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〇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有一个中年妇人，带着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女子，走进俄亥俄州科伦坡市的大旅馆里，到帐房的写字台面前，问他旅馆里有没有她能做的活。那妇人生着一副绵软多肉的体格，一张坦率开诚的面容，一种天真羞怯的神气。一双大落落的柔顺眼睛，里边隐藏着无穷的心事，只有那些对于凄惶无告的穷苦人面目作过同情观察的人才看得出来。跟在她后面的是她的女儿，一种畏惧和羞怯使她躲缩在后边，眼睛不敢对面前正视，这种神情是谁都看得出她从哪儿得来的。原来她的母亲虽然没有受过教育，却有一种含有诗意的心情，具备着幻想，感情，和天生的仁厚；她的父亲呢，又特具一种沉着和稳重的性格，两下结合起来就造成她这样一个人了。如今贫穷正在逼迫她们。当时她母女俩那种穷困窘迫的情景是很动人的，连那帐房也受感动了。
“你要做怎么样的活？”他问。“也许你们会有一些洗洗擦擦的活儿，”她羞怯地回答。“我能擦地板。”
她的女儿听见这句话，就觉得不适意地转动起身子来，并不是因为她不耐烦做活，而是因为她不愿意人家看破她们贫穷到了不得不做活。那帐房倒有些侠气，他看见这样的美人儿处于这样的窘境，心里不免动怜。看那女儿那种无可奈何的神色，就可见得她们的境遇确实困苦了。
“请呆一会儿，”他说了，就走进背后一间办公室，去叫女管事长出来。
旅馆里的工作是有的。因为常雇的扫地婆子走了，大楼梯和大客厅都还没有打扫。
“那是她的女儿吗？”女管事长问，因为她从她站的地方就可以看见她们。
“是的，我想总是的。”“今天下午她就可以来，如果她要来的话。我想那女孩子也会帮她的忙吧？”“你去见管事长去，”帐房回到写字台旁边来欣然的说。“就打那儿过去”——指着近旁的一个门。“她会给你安排的。”上述这小小的一幕，可以说是玻璃匠人威廉·葛哈德一身一家的悲剧的顶点。原来威廉·葛哈德的这个职业，也和其他的低级职业一样艰难，每天都得看着他的一个妻子，六个孩子和他自己，光靠幸运吹来给他的那一点东西维持生活。他自己正病在床上。他的长子西巴轩——他的同伴们把它叫做巴斯的——在本地一个货车制造家那里做艺徒，每礼拜只有四块钱的收入。最大的女儿珍妮妃甫，年纪已过十八岁，却还不曾有过任何工作的训练。其他的孩子，乔其十四岁，马大十二岁，威廉十岁，味罗尼加八岁，都还年纪太轻，什么事都不能做，只叫生活问题更难解决罢了。他们所能依靠为生的，主要是一所住宅，虽然已经为了一笔六百块钱的借款押给人家，总还算是他们父亲的财产。他当初所以要借这笔债，为的是他积下的钱足够买这所房子，却还要扩充三个房间和一个门廊，以便全家人都住得下。抵押的期限本来还有几年，可是他境遇非常不顺，不但把那准备还本的一点点储蓄用得精光，就连逐年的利息也付不出。葛哈德弄得一筹莫展，医生的诊费，房子的利钱，还有欠肉店的，欠饼店的，虽则人家晓得他诚实可靠，随他拖欠，可是后来也不能再信任他了。这种种的心事放在他的心上，天天折磨着他，他的病也就一时难好。
葛哈德的老婆并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曾有一个时期她替人家洗衣服，有多少就洗多少，余下来的工夫得替孩子们穿衣服，烧饭，打发他们上学，给他们缝缝补补，还得服侍丈夫，还得偶然抽出点时间来掉掉眼泪。
