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娜带着小儿子跟维拉外婆和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一起挤在厨房隔壁的小房间里。尼柯拉·尼柯拉耶维奇和奥列格用木板钉了两张板床，在院子里的柴房里勉强安顿下来。
维拉外婆正因为没有听众难受得要命（她总不能把那个满脸淡黄雀斑的勤务兵当做自己谈话的对象！），立刻就把一大堆城里的新闻告诉了他们。
两三天前，在几个最大的矿井的进口亭上，在高尔基学校和伏罗希洛夫学校的校舍，在区执行委员会大厦和其他一些地方，都贴了手写的布尔什维克的传单。传单下面的署名是：“联共（布）克拉斯诺顿区委会”。奇怪的是：在传单旁边贴着印有列宁和斯大林肖像的旧《真理报》。据传说，从德国兵士们的谈话中知道，在本州各区，特别是顿涅茨河沿岸，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和罗斯托夫州的交界处，在鲍柯沃—安特拉齐特区和克烈缅斯克区，常常有游击队袭击德军运输队和德国军队。
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也没有一个共青团员到德国卫戍司令那里去作特种登记（“叫我去自投罗网吗？——让他们自己先噎死吧！”维拉外婆说），但是有许多人已经被发现，被逮捕了。没有一家工厂开工或是机关在工作，但是，迫于德军卫戍司令的命令，人们不得不去上班，坐足规定的钟点。据维拉外婆说，机械工程师巴腊柯夫和刘季柯夫已经到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的中央电机工厂去工作了。传说德国人非但没有碰他们，还任命巴腊柯夫做厂长，让刘季柯夫担任机械车间主任的原职。
“这种人有谁能料得到呢？都是老党员！巴腊柯夫上过前线，受过伤！刘季柯夫是一个大名鼎鼎的社会活动家！难道他们都疯了吗？”维拉外婆心里又是纳闷又是气愤。
她还说，德国人在城里搜捕犹太人，把他们送到伏罗希洛夫格勒附近，似乎在那边搞了一个犹太区，但是有很多人说，事实上犹太人只是被送到上杜望纳雅林子，就在那边被枪毙、被埋掉。所以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鲍尔茨非常替丈夫担心，生怕有人出卖他。
自从奥列格离家之后，特别是德国人来了之后，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一直都处于一种神情恍惚的状态；奥列格一回家，她身上的这种状态就消失了，就像被一只会施魔法的手抹去了似的。她现在时刻都处在一种精神紧张和她天性固有的精力饱满的活跃状态中。她像母鹰照顾跌出鹰窠的魔雏那样在儿子身旁转来转去。奥列格常常发觉她的关注的、紧张不安的眼光盯着他，好像是说：“你怎么样，我的好儿子？
你能不能忍受这一切，我的好儿子？”
可是他，经过在路上体验到的那种精神振奋以后，突然陷入了严重的精神麻痹状态。一切都不像他想象的那样。
对一个将要投身斗争的青年来说，他梦想中的斗争该是一连串不断反抗暴行和恶势力的英勇事迹。但事实上恶势力却原来是不可捉摸的，是一种平常得难以忍受和讨厌的东西。
毛茸茸的、温顺的黑狗已经死了，——奥列格从前是非常喜欢同它玩的。街道两旁院子里和庭园里的树木和灌木都被砍光了，看过去好像是赤裸裸的。而在这条赤裸裸的街道上行走的德国人似乎也是赤裸裸的。
冯·文采尔男爵将军不去注意奥列格、玛丽娜和尼柯拉·尼柯拉耶维奇，正像他不去注意维拉外婆和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一样。
实际上，维拉外婆也没有觉得将军的举动有什么侮辱自己的地方。
“这是他们的‘新秩序’，”外婆说，“我已经老了，可是照我爷爷从前对我讲的，这其实是一种很老的秩序，跟农奴制下面我们有过的那种秩序完全一样。在农奴制下面我们这里也有德国地主，他们也是像这个男爵那样神气活现，也是那样的刽子手，叫他眼睛瞎了才好！我何必跟他生气？他反正是改不了的，除非等我们的人来了，把他的喉咙割断……”
