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美国之后,他慢慢一步步的从纽约迁移到费拉德尔菲亚,然后更向西,曾有一段时期在宾夕法尼亚各家玻璃工厂里工作。在这新世界的一个浪漫乡村里,他获得了他的意中人。她是一个日耳曼血统的美国女子,他同她迁居到羊氏镇,又从那里搬到科伦坡,都是跟着一个名叫汉孟德的屡兴屡败的玻璃制造家走的。

葛哈德是个老实人,他高兴人家看重他这点老实。“威廉,”他的主人惯常对他说,“我所以用你,是因我能信任你。”这句话在他看来,就比金银宝贝都可贵。

他这点老实,也跟他的宗教信念一样,是从遗传得来的。他对于这种品德从来不曾去加以理解。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很刚强的德国工匠,从来不曾骗过谁的一块钱,而这忠实的秉性,就不折不扣地传进他的血脉里来了。

他那路德教派的倾向,是因跑过多年礼拜堂和家庭里遵守宗教仪式的习惯而加强的。在他父亲的矮屋里,路德派牧师的势力向来万能,他因此遗传了一种感想,以为路德派的教堂是一种完美的组织,又以为它的教训对于将来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他的妻,名义上虽属曼诺教派,却很愿意接受她丈夫的信条。因此,他的家庭就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家庭;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第一件社交事项就是跟当地的路德派教堂去联络,而路德派的牧师就老是他家所欢迎的贵客了。

科伦坡教堂里的翁德牧师,原是一个诚笃热心的基督教徒,但是他的顽固脾气和他那种严肃的正教教条,使他的为人变得非常偏执。他以为他的信徒们如果跳舞,打牌,看戏,就要危及最后的得救,又常常对人家大声疾呼,有谁不遵守他的训诫,地狱就要张开嘴来把他吞下去。喝酒,哪怕是偶尔为之,也要算一种罪恶。吸烟——好吧,他自己是吸烟的。可是正当的结婚行为,以及结婚以前的纯洁,都属基督教生活的绝对必要条件。他曾经说,做女儿的要是不能够保持她的贞操,做父母的要是疏忽大意,纵容女儿去堕落,那就都谈不到得救了。对于这样的人,地狱都要开着门等他们进去。你如果要避免永远的刑罚,就必须走正直而狭窄的路,而且有个公正的上帝每天都要对罪人发怒。

葛哈德和他的妻子,乃至于珍妮,都无条件地接受翁德牧师所解释的教义。但是在珍妮,只不过是名义上同意罢了。宗教对于她还没有发生显著的拘束力。她知道有一个天堂,是有趣的,知道有一个地狱,是可怕的。青年的女子和男子都应该好好的做人,应该服从他们的父母。除此以外,全部的宗教问题在她心里都混乱得毫无头绪。

葛哈德相信教坛上所讲的一切是字字都正确的。死和未来的生活,在他都属实有的东西。

到现在,年纪一天天的老了,处世的问题一天天的难以解释了,他就越发怀着焦灼的感情而固执着那可以解决问题的教义。啊,他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诚实,真正的正直,使得那在天之主没有可以排斥他的借口呢!他不但替他自己害怕,并且替他的妻儿害怕。他将来不要有一天该替他们负责吗?他因自己的疏忽,因对他们教导不得法,结果不要使他自己跟他们一起永远定罪吗?他常想象地狱里的苦楚,不知道到了那最后的时间他跟他的家里人要落到怎样一步田地。

自然而然的,这样深彻的宗教感情要使他对孩子们非常严厉。凡是青年人在情欲上感到的快乐和流露的弱点,他都用一种严密的眼光监视着。珍妮如果不经父亲的允准,就断断不能有钟爱的人。如果她在科伦坡街上遇着青年的男子,和他们有过些眉目传情,一回到家中就必须断念。原来葛哈德忘记他自己也曾经做过青年,却只想到她精神上的幸福。