旧店家赊不动东西，她又常得去找较远的新店家，先拿一点现钱起个帐，赊货度日，直到那店家受人警告，不肯再赊给她，她又得到更远的地方去找。玉米便宜，她有时就只熬一罐灰汤玉米粥，再没有别的东西，就整整的吃过一礼拜。玉米粉做羹，是聊胜于无的吃法，这里面要是加上点牛奶，那就差不多要当筵席看待了。油炸山薯是他们最近似奢侈的食品，咖啡就属难得尝到的珍品了。煤是他们拿着桶子和篮子从附近铁路站场的轨道网里捡来的。木柴也用同样方法从附近的木料场里拾得来。这样的，他们一天天捱过日子，一径巴望父亲的病好起来，玻璃工厂早些儿开工。但是到那年冬季将近，葛哈德就开始觉得绝望了。
“我得马上跳出这一种境地才好，”这是那顽强的德国人常常要说的一句话儿，当时在他那种不大有劲的声音里，他的焦急只能得到一种虚弱的表现。
真是祸不单行，刚巧味罗尼加又出了疹子，一连好几天，大家都当她是要死的。她的母亲什么都不管，只是守着她，不住地替她祈祷。爱温吉医生纯然出于人类的同情，每天来一趟，给那孩子认真的诊察。路德派的教士翁德牧师也用教堂的名义来给她安慰。他们两个都把一种严肃的宗教气氛带到她家里来。他们是代表超越的力的黑袍神圣使者。那葛婆子好象马上就要失掉她那个孩子一般，一径悲悲切切地在那小床边守着。三天之后，危险是过去了，可是家里的面包也完了。西巴轩的工资都已经用来买药。只有煤一项是可自由去拾的，但是孩子们也已经有好几次从铁路站场被赶回来。葛婆子把可找事的地方都想尽了，绝望之余，方才想起这个旅馆来。现在她得到这个机会，真是奇迹。
“你要多少工钱？”女管事问她。葛婆子想不到这是可以由她自己说的，可是她既有需要，也就胆壮起来。
“一块钱一天不太多吗？”“不多，”管事说；“这儿每礼拜大概只有三天的活。你只要每天下午来一趟就做得完的。”“很好，”葛婆子说。“今天就开头吗？”
“好的；现在你跟我来吧，我指给你看那些洗擦的家伙放在什么地方。”
她们这么草草被介绍进来的是当时当地一家豪华的旅馆。科伦坡是本州的首府，人口有五万，来往的旅客也多，确是经营旅馆业的一个好地点，年来的情况又有进境，至少科伦坡的居民要以此自豪。这旅馆是个五层的建筑，规模很宏大，坐落在中央广场的一隅，议事厅和大店铺都在那里。旅馆里的接待室很大，而且新近重新装饰过。地板和护壁板都是白色大理石的，由于常常擦，一径都光耀夺目。有一张庞大的楼梯，胡桃木做的扶手，黄铜做的横条。旁边有很惹眼的一角，专设一个卖报纸和烟卷的柜台。楼梯拐弯的地方，就是帐房的写字台和办公室的所在，全是硬木做的隔板，并且有新式的煤气灯装饰着。从接待室一端的一个门口，可以看见附设的理发室，放着一排排的椅子和修脸用的水杯。门外经常有两三部公共汽车，配合着火车开行的时刻来来往往。
这个大旅馆，是本州政治和社会的第一流人物所住的。有好几个州长，在任期间都把这里当做固定的住所。又有两个合众国的参议员，每次有事到科伦坡来，总在这里开着有会客室的房间。其中有一个，参议员白兰德，旅馆主人差不多当他是个永久的顾客，因为他是本城人，而且是个没有家的独身汉。其他较暂的住客，则包括众议员，各州议员，以及院外游说的人，商人，专门职业者，乃至大批行业不明的人物，来来往往，造成这个万花筒式世界的繁华和热闹。
当时母女两人突然投入这个光辉灿烂的境界，就感觉到无限惊惶。她们生怕要闯祸，始终小心翼翼的，什么东西都不敢去碰一碰。她们正在扫除的那个铺着红色地毯的大穿堂，在她们看来简直同王宫一般华丽；她们眼睛不敢仰视，说话用极低的声音。及到去擦阶台上和楼梯上那些铜条的时候，她们就都得拿出勇气来，为的那母亲过分畏怯，那女儿觉得这样出现在大庭广众很害臊。楼梯下面就是那间富丽堂皇的接待室，人们有的在闲坐，有的在吸烟，不断的进进出出，都看得见她母女两人。
“这里不顶漂亮吗？”珍妮妃甫低声的说着，却因听见自己的声音而觉得不安起来。
“是啊，”她的母亲回答说，其时她正跪在地上，勤勤勉勉地用她那双笨拙的手在绞擦布。