但是在奥列格的眼里，这个穿着雪亮的瘦瘦的皮靴、喉结洗得很干净的将军却是使奥列格和他的亲人以及周围所有的人遭到难堪屈辱的罪魁祸首。要摆脱这种屈辱的感觉，似乎只有打死这个德国将军才有可能，但是那时又会有另外一个将军来代替他，而且一定是一模一样——喉结洗得干干净净，皮靴雪亮。
长腿副官开始经常客气而冷淡地注意着玛丽娜，愈来愈多地要她服侍他和将军。当他望着玛丽娜的时候，他的无色的眼睛里含有一种蔑视的、同时又是孩子般的好奇的表情，仿佛他是在望着一只可以供他消遣作乐的异国的动物，但是不知道怎么对付它。
现在，副官最喜欢的消遣就是用糖果来逗玛丽娜的小儿子，等孩子伸出胖胖的小手，他就赶快把糖塞到自己嘴里。副官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着，直到把孩子逗哭了为止。那时，副官就在孩子面前蹲下他的长腿，伸出红红的舌尖上搁着糖的舌头，故意把糖又吮又嚼，圆睁着无色的眼睛，哈哈地笑个不停。
玛丽娜对他整个的人——从他的长腿到白得不自然的指甲——都感到厌恶。在她看来，他非但不是人，甚至连畜生都不如。她憎恶他，犹如我们厌恶青蛙、蜥蜴和北螈一样。所以在他逼她服侍他的时候，她就感到一种厌恶，同时又因为她不得不听这个动物的摆布而感到恐怖。
但是要说到真正使这些年轻人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的人，这就是那个满脸淡黄雀斑的勤务兵。勤务兵的空闲时间多得惊人，因为他是别的勤务兵、厨子以及为将军服务的总务科的兵士们的头儿。而这个勤务兵一空下来，就一遍又一遍地向年轻人追根问底，问他们为什么要避开德国人，又怎么没有能跑掉，而且对他们说，只有笨蛋或是野蛮人才想避开德国人，这种看法他不知说了有多少遍。
不管这些年轻人是躲在他们的柴房里，是到院子来透透新鲜空气，或是在将军不在家的时候到屋子里，勤务兵都到处盯着他们。只有外婆出现，才能使他们摆脱他的纠缠。
说也奇怪，这个个子高大、双手通红的勤务兵虽然表面上对维拉外婆也像对大家一样放肆，其实他对她是有几分畏惧的。德国勤务兵和维拉外婆相互之间是用一种俄语和德语的奇怪的混合语，再加面部表情和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外婆的表情和手势总是非常准确的、恶狠狠的，勤务兵的表情总是非常粗野的、带有兽性的、愚蠢的、凶狠的。但是他们彼此却十分了解。
现在全家每日三餐都在柴房里吃，而且仿佛总是在偷偷摸摸地吃。他们吃的是素菜汤、蔬菜、煮土豆，代替面包的是外婆做的淡而无味的麦饼。外婆还有不少的储藏。但是在德国人把所有藏得不严密的东西都吃掉以后，外婆就只做一些素食，极力让德国人看：他们再也没有什么了。夜里，等德国人睡了，外婆再偷偷地把一小块脂油或是生鸡蛋拿到柴房里，然而这里面也含有一种屈辱的感觉——不敢在白天吃。
瓦尔柯没有消息。万尼亚也不来。而且很难设想，他们将来怎样碰头。所有的房子里都住着德国人。他们猜疑地打量着每一个外面来的人。甚至普通的会面和街上的谈话也会引起猜疑。
奥列格枕着双手躺在板床上，周围的人都已经入睡，草原上清新的空气飘进柴房开着的小门。月亮几乎圆了，它的青灰色的光辉在天空远远地四射着，照亮了脚边一块长方的泥地。这时候，奥列格想到莲娜·波兹德内雪娃就住在这儿城里，不由勾起了一种痛苦的喜悦。她那模糊的、支离破碎的、不连贯的形象，在他眼前飘过：她的眼睛，好像黑夜里的樱桃，映出两点金色的月光，——不错，春天他在公园里见过这双眼睛，也许，是梦中见过的；她的笑声，仿佛是从远处传来的，像一串银铃似的声音，甚至似乎是矫揉造作的，因为每一个声音都是异常分明，仿佛隔墙有人在敲银勺子。奥列格由于想到她就在近处，由于想到和她的离别而感到的相思的痛苦，是只有年轻人才有的，——没有情欲，没有良心的责备，只是因为想到她的模样，只是因为可以看到她而产生的喜悦。
遇到将军和他的副官都不在家的时候，奥列格和尼柯拉·尼柯拉耶维奇就到老屋里去看看。他们总闻到一股混合的香水的气味、外国烟草的气味、还有一股特别的光棍的气味；
凡是不带家属的将军们和兵士们的住房里同样都有这种气味，无论是香水味，或是烟草味，都压不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