因此,那参议员就成为她生活中一个新奇的因素了。那参议员刚刚开始成为他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葛哈德老头子就觉得自己向来信奉的那套传统的标准有些不可信任了。他没有方法可以判定这样一个人物。这在追求他的美貌女儿的,并不是一个寻常人啊。白兰德闯进他们家庭生活里来的方式是很新鲜而可嘉许的,所以他等不到任何人加以考虑,就已成为他家生活中的一个有力部分了。葛哈德自己也已受了骗,而且他对于这样一个来源,就只盼望荣誉和利益源源不绝的流进自己家里,所以也接受他的关切和效劳,而让日子平安无事的过去了。至于他在那快乐的圣诞节前后送来的许多东西,他的老婆始终没有向他说起过。

但是有一天早晨,葛哈德做了夜工回来的时候,一个名叫奥多·卫佛尔的邻人招呼他。

“葛哈德,”他说,“我要同你说句话。我是你的朋友,耳朵里听见的话应当告诉你。你要知道,现在邻舍家们都在谈论到你家来看你女儿的那个人了。”

“我女儿?”葛哈德说时感觉着一种惶惑和苦痛,却不全是由于那人话里所含的意思,而是由于这样突然受攻的情势。“你说哪一个,我不知道有什么人来看过我的女儿。”“不知道吗?”卫佛尔说时,差不多跟葛哈德一样惊异了。“就是那个头发花白的中年人。他有时拿着手杖。你不认识那个人吗?”葛哈德带着惶惑的面容搜索他的记忆。“人家说他是做过议员的,”卫佛尔接着说,心里却将信将疑;“我可也不知道。”

“哦,”葛哈德松了口气似的回答说。“白兰德议员。是的。他曾经来过几回的。好吧,怎么样呢?”

“没有怎么样,”他的邻人说,“不过人家在谈论罢了。他已经不是一个青年,你知道的。你的女儿近来同他出去过几回。人家看见了,现在都在谈论她。我想你也许要知道知道。”

葛哈德听见这话,气得浑身打战起来。人家说这种话,一定不会无理由。珍妮和她的母亲是难辞其咎的。可是他仍旧要替他女儿辩护。

“他是我家的朋友。我想人家应该打听清楚才说话。我的女儿并没有干什么坏事。”

“是的是的。本来没有什么,”卫佛尔继续说。“人家说话靠不住的多。你我是老朋友。我想你也许要知道这件事。”

“谢谢你的好意,”他动身回家的时候口里喃喃说。“我也要去查查看。再见。”

他一回家就把这桩事情问他的老婆。“白兰德先生来看珍妮是怎么回事?”他用德语问。“邻舍家们都在说话了。”

“怎么,没有什么事,”她也用德语回答。可是她被这问题吓了一跳。“他曾经来过两三次。”

“你没有对我说起过这桩事情,”他回说;他觉得她纵容孩子并且替她回护,心里有些着恼了。

“那倒是真的,”她十分狼狈地说。“他不过来过两三次。”“两三次!”他嚷起来,德国人大声说话的习惯回复了。“两三次!邻舍家们都在谈论了。那么到底是怎么的?”“他是不过来过两三次啊,”葛婆子虚弱地重复说。“刚才卫佛尔街上碰到我,”葛哈德继续说,“他告诉我说邻舍家都在谈论那个跟女儿一块儿出去的男人了。我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我听他的话,弄得我口也难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不知要当我什么人了呢!”

“实在是毫没相干的,”葛婆子用一句有效的德国成语说。“珍妮跟他出去散步过一两回。他也到咱们家里来过。人家有什么好瞎扯的?难道女孩子家就不应该寻点儿快乐吗?”

“不过他是一个老头子了,”葛哈德引用卫佛尔的话说。“他是有职务的。他要来看珍妮这样的孩子干什么?”

“那我不知道,”葛婆子自卫着说。“是他自己到咱们家里来的。我只知道他是个好人。你想我能叫他不来吗?”

