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这是些“善良、坚强、诚实、能干的人们”。他向他们敞开心扉，说：“你们刚刚在我们中间出现，但人数却已不少，并且还在迅速增加”。由于“读者还不是都像你们那样，因此我还需要写作，也有可能来写作。”对此，他的一个同时代人曾经这样指出过：“被反动派幽囚而与世隔绝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似乎在利用这个形象从阴森的监狱中对我们说：‘这就是俄罗斯现在特别需要的真正的人。效法他吧，如果能做到，就走他的路吧，这是引导我们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目标的唯一道路。’”普列汉诺夫说：“《怎么办？》获得空前成功的秘密在哪里呢？……因为这本小说对广大读者非常关心的问题作了生动的，大家都能理解的回答。”
作为“平常的正派人”的典型，韦拉、洛普霍夫和基尔萨诺夫所具有的一种最主要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有着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和改造俄国社会的决。心。他们都出身于小市民、小官吏。如基尔萨诺夫的父亲就是一个县级法院的文书。他们在贫困中长大，社会地位低下。他们“没有门子，没有熟人，凭着个人的奋斗给自己开拓了未来的道路。”他们饱尝生活的艰辛，对于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满腔憎恨，对于人民群众的痛苦有着切肤之痛，因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改造俄国社会的要求。他们在当时的俄国“眼睛看到的尽是些不愉快现象”，看到的是“只有那些又不诚实又恶毒的人才能过好日子”。但是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由环境造成的。正如洛普霍夫对玛丽娅所说的那样：“现在您在干坏事，因为您的环境要求您这样，给您另一个环境，您也会乐于做个无害甚至有益的人。”因为在精良的泥土上，有真实生命的泥土上“产生出的新的东西也全部是健康的，因为基本元素都是健康的”。而在腐朽的泥土、不实用的泥土上“植物不可能长得好”，因为这块泥土的“元素本身不健康”，所以产生出来的其他东西“全部都必定是不健康的、劣质的”。这也就是说，为了消灭社会上的那些“不愉快的现象”，就必须要把腐朽的、不实用的泥土改造为有真实生命的泥土，即把恶劣的社会环境改造为良好的环境。他们用“未婚妻”来隐喻革命。洛普霍夫对韦拉说：“愿世界上不再有穷人”，“这正是我的未婚妻致力于做的。”他们对革命的前景是充满信心的。洛普霍夫说，他的“未婚妻”“很有力量，她的力量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人。”“但愿不再有穷人，这个愿望总有一天要实现的，因为我们迟早总会安排好生活……”无疑地，在当时，作者不可能从正面来描写革命。但是，从字里行间，人们还是可以感受到革命的信息。比如第章第二十二节所描写的郊游，实际上就是当时革命青年的一个秘密的政治集会。集会的中心人物是“穿丧服的太太”，她的丈夫已被捕了。人们议论着恶劣的政治形势，并且断言说，形势越坏就越好，“否极泰来”，因为形势越恶劣，革命也就越临近了。他们盼望着拉赫梅托夫回国，认为“现在是他回国的时候了”，因为伟大的斗争正需要他的领导。他们懂得，斗争将是残酷的：“我是荒野绿林中的一个居民；我的生活充满着危险”；但是，他们还是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这样一条斗争的道路。在庄严的气氛中，“穿丧服的太太”借用一个苏格兰民歌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决心：“月亮升起了，宁静又安详；一个年轻的战士，即将赴战场，骑手将子弹上了膛，姑娘对他讲：‘听天由命吧，再勇敢些，我的情郎！’”洛普霍夫、基尔萨诺夫夫妇也深深地被感动了，他们感到，她的选择也正是他们应当作出的选择。他们坚信，尽管斗争是艰苦的，但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因为“光明、温暖和芳香，迅速地驱赶开黑暗和寒冷；腐朽的气息愈来愈弱，玫瑰的芬芳愈来愈浓……”。他们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在给这个美好的未来作准备”；他们认为，能够去从事这种准备工作，是一种幸福。
“新人”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他们具有言行一致的实干精神。作者写道：“他们每个人都很勇敢，不动摇，不退缩，能够承担工作，只要承担下来就会紧紧抓住它。这是他们的特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们每个人都诚实得无懈可击。”他们所以能够具有这种特性，是因为，作为平民知识分子，比之贵族革命家，他们的圈子扩大了，他们同群众的联系也开始密切起来了，从人民群众的身上，他们看到了实现自己理想的强大的力量，因此，他们成了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与那些“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无所作为的“多余人”不能同日而语。洛普霍夫和基尔萨诺夫不仅以严肃的态度进行医学科学的研究，而且还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他们组织了启蒙活动的小组。