏神学院学院学生,有一个叫佐腾·潘捷拉蒙,是日本人。还有一个大个子有时也来,他很独特,宽阔的胸膛,密实的络缌胡,鞑靼式光头,身着一件哥萨克短大衣,扣子扣到嘴巴下。他总是寡言少语,爱坐在角落里,吸个烟斗,两只沉稳的灰眼睛不停地望着大家。看的出来,他很留意我,目光不时地落在我身上,不知怎么稿的,他这么一看,我心里直发虚,有点害怕。在人人争辩的大房间里,唯独他保持沉默,他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人们都在高谈阔论,毫不掩饰大胆地说着自己的想法,他们争论的赵热烈,我越快活,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唇枪舌剑的辩论之中隐藏着见不得人的虚伪主义,我听了很久也没觉察到。这个大络腮胡子在想什么呢?

大家都叫他“霍霍尔”,这里除了安德烈再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过了不久我听说他是个流放犯,在雅库梯省流放十年,刚刚同来没多外。了解他的欲望更加浓烈了,但这还不能使我有勇气走上前和他认识,谈话。我不害羞,也不怕见陌生人,我这人从来都是被好奇心奴役着,我渴望探知一切未知,正是这个坏习惯使我一生也没有认认真真地研究过什么。

我听他们谈到了人民,我也奇怪自己的想法怎么和他们的那样不同呢?他们的观点是:人民是真、善、美瓣化身,是一个神圣的群体,是高尚品德的始发地,我怎么没见过这种人民呢?我见的有木匠、装卸工、水泥匠,我还见过亚可夫、奥西布、葛利高里。我说的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人,而他们说的是抽象的人的整体。他们把人民看得高贵,并且愿意以人民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可我认为真正的美好思想的拥有者是他们,在他们身上才真正体现着博爱、自由的美好品德。

这种博爱精神是我以前所没有经历过的,可是现在,他们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眼神里都散发着博爱的光辉。

这段时间,我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伟大、神圣的理论像春雨般滋润着我的心田,那些描写农村生活的朴素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给了我新的启示。我觉得只有对人类充满了最强烈的爱,才会激发出人追求生活意义的力量,从那以后我再不是只考虑自己,而是开始为他人着想了。

听安德烈说,他开杂货铺赚的钱,都用来帮助这些有“人民利益是最高利益”思想的人们了。他就像一个虔诚的助祭侍奉大主教作弥撒似的,在这些人群中转来转去,不时地为他们的聪慧机智而欣喜。他时常情不自禁地面带笑容将残手插入怀中,另一只手捋一捋软软的胡须对我说:“您听。多么好呵?”

这群人中有一个叫拉甫洛夫的兽医,他说话的声音就像鹅叫,他独树一帜地发表与大学生们相反的言论,每当这种时候,捷里柯夫就惊讶地把眼睛往下一垂,嘟嘟囔囔地说:“瞎捣乱。”

安德烈和我一样欣赏这些大学生,可是大学生对待他却像老爷对待奴仆或酒店的小二儿似的随便吆喝,他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客人们逐渐散去,他时常留宿我,我们以地为席铺一块毛毯在地上睡。夜里在神像前那盏灯的照耀下,我们畅所欲言,喋喋不休。他带着教徒所特有的虔诚与欢悦告诉我:“以后能发展出百八十号他们这类出众的人才,占据国家的各个重要位置,世界会翻个过的。”

安德烈长我十来岁,看的出来他非常喜欢红发姑娘娜斯佳,在人前他故意对她不屑一顾,甚至和她说话的语气很冷漠,爱慕的眼光倒是时时刻刻追随其后。当只剩下他俩儿在一起时,他就唯唯诺诺,唯命是从,露出乞求谅解的笑容,一只手还不忘记捋着稀软的胡须。

他的妹妹玛丽亚常常站在角落里听人们辩论。她听得极为认真,神情严肃,脸紧绷着,大眼睛瞪着,当听到辩论高时,她会发出一声尖锐的喊声像是有人把冷水浇到了她的脖子里。

总有一个红发医学大学生围着她转来转去,他故弄玄虚伏在她耳边小声说话,并挤弄一下眉头。看上去有意思的。

秋天来了,我必须有一个固定“职业”了。我被眼前所发生的新鲜事给迷住了,活儿干得越来越少,几乎是靠别人养活,这样的面包吃起来是困难的。我为自己找了一个营生——到瓦西利·塞米诺夫而包坊打工。

这段时期的生活是艰难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在我后来写的短篇小说:《老板》《柯诺娃洛夫》《二十六个和一个》等中,曾经描述过这段生活。

肉体的痛苦是肤浅的,只有精神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

自从进了那家面包作坊的地下室后,就和我以前天天见面天天谈话的人隔绝了,我和他们之间仿佛竖起了一道高墙。

没人来看我,我也因为每天十四个小时的工作,没有闲暇到安德烈那儿去。遇到假日就睡觉或是和作坊里的工作们瞎闹。

一开始,有些同伴就把我当成了开心丸,还有一个跟小孩似的,就喜欢听有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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