“住在这种地方该花很多的钱吧，你想是不是？”“是的，”她的母亲说。“不要忘记这些小角儿里也要擦的。看你漏了多少地方了。”珍妮听了很委屈，但仍旧认真地干活，使劲地磨擦，再也不敢抬起她的眼睛。
那母女俩辛勤劳苦，从楼上一路工作下来，一直工作到五点钟光景，外面天黑了，整个客厅都灯烛辉煌，其时她们已经快要擦到楼梯脚。
经过大旋门，从外面寒冷的世界进来一个魁梧杰出的中年绅士，他那缎子的帽子，宽敞的军用斗篷，在一群闲荡人中立刻显出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脸面属于黝黑而庄严的一型，但是线条开朗，显得是富于同情；他那闪亮的眼睛上面有浓黑蓬茸的眉毛掩盖着。他打写字台旁边经过，捡起预先给他放出的钥匙，就走到楼梯边拾级而上。
他看见那在他脚下擦地板的中年妇人，不但特地为她拐了个弯儿，并且蔼然的挥着手，等于说，“不消回避。”
可是那个女儿已经站起来，接触着他的视线，她那惶恐的眼光显出她怕自己挡住他的路。
他鞠了个躬，欣然地微笑了。“你不必劳驾，”他说。微微的一笑。
他走到了楼梯顶，禁不住又回过头来侧眼看了看，这才看清她那非常动人的面貌。他看出了她那白皙的高额头，上面平滑地分披着两支发辫。他又看出了她的眼睛是蔚蓝的，皮肤是娇嫩的。他甚至于可以从容叹赏她的嘴和她那丰满的腮帮，尤其是那圆浑婀娜的体态，因那其中充满着青春和健康，以及中年人认为最值得向造物祈求的那一种幸福。他看过了这一眼之后，就庄严地向前走去了，可是她那魅人的体态，已经印在他脑海里跟着他一起走了。这人就是青年议员乔其·雪尔佛斯脱·白兰德阁下。
“刚才上去的那个人不很漂亮吗？”过了会儿珍妮说。“是的，很漂亮，”她的母亲说。“他还拿着根金头的手杖。”
“人家走过的时候你别瞪着眼睛看，”她的母亲贤明地告诫她。“这是不象样儿的。”
“我没有瞪眼看他呀，”珍妮天真地回答。“是他向我鞠躬的。”“好吧，你总别去注意人家，”她的母亲说。“人家也许要不乐意的。”
珍妮又默默地工作起来，可是这个奇妙世界的魅力，已经对她的官感起了作用了。她对于周围的热闹和谈笑，实在不能不听它。大接待室的一区就是餐室，听那里盘碟琳琅，分明正在预备晚餐。另外一区就是接待室的本部，那里有人正在弹钢琴。晚餐以前所常有的那种悠闲舒适的气氛正弥漫在那个地方。这就在那天真的劳动女子心中触起了一种希望，因为她年华正富，贫穷还不能拿忧虑去充塞她那青年的心。她无时不在勤奋地擦着，有时忘却身边辛苦的母亲，忘记母亲眼边皱纹密布，母亲嘴里常常要嘟囔。她只想着周围的一切都很魅惑人，深愿自己也得占有其中的一份。
到五点半钟，女管事想起她们，就来对她们说可以走了。她俩松了一口气，离开那已经全部擦完的楼梯，放好洗擦的工具，就急忙动身回家。至少是那个母亲，她想起了自己好歹有活儿可做，自然觉得高兴。
路上经过几座漂亮的房屋，珍妮心中就又触起日间因见旅馆中的新奇生活而萌动的那种朦胧的情绪。
“有钱不很适意吗？”她说。“是啊，”她的母亲回答说，当时她正想着害病的味罗尼加。“你看见旅馆里多么大一间饭厅吗？”
“看见的。”她们经过一些低矮的草房，在零落的枯叶里走着。“我巴不得咱们也有钱，”珍妮象是自言自语地说。
“我可不知道怎样才好呢，”她的母亲叹了一口长气说。“我不相信家里还有一点东西可吃的。”
“咱们再去看看包门先生吧，”珍妮大声地说，因为她那天生的同情心又被她母亲的绝望声音唤起了。
“你想他还肯相信咱们吗？”“咱们去对他讲明咱们在什么地方工作。我会去对他讲的。”“好吧，”她的母亲疲倦地说。离开她们的家两段街坊的地方有一家灯光昏暗的小杂货店，她们怯生生地冒险走进去。葛婆子正要开口，可是珍妮抢先说了。“今儿晚上您肯给我们一点面包和咸肉吗？我们这会儿在科伦坡大旅馆做工。礼拜六一准给你线。”“是的，”葛婆子补充说，“我现在有事儿做了。”包门是她们家里还没有病人也还不觉得困苦的时候跟他们做生意好久了的，所以知道她们说的是实话。“你们在那儿做工多久了？”他问。“刚刚今儿下午。”