在他们周围，团结了一批生气勃勃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都“很尊敬洛普霍夫，把他当做彼得堡杰出的领袖之一”，“他们认为跟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谈谈话于自己有益。”他们创办星期日夜校，与年轻人交朋友，还组织朗诵活动，郊游活动……通过一点一滴的工作，在不懈地向群众灌输着革命思想。无论个人生活中经历了多大的不幸，事业上遭遇了多大的挫折，他们都没有退缩过。比如洛普霍夫在失去韦拉的爱情之后，他毅然决定离开俄国到美洲去，而他一到美国，就立即成为了废奴主义拥护者，因为他认为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和俄国反对农奴制的斗争是遥相呼应的。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确实具有崇高的思想，而且还“拥有使它圆满实现的足够力量”。
“新人”的第三个重要的特点，是他们的行动都遵循着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合理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并把献身于崇高的事业当作自己最大的快乐。他们认为“人的行动总是服从于利益的考虑”，所以他们信奉“利益计算的理论”。洛普霍夫在与韦拉最初所进行的谈话中，就向她宣传了这种理论：“人都是利己主义者”，“每个人考虑最多的是自己”，“……不管做什么，都只为了自己的快乐。”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他看来，高尚的人与卑下的人的界限就不存在了。他认为，不同的人对于利益的理解是不同的，利己主义在不同人身上的表现也不一样。韦拉的母亲玛丽娅，作为一个典型的小市民，她的最大的快乐是不择手段地谋取个人的私利，为此，她可以不惜损害他人，她“想出的办法是卑劣的，对别人有害的”。新人们则认为，“假定有谁能使别人快乐，自己又没有什么不愉快……他从自身的利益要求出发，能使别人快乐，因为他自己也将从中得到快乐。”他们所想出的办法“是合理的、对别人有益的”。正是从为了获得“内在的快乐”、即“崇高的快乐”以及为了“使他们所尊敬的人把他们当做高尚的人”这些“利己主义”的考虑出发，在必要时，他们可以自觉地舍弃个人利益，可以自愿地为别人和事业去作出极其崇高的行动。比如为了帮助韦拉获得自由，洛普霍夫决定中途辍学，与她结合，而当他发现韦拉已经不自觉地爱上了基尔萨诺夫以后，他又毫不犹豫地决定自动退出舞台，以假装自杀的方式，使他们能够坦然地、合法地结合。这个行为在人们看来，无疑是高尚的，但洛普霍夫却说：“我决定不妨碍她的幸福所做出的举动，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的举动也有高尚的一面，但做出这举动的动力却是我自己天性中希望有利于自己的欲望。”这也就是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新人”们不是背负着沉重义务感的苦行者，对于他们来说，服从于周围人的利益和集体事业的利益而作出自我牺牲的高尚行为，已经成了一种心灵上的需要或者说是一种善良的本能。即使他们为别人、为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也还是认为：“我是作为一个合理的利己主义者来行事的，因为我看得很崇高的利益驱使我为了伟大的整体而恰恰采取了这种战斗的行动方式，对整体的爱成了我的人格的主要本质。”这种“合理利已主义”的道德观的哲学基础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按照人本主义的思想，人的自然本性是人的最主要的特征，而人的自然本性就是对于利益的追求。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如果仔细地研究一下左右人们行动的动机时，就可以知道，原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所有的好的和坏的、崇高的和卑贱的、英勇的和胆怯的事情都来自一个源泉：怎样做更愉快，人就怎样做……”这种思想对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仁义道德和资产阶级关于博爱的虚伪说教确实可以起到揭露作用。按照这个理论，被压迫阶级对于自身应该享有的权利和利益的追求也是合理的。国家有责任满足人的自然而合理的需求。把这一理论引申开来就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人的自然而合理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时，用革命的手段去争取它就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了。但是，历史地分析，这种道德观仍然是以历史唯心论为指导的，因为它把“合理利己主义”看作是从抽象的人性中引申出来的一种永恒的道德，而没有看到道德本身正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归根到底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这种理论，从所谓同一人性出发，把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原则界限也抹煞了。这样，就发生了一种极其明显的“逻辑错误”。因为“从人关于自己的想法永远离不开‘自我’的意识这一点，还决不能做出结论说，人的一切行动都是利己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