葛哈德呆了一呆。那参议员给他的印象是极好的。他不知道现在有什么东西可怕得这个样儿。

“邻舍们是顶高兴谈论人家的。他们现在大概是没话可说,所以说到珍妮身上来了。孩子的好坏你是知道的。他们干吗要说这样的话呀?”说着,眼泪就从那软心肠的母亲眼里流出来。“那就好了,”葛哈德喃喃的说,“可是他不应该到咱们家里来带这样年纪的女孩子出去散步。就算他没有歹意,看起来也不象个样儿。”这个当儿珍妮进来了。她本来在前面屋子里同一个孩子睡觉,已经听见后面在说话,可并没有听出话里的意思。她进来时,她母亲背过脸去,朝她正在做饼的桌子上低下了头,想要女儿不看见她的红眼睛。

“什么事?”她看见父母都那么默不作声,心里有些疑惑。“没有事,”葛哈德坚决地说。葛婆子并没有表示,可是珍妮看见她一动都不动,知道其中必有缘故了。她就走过她那边去,立刻发见她刚刚哭过。“什么事?”她眼睛瞠视着父亲,满腹惊疑的又问了一遍。葛哈德只是站着不动,他女儿的清白已经战胜他对罪恶的恐怖了。“什么事?”她又向母亲轻轻追问一句。“哦,都是那些邻舍家,”母亲断续地回说。“他们老喜欢瞎扯。”“又是说我吗?”珍妮微微的红着脸说。“你瞧,”葛哈德仿佛是向全世界人说话一般,“她自己也知道的。那么他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邻舍家都在谈论了,可是我直到今天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啊,”珍妮纯然出于对她母亲的同情,不由得嚷道,“这有什么关系呢?”

“有什么关系?”葛哈德仍旧用德语嚷着,虽然珍妮已经用英语回答过他。“叫人家街上拦住我告诉这件事情,还没有关系吗?你会说出这话来,真不害臊!那个人我本来对他没有什么,可是你不告诉我,要等别人告诉我,我就莫名其妙了。难道我家里的事情一定要等邻舍家来告诉我吗?”

母女俩都楞住了。珍妮已经开始觉得她们的错误有些儿严重。“我从来不着因为做坏事情瞒过你,”她说,“他不过带我去溜溜弯儿罢了。”

“是的,可是你没有告诉我啊,”她的父亲回答。“你是不愿意我晚上出门的,”珍妮说,“所以我没有告诉你。此外并没有瞒你的事情。”“他不应该带你晚上出门啊,”一向留心外界事情的葛哈德说。“他要你做什么?他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总之,他太老了。我想你不应该跟他有什么事情——象你这样年轻的女孩子。”

“他除开帮助我,跟我没有什么事情,”珍妮喃喃的说。“他要娶我。”

“娶你,吓!他为什么不告诉我!”葛哈德嚷道。“这事我要查一查。我不愿意他同我女儿一路跑,叫邻舍家说话。而且,他年纪也太老了。我要告诉他。他应该知道,叫一个女孩子去受人家谈论是不对的。他应该跟你完全断绝关系。”

葛哈德要去叫他从此断绝关系的这种恫吓,对于珍妮和她的母亲简直是可怕的。象这样的态度到底能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她们在他面前就一定要堕落呢?当然,白兰德在葛哈德出去做工的时候仍旧来过几次的,可是她们怕父亲发觉,都吓得直发抖。几天之后,白兰德曾来带她去作长途的散步。她跟她的母亲都没有把这桩事告诉葛哈德。不过这是瞒不得他多久的。

“珍妮又跟那人出去过了吗?”第二天晚上他就问葛婆子。“昨天晚上他到这里来过了,”她闪烁其词地回答。“她曾经叫他不要再来吗?”“我不知道。我想没有吧。”

“好吧,那么我自己来试试看,到底这种事情能不能终止,”那意志坚决的父亲说。“我自己同他说去。且等他下次再来。”

根据着这个决心,他费了三个晚上的工夫,从工厂里抽空回来,每次都留心窥探他的房子,看有没有客人在里边。到了第四天晚上,白兰德来了,就找着珍妮,尽管她神魂不定,仍旧带她去散步。珍妮害怕她父亲,唯恐闹出不好看的事儿来,可是她不知道怎么样才好。

