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列格的舅舅尼柯拉·尼柯拉耶维奇是一个年轻的地质工作者，在煤业联合公司参加工作的最初几年里，就因为在勘探方面出色的成绩而受到提拔。他最生气的是他这样顺利地开始的工作竟突然这样令人意想不到而可怕地被打断了。他想，德国人一定要打死他，即使不打死，他也得花不少的心思去逃避给德国人做事。他知道，在任何条件下他都不会去给德国人做事，因为他觉得给德国人做事就像用四肢爬行一样地反常和别扭。
年轻的玛丽娜舅母却在计算，在德国人未来以前他们的生活是靠哪一些收入。在德国人未来之前，他们的生活是靠下列几个来源：尼柯拉·尼柯拉耶维奇的工资、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在丈夫（奥列格的继父）去世后领取的抚恤金、维拉·瓦西里耶芙娜外婆的养老金，煤业联合公司分配给他们的房子和他们在屋旁种的菜园。现在呢，德国人来了之后，前面三项生活来源一定会被剥夺掉，其余的几项也可能被剥夺。她老是想起在渡口被炸死的儿童，为他们惋惜之余，又联想到自己的孩子，不由得就哭起来。她想起她听到的关于德国人野蛮地调戏妇女和强奸妇女的故事，那时她就想起，她是个漂亮的妇人，德国人一定会跟她纠缠，于是她一会儿害怕，一会儿又自我安慰：她可以故意穿得普通些，并且改变发式，也许，一切都会平安无事地过去的。
维克多·彼得罗夫的父亲，一个林务区长，知道回家之后，他们父子就会有性命之忧，因为他在区里是以亲身参加一九一八年的对德斗争而出名的人，儿子又是共青团员。但是当他考虑现在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就觉得一筹莫展了。他知道，党员里面一定有人留下来组织地下斗争和游击斗争。但是他自己已经并不年轻，一生都在忠心耿耿地做一个普通的林务区长，并且一直认为，他这个林务区长会一直做到老死。他希望让一子一女受很好的教育，让他们可以自立。但是现在，当他心里暗暗起了这样的念头：他的过去可能不会被人知道，他还有可能在德国人统治下继续做林务区长，——他就感到非常烦恼和厌恶，弄得他这个魁梧有力的汉子竟想跟人打架。
这时候，他的儿子维克多却在为红军感到极度的委屈和气愤。他从小就崇拜红军和它的指挥员，战争一开始，他就做好准备，打算作为红军指挥员去参战。他在学校里领导过军事小组，按照苏沃洛夫①的教导，在他的小组里，不管下雨下雪都上军事课和体育课。红军的败退当然不能动摇它在维克多心目中的威信。但遗憾的是，他没能及时参加红军去当指挥员，如果他现在是红军指挥员，那么毫无疑问，它决不会陷入这般困难和凄惨的境地。至于他本人在德国人统治下的命运，维克多干脆不去想，而是完全信赖他的父亲和他的朋友阿纳托里·波波夫，因为阿纳托里无论在什么困难场合都会想出出人意料的、绝对正确的办法。
①苏沃洛夫（1730—1800），十八世纪俄国统帅。
可是他的朋友阿纳托里却在深深地为祖国感到痛心，他一言不发，咬着指甲，一路上都在考虑他现在应该怎么办。在战时，他在共青团的集会上做过许多关于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报告，但是没有一篇报告里面，他能够把他对祖国的感情表达成像他对他妈妈那样一个崇高的、歌声美妙的人的感情（他妈妈塔伊西雅·普罗柯菲耶芙娜身材高大、丰满，脸庞红润、慈祥，总是唱一些从他在摇篮里就为他歌唱的美妙的古代哥萨克歌曲）。他心里时刻怀着这种对祖国的感情，当他听到心爱的歌声或是看到被践踏的庄稼和被焚烧的农舍时，这种感情就使他热泪盈眶。现在，他的祖国处于灾难之中，——这样深重的灾难，使人无论看到或是想到都不能不为之心如刀割。他应当行动，立即行动，但是又怎样行动，在什么地方行动，同谁一起行动呢？
这些想法也或多或少地激动着他所有的同伴。