“您总知道的，葛奶奶，”他说，“我是怎么个景况。并不是我不肯。葛先生是没有错儿的，可是我自己也穷。日子又艰难，”他再加上解说道，“我也得养活我的家的。”
“是的，我知道，”葛婆子虚弱地说。她那旧绒线打的围巾掩盖着她一双做工做红了的粗手，可是它们在那里边不安地动着。珍妮勉强闷着嘴站在一旁。“好吧，”包门先生最后说，“我想这回是可以的。礼拜六可得请您尽快归还我。”
他把面包和咸肉包起来交给珍妮，又带着点挖苦的语气说道：“我想你家一有钱，就去作成别处的生意了。”“不会的，”葛婆子回答说，“您有不知道的吗？”可是她有些心慌，不敢再谈下去了。她们踏进那阴沉沉的街道中，沿低矮的草房向自己家里走去。“我不知道，”将近门口的时候母亲疲倦地说，“他们有煤拿回来没有。”
“你别操心，”珍妮说。“要是他们没有拿，我会去拿的。”“有一个人赶走我们呢，”当母亲问起煤的时候，这是那心慌意乱的乔其回答她的第一句话。“我可也拿到一点儿了，”他又说。“我是打一辆车子上扔下来的。”
葛婆子只微微一笑，珍妮却大笑了。“味罗尼加怎么样？”她问。“她好象睡着了，”父亲说。“我五点钟又给她吃过药。”
一顿菲薄的晚餐正在预备的时候，母亲就走到病孩床边，又照例开始熬夜。
吃饭的时候，西巴轩提出一个建议。他是在社会上和商业上有较大的经验的，所以大家都认为他的建议值得考虑。他虽不过是一个造车匠的艺徒，而且除开他所竭力反对的路得教义外不曾受过任何教育的，但是他已经饱和着了美国人的特色和精力了。人家给他改的巴斯这个名字跟他十分相称。他显得魁梧、勇武，以他的年龄而论相貌要算不错的，正是一个典型的都市青年。他早就有一种人生哲学，以为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就必须做点事儿——必须去结交体面社会的头等人物，至少要装得同他们结交的样子。
就因为这个缘故，这个青年老喜欢到科伦坡旅馆一带去走动走动。他觉得这个旅馆就是社会上一切有身分人物集中的地方。他一有钱买得起一套体面的衣服，就天天晚上混到市上去，同三朋四友站在旅馆门前，闲荡着，衔着五分两支的雪茄，掸拂掸拂身上的时髦衣服，等着看女人。和他同道的，就是城里的花花公子，浮浪子弟，以及那些到那儿去理发的和喝杯威士忌酒的青年们。凡是这一流的人，都是他所羡慕而要去同他们比赛的。衣服是主要的试金石。人家如果穿着漂亮的衣服，戴着戒指，插着别针，那么无论他们怎样的行为都是正当的。他要做这一流的人，要学这一流人的行径，因此，他那游荡生活的经验就很快地增广了。
“你们为什么不去问旅馆里的客人要些衣服来洗洗？”他等珍妮说了那个下半天的经历之后就这样问她。“这个该比擦楼梯好些。”“怎么个要法呢？”她回问。“怎么，自然去问那个帐房咯。”珍妮觉得这个计划很有价值。
“要是你在那儿看见我，可别跟我说话，”一刻儿之后他又背着人告诫她。“你别露出认识我的样子。”
“为什么呢？”珍妮天真地问。“唔，你知道是为什么的，”他回答说，因为他先前已经说过，她们这么一副穷样子，他不好意思认她们做自己一家人。“你只装做不看见好了，听见吗？”
“好吧，”她柔顺地回答，因为他的年龄虽然比她大不到一岁，可到底是哥哥，该听他的话。
第二天到旅馆里去，路上她把这桩事情告诉她的母亲。“巴斯说咱们可以问旅馆里的人要些衣服来洗洗。”葛婆子已经把怎样可以添补她那六个下午挣来的三块钱的问题想过了一夜，可解决不了，所以就赞成这个主意。“这是可以的，”她说。“我去问那帐房去。”但是她们到旅馆以后，一时没有机会去问这句话。她们一直工作到傍晚，这才碰巧得很，女管事差她们去擦帐房写字台背后的地板了。那帐房对她母女俩很有好感；他喜欢那个母亲的并不讨厌的愁容，也喜欢那个女儿的姣好悦目的面貌。所以当葛婆子把在心中酝酿了整个下午的那个问题怯生生地冒险提出时，他就耐心地听着。