那时葛哈德快要到家,眼见她走出门去。这在他已经够了。他就不慌不忙的走到里边,找着葛婆子说道:

“珍妮哪儿去了?”“她出去了,”她的母亲说。

“是的,我知道她到哪儿去了,”葛哈德说,“我看见她的。且等她回来。我来同她算帐。”

他安静地坐了下来,看着一张德文报,一面又注意着他的妻子,过了一会听见大门响了一声开进来,他这才站起。

“你到哪儿去来的?”他用德语嚷道。白兰德不料会有这样的波折,心里又是烦恼,又是不安。珍妮是慌得什么似的了。她的母亲在厨房里感觉到一种非常的苦痛。“怎么,我出去散步来的,”她惶惑地回答。“我不曾叫你晚上不要出门吗?”葛哈德完全不顾白兰德,只管说他的。

珍妮脸上涨得绯红,一句话也说不出。“出了什么事儿了?”白兰德庄严地问。“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儿对她说话?”

“她不应该晚上跑出门,”葛哈德粗鲁地回答。“我已然跟她说过两三次了。我想你也不应该再到这儿来了。”

“为什么?”那参议员问过这一句,就又停住了斟酌他的措辞。“这不是奇怪吗?你的女儿做过什么事儿了?”

“做过什么事儿!”葛哈德嚷道;他因熬忍得过分紧张,以致激动得更加厉害,连他说的英语也不成腔了。“什么事,她不应该黑更半夜的上街去乱跑。我不愿意我的女儿跟你这样年纪的人晚上出门去。你到底想要她的什么?她还是个孩子呢。”

“我想要她的什么?”那参议员竭力挽回他那已受损害的尊严说。“当然,我想要跟她谈谈。她的年纪已经够我对她发生兴味了。我还要跟她结婚,如果她要我的话。”

“我要你离开这里,永远不要再来,”完全丧失了理性而采取强迫态度的父亲回答说。“我不要你再到我家里来。我已经够麻烦的了,怎么还能把我女儿带出去损坏名誉?”

“我老实告诉你,”那参议员摆起十足的架子来说,“你必须把你的意思讲个明白。我并没有做过对不起人的事儿。你的女儿并不曾因我受过任何的损害。现在我要晓得你这种行为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葛哈德愤激地重复着说,“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人家都在谈论,说你怎样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常到这里来,怎样带我的女儿去溜弯儿,去散步——我的意思就是这样。我说你不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不然就不至于带着一个跟你自己女儿年纪差不多的女孩子到外面去瞎跑。人家已经把你的为人详细告诉我了。我只要你走开,不再同我的女儿勾搭。”

“人家!”参议员说。“好吧,我管不了你的什么人家。我爱你的女儿,我到这里来看她,就因为我爱她的缘故。我的意思就是要娶她,如果你的邻舍家要谈论什么,就让他们谈论吧。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就摆出这副样儿来,那是没有理由的。”

珍妮被这不及料的可怕的争吵吓昏了,就向通吃饭间的一头门里缩进去,她的母亲看见她,就走上前来。

“啊,”她的母亲激动地喘着气说,“他是你不在家的时候来的。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母女两人纠作一团,默默地哭泣。两个男子的争辩还是继续下去。

“娶她,嘿,”那父亲嚷道。“是这个意思吗?”“是的,”参议员说,“娶她,正是这个意思。你的女儿已经十八岁了,她自己能够决定了。你是侮辱我,并且伤害你女儿的感情。现在你要知道,事情是不能这样就完的。如果你除开旁人的话,还有理由说得出我的不是,我愿意你说出来。”

那参议员站在他面前,直是一座正义的堡垒。他也不大声,也不暴怒,嘴唇却是紧帮帮的,显出他是一个有力量有决断的人。

“我不要同你再说什么了,”那个虽然有些丧气却还没有被吓倒的葛哈德说。“女儿是我的女儿。她该不该黑夜跑出去,或者该不该嫁给你,是要由我作主的。我晓得你们政治家是怎么样的。我初次见你的时候,还当你是个好人,现在见你对我女儿这个样儿,我就跟你没有关系了。现在只请你走开,不要再到这里来。我所请求你的就是这样。”