只有邬丽亚不敢去想祖国的命运和她个人的命运。自从她看见新一号井的井架倒下去以后，她已经尝尽一切辛酸：跟心爱的女友以及跟母亲的离别，在那被太阳灼晒过的、被践踏过的草原上的这一段旅途和最后的渡河，——渡口那个包红头巾的妇人的血淋淋的上半截身子和那个眼睛鼓出来的男孩子似乎体现了她的全部经历，——这一切不断在邬丽亚的流血的心里翻腾着，一会儿像匕首般尖利，一会儿像磨石般沉重。她一路上都是跟在大车旁边走着，不大说话，仿佛是心情平静，只有在她眼睛里、鼻翼上、嘴唇上隐隐露出的这些阴郁的线条，才泄露出她的内心有着何等强烈的感情在汹涌起伏。
但是若拉·阿鲁秋仰茨却非常清楚，在德国人统治下他将要怎样生活。所以他就很有把握地高声议论道：
“这帮野蛮残忍的家伙！我们的人民难道能同他们妥协吗？我们的人民一定会拿起武器，就像从前被德国人占领的那些地方一样。我父亲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但是我相信他会拿起武器的。至于我母亲，照她的性格，也一定会拿起武器。如果我们的长辈都这样干，那么我们青年人该怎么办呢？我们青年应当来一个登记——先摸清情况，”若拉改正道，“然后把所有没有走的青年人登记下来，立刻同地下组织取得联系。至少我就知道留在克拉斯诺顿的有沃洛佳·奥西摩兴和托里亚·奥尔洛夫，——他们难道会什么事也不干吗？还有沃洛佳的妹妹刘西雅，这个姑娘真好，”若拉感情流露地说，“她，无论如何，绝不会什么事也不干的。”
万尼亚挑了一个除了克拉娃，别人都听不到的机会，对若拉说：
“听我说，你这个绿林好汉！说实在的，大家都同意你的话。可是……你别嚷啊。首先，这是每一个人的良心问题。其次，你不能替每一个人担保。万一有人说漏了嘴，那就要你和我们大家的好看了。”
“你为什么叫我‘绿林好汉’？”若拉问，他的黑眼睛里现出了兴奋而得意的表情。
“因为你长得黑，行动又像骑手。”
“你知道吗，万尼亚，我要是去做地下工作，一定就用‘绿林好汉’这个化名。”若拉把声音压低得像耳语似的说。
万尼亚同若拉的想法和情绪一样。但是现在他不论想到什么，那因为克拉娃就在近旁而使他产生的幸福感、他回忆起他在渡口旁边的举动时所产生的自豪感（这时他仿佛又听到柯瓦辽夫在说：“万尼亚，救救她们。”而他也觉得自己是克拉娃的救星），就会有力地闯进来。这种幸福的感觉因为有克拉娃和他分享而更加完满。克拉娃要不是因为惦记父亲，要不是母亲在悲泣，也一定会公开表示她和心爱的人一同在这里的浴满阳光的顿涅茨草原上是幸福的，尽管在地平线上一直有德国坦克的炮塔、高射炮的炮管和一批又一批德国兵的钢盔出现，——这些德国部队在摩托的吼声中和滚滚的尘埃里，在金色的麦田里疾驰着。
在所有这些对自己的命运和全体人民的命运有着不同想法的人们里面，有两个人，尽管他们的性格和年龄也是大不相同，但是从他们所处的那种空前的精神振奋和跃跃欲试的状态来说，他们又是惊人地相似。这两个人，一个是瓦尔柯，另外一个是奥列格。
瓦尔柯是一个不多说话的人，从来没有人知道他那茨冈人的外貌下面的内心活动。他似乎交了厄运。可是他从来还不曾显得这样活跃和兴高采烈。他一路上都是步行，关心大家，乐意同青年们谈话，仿佛在考验他们，而且越来越喜欢跟他们开玩笑。
奥列格在马车上也坐不住。他高声表示不耐烦：到底几时才能看见母亲和外婆呢？他高兴地搓着指尖听若拉说话，否则就突然打趣万尼亚和克拉娃，或是羞涩地、结结巴巴地安慰邬丽亚，或是照顾三岁的小表弟，或是向玛丽娜舅母表示爱慕，或是和老大爷谈论天下大事。有时他又闷声不响地在马车旁边走着，额上露出深深的皱纹，饱满的、固执的、还有点孩子气的嘴唇上似乎浮着一丝笑意，眼睛里带着沉思的、严峻而又温柔的神气注视着远方。
他们在离克拉斯诺顿不到一天路程的地方，突然碰到一队掉了队的德国兵。德国兵熟练地——甚至不是很粗野地，而正是熟练地——把两辆马车都搜查了，他们从玛丽娜和邬丽亚的箱子里取去所有的丝织品，夺去维克多的父亲和瓦尔柯脚上的靴子，并且拿走瓦尔柯的旧金表，那只表虽然被他戴着游过水，仍然走得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