“这儿有哪位先生，”她说，“会给我东西洗吗？那我是要谢他不尽的。”
那帐房把她看了看，认出她那焦急的脸上充满贫困已极的神情。“让我想想看，”他一面说，心里就想起参议员白兰德和马歇尔·霍布金来。他们两位都是好心人，想来乐意帮助贫穷的女子。“你上去看看参议员白兰德看，”他继续说。“他在二十二号里，拿这个去吧，”他写上了号数又说，“你上去，说是我叫你去的。”
葛婆子感激得发抖，接过卡片来，眼睛看着她念不上来的那几个字。“就这么行了，”那帐房观察着她的神情说。“你马上就上去。这会儿可以在他房间里找到他的。”葛婆子怀着满腹狐疑去敲二十二号的门。珍妮默默的站在她旁边。一会儿门开了，满室的光辉里面站着那位议员先生。他穿着一件漂亮的吸烟服，比他们初次会面的时候更显得年轻。“好啊，奶奶，”他说道，原来他已经认出了她们，特别是那个小的；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那母亲很觉羞惭，嗫嚅着回他的话。“我们来问问，您有什么赏我们浆洗的没有？”
“浆洗的？”他用一种特别响亮的声音重述她的话。“浆洗的？进里边来吧。让我瞧瞧。”
他很客气的让开一边，招手叫她们进去，把门关上。“让我瞧瞧，”他又重述一遍，随即把一口乌木大衣橱的抽屉一个个的开关起来。珍妮津津有味地端详着那个房间。壁炉台上和妆台上陈列着那么多的玩艺儿和好物件，都是她生平从来没有见过的。议员先生的安乐椅，旁边放着的绿罩灯，华丽的厚地毯，地板上的美丽毡条——这是多么的舒服，多么的奢华啊！
“坐吧；那边两个椅子上坐吧，”议员先生蔼然可亲地说着，走进一个壁橱去。
母女俩依然惶恐，觉得礼貌上不如不坐的好，可是议员先生已经找了东西出来，重新又请她们坐。她们这才诚惶诚恐地坐了下来。
“这是你的女儿吗？”他对珍妮微微一笑接着说。“是的，先生，”母亲回说；“她是我的大女儿。”“你的丈夫还在吗？”
“他叫什么名字？”“他住在哪里？”
对于这些问题，葛婆子都很恭顺地回答了。“你有几个孩子？”他继续说。“六个，”葛婆子说。
“好啊，”他回说，“那是一个大家庭了。你的确已经对国家尽了你的责任。”
“是的，先生，”葛婆子回说；她被他那恳切殷勤的态度所感动了。“你说这是你的大女儿？”
“是的，先生。”“你的丈夫做什么行业？”“他是个玻璃工匠，可是他现在害病。”
谈话之间，珍妮的蔚蓝大眼一径都有兴味地睁着。他每看她一眼，她就报以一种坦率天真的瞠视和一个依稀恍惚的妩媚的微笑，因此他的两眼也就很难离开她了。
“唔，”他同情地接着说，”那是太糟了！我这儿有一点浆洗的——不很多——可是欢迎你们洗。下礼拜也许还有。”
说着他就走动起来，把衣服装进一个边上有花的蓝布口袋里。“您这衣服有一定的日子要吗？”葛婆子说。“不，”他沉吟着说，“下礼拜哪天都可以。”她用一句简单的话谢过他，就动身要走。“让我想想看，”他说着走上一步，开了门，”你就在下礼拜一拿回来吧。”
“好的，先生，”葛婆子说，“谢谢您。”她们走出门，参议员就又回去看他的书，可是不知怎么的，觉得心境不宁了。
“糟得很，”他盖上了书本说。“这一班人真有令人伤感的地方。”原来珍妮那种惊奇叹赏的神情已经弥漫了全室。
葛婆子和珍妮重新走上那阴沉的街道。她们经这一番幸运的冒险，心里感着无限兴奋了。
“他那房间不很漂亮吗？”珍妮低声说。“是的，”母亲回说；“他是一个阔人呢。”“他是一个议员不是？”女儿接着说。“是的。”“做有名的人一定是舒服的，”女儿轻轻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