“对不起,葛奶奶,”白兰德从那发怒的父亲安详地掉过头去说,“不要怪我在你家里引起这样的争吵。我想不到你的丈夫是反对我到这里来的。可是我要把这桩事暂时搁一搁。你千万不要把今天的事情看得太认真。”

葛哈德见他的态度这样冷静,不由得惊异起来。“现在我要去了,”他重新向葛哈德说,“可是你千万不要当我把这事从此丢开。你今晚上干了一桩大大的错事了。我希望你自己能够觉悟。晚安。”他微微鞠了一躬出去了。

葛哈德把门牢牢关起来。“现在,”他向他的妻子和女儿说,”且看咱们是否已经把这人摆脱了吧。你们应该知道,人家已然在谈论,还要黑更半夜到街上去跑,的确是有不是的。”

现在口舌上,这场争吵总算已经终止了,但是神色上和感情上的不睦是越发加深,此后几天之内,那小小矮屋里边竟听不见有人说话。葛哈德开始想起自己的差使是白兰德给他的,就决计放弃了它。他又宣言他家里从此不得替那议员洗衣服,而且,他如果没有确实晓得葛婆子在旅馆里的工作是她自己出力找来的话,他也要不许她去的。他以为这样的事情总没有好处。要是她从来不曾到过那旅馆,这一切的谈论是始终不会有的。

至于那参议员,他受过这次鲁莽的待遇之后,就决然的要走了。邻舍家的流言,对于他们那种地位的人就已经是很不利,至于象他这样的身分,也要被他们牵累进去,他现在想想觉得有点儿犯不着了。他对于这种局面,真不知怎么样才好,但他还没有考虑出办法,忽忽已经过去了几天。于是他被召到华盛顿,走的时候并没有跟珍妮见过一面。

在这期间,葛哈德的家庭还是照常挣扎着过日子。他们原是贫穷的,可是葛哈德宁愿挨穷,只要能够挨得过的话。而无奈杂货店的帐单并没有减小篇幅。孩子们的衣服是慢慢地破下去了。他们不得不竭力节省,而旧欠的店帐不曾还过一文钱。

后来到了一天,就是押款年利到期的日子,又有一天,两家杂货店的老板跟葛哈德街上碰头,向他要帐。他只得马上对他们说明景况,并且告诉他们说他一定竭力去设法。但是他的精神并不因这种种不幸而松懈。他一面工作一面祷告上天给自己施恩,并且抽出早晨睡觉的时间来到处奔走,或者是找收入较好的位置,或者是找偶尔会有的零工。其中有一项就是割草。

葛婆子提出抗议,说他这样的拚命简直就是自杀,但他说明他的这种办法是出于不得已的。

“人家满街拦住我问我要钱,我是没有时间好睡觉的啊。”这就是他们一家人的困苦艰难的情况。真是祸不单行,西巴轩又正在这个时候进了牢狱。原因在于他那偷煤的勾当不幸多干了一回。有一天晚上,他叫珍妮和孩子们等着,自己爬上煤车,就被铁路上的侦探逮住了。这两年来,偷煤的事件原也不少,但向来数量有限,铁路上也就不甚注意。及到后来交运的客家口出怨言,说从宾夕法尼亚煤场运到克利夫兰,辛辛那提,芝加哥等地的货色往往磅数不足,侦探们便开始活动了。从铁路上偷煤过日的,也原不止葛哈德一家的孩子。科沦坡别的人家也有许多常干这勾当,可是西巴轩刚巧被逮去做榜样了。

“你得下来了,”突然从阴影里出现的侦探说。珍妮和孩子们看见情形,马上丢掉篮子桶子去逃命。西巴轩的第一个冲动是要跳下车来逃,但是那个侦探逮住他的衣裳了。

“站住,”他喊道。“我要你。”“喂,放手,”西巴轩野蛮地说,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弱者。他是不会慌张却有决断的,并且立刻感觉到了自己的危急了。“放手,我告诉你,”他重复地说,同时将身一纵,几乎把那个想要擒他的侦探撞倒了。“下来,”那侦探要显出自己的权威,一面说着,就狠狠地把他往下拉。

西巴轩只得下来,可是马上向他的敌人一拳挥去,打得他立脚不稳起来。

随后两个人扭打多时,才有一个过路的铁路人员来助那侦探一臂之力。两人合力把他擒到了车站,见过地方官,送他进牢狱。那时西巴轩撕了衣服,伤了手脸,乌了眼睛,在牢里关了一夜。

孩子们回家之后,也不晓得西巴轩究竟怎样,但听听九点钟敲过,一直等到十点十一点,西巴轩还是不回来,葛婆子就有些着急。他常常是十二点一点才回来的,可是那天夜里,他的母亲就料到有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直到一点半钟,仍旧没有西巴轩的消息,她就开始哭了。

“你们得有一个人跑去告诉你的父亲,”她说。“他也许是在牢里了。”

珍妮自告奋勇,可是正在熟睡的乔其也被叫醒来跟她同去。“什么!”看见他的两个孩子而觉得惊异的葛哈德说。“巴斯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她说;接着就对他说明那天晚上的冒险故事。葛哈德立刻丢开他的工作,跟他两个孩子一同走出来,到了一个地点,才分路向监狱那边去。他心里已经猜到几分,觉得非常难过。

“难道弄到这步田地吗!”他不住的念着,一面拿他的粗手擦着淌汗的额头。

走到警察局,当值的巡长简略地告诉他巴斯是在拘押。“西巴轩·葛哈德吗?”他查着他的簿子说;“是的,在这里,偷煤和拒捕。他是你的孩子吗?”“啊,我的天!”葛哈德说,“我的天老爷!”他急得不住搓手。“要见他吗?”巡长说。

“是的,是的,”父亲说。“带他到后面去,勿雷特,”巡长对当值的看守员说,“让他去见他的儿子。”

葛哈德站在接见室里,西巴轩满身乌青稀烂的被带出来,他一见伤心,开始哭泣,一时竟说不出话。

“你别哭,爸爸,”西巴轩勇敢地说。“我是没有法子。现在没有什么。我明天早上就出来了。”

葛哈德心里悲痛得直发抖。“别哭啦,”竭力熬住眼泪的西巴轩接着说。“这里没有什么的。哭有什么用呢?”

“我知道,我知道,”白头的父亲断续地说,“可是我熬不住了。你干这样的事是我的过失。”

“不,不,不是你的过失,”西巴轩说。“你也是没有法子。母亲知道了吗?”

“是的,她知道了,”他回答。“珍妮和乔其刚才跑到我那里去告诉我的。我到现在方才知道。”说着又哭起来。

“好吧,你别难过,”巴斯接着说;他性情中的最好部分全然流露了。“事情就会好的。你只管回去做工,别着急。事情就会好的。”

“你的眼睛怎么坏的?”父亲用红眼睛看着他问。“哦,我曾经同那个逮我的人扭过一下,”那孩子勇敢地微笑着说。

“我想是可以逃走的。”“你不应该那么样的,西巴轩,”父亲说。“为着这个你也许要多吃些苦。你的案子什么时候结?”“明天早上,他们告诉我,”巴斯说。“九点钟。”葛哈德和他的儿子再站了一会,商量着保人,罚金,以及其他的问题,却都得不到具体的结论。最后,他才被巴斯劝了回去,但是临别时又引起他一阵伤心;他是簌簌抖着抽抽咽咽地被拉开去的。

“这是很难受的呢,”巴斯回到车里时对自己说。他想起父亲觉得很痛心。“我还不晓得妈要多么难过呢。”

想到这里他伤心极了。“我当时是该一下就把那个家伙打倒的,”他说。“我不先逃走真是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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