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班扬（约翰·班扬JohnBunyan1628—1688）：英国散文家，代表作为《天路历程》。
他笔下的一个人物说道：“要知道我永远无法将思想与表达这思想的象征分割开来。”此乃一种描述他自己想象本能运动的途径，也是任何诗人的途径。倘若霍桑生活的时代晚上一代，且在欧洲的话，他就会被视为象征主义者，尽管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他突然停下，不再是一个象征主义者了。何时停下的，很难具体说明。他对自己笔下象征带来的联想太不信任，而且对非理性的东西太不妥协。实在说，他既算不上一个寓言家，也算不上一个象征主义者，而是一个天生的作家，占据了这两种艺术形式之间的一块美丽地盘……
他所心爱的象征当然向我们揭示了他个性最深处的一些方面，但这里篇幅有限，无法详述，三言两语就足够了。任何读者早晚都会发现这位清教徒的后代，这位外省的扬基佬，这位美学上不谙世故，个性上相当禁欲主义的作家——这位霍桑先生，出于本能，多么频繁地使用美术造型（肖像、雕像），或工艺品（尤其是珠宝），或衣装服饰（黑面纱、绣花斗篷、花花公子的华服）之类形象，这表明他的个性比表面上要重感官得多。此外，疾病或肉体痛苦的形象也频繁出现——但与坡那种更恐怖惊人的形象不同，相比之下没那么可怕。缓慢溶化，破坏性的瘟疫，遭到污染的机体，一块胎记，一条疤痕或一张扭曲的嘴，只有这类象征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霍桑对人性中道德邪恶的看法。这位羞羞答答，孤独的隐世者处理社交生活所用的形象也非常说明问题——一次宴会或化装游行，一场盛大舞会或婚礼，寻欢作乐，炉边聚会。孤寂中他的想象仿佛被捉弄人的海市蜃楼、社交界盛况或众人聚会的热闹所困扰。
霍桑与坡不同。缠住坡的尽是残忍、折磨、幽闭恐怖、恐高症、恐惧症之类的东西。这一点也很好地说明了作为艺术家，这两个人之间的区别。一个更神经质，更紧张，更多幻觉；另一个更沉着冷静，更耽于沉思冥想。霍桑与麦尔维尔之间的对比又有所不同。无路可循的大海、狂风暴雨、飓风与冲天水柱、可怕的海洋生物、追猎、搏斗、宰杀——这些象征对霍桑完全生疏别扭，但在麦尔维尔笔下，狂暴邪恶的大自然却表现得唯妙唯肖，妙不可言。三位同时代作家的遣词大相径庭。读坡，我们谁不会注意到反复出现的词汇恶梦：恐怖、焦虑、毛骨悚然的痛苦、畏惧？谁会遗漏麦尔维尔护符般的语言：狂乱、野蛮、凶残、报复、狡猾、恶毒；以及纯洁、高尚、伟大、不屈不挠、不可思议、深不可测？再比较一下霍桑常用的词汇调色板。他心爱的形容词：忧郁、暗淡、朦胧、冰冷、呆滞、麻木；他心爱的动词：分离、疏远、隔绝；他心爱的名词：骄傲、利己主义、罪孽、智慧、感情、怜悯。这一切无不证明霍桑的敏感与想象力、洞察力与独创性。
它们还证明，霍桑与他那个时代现实主义的作家不同。身为作家，他却对世俗风情，社会事件不感兴趣，一心关注他所谓的“心理传奇”。这个词对他，也许比对我们意义更严肃，更富于悲剧性质。正如詹姆斯所说，他关心的是发掘“咱们共同天性的深处”，而他所找到的却常常令他悲哀，令他震惊。
他所找到的东西使他不可能分享他的同代人爱默生所谓的“爱与善必然存在于万物发展之中”。他倒觉得罪与错必然存在，与人类的经历可怕而深刻地相互交触。他认为人类能攀升的高度是间歇性的，而堕落下去的深渊却永远不变。理解“理亏”的处境是他多数故事的核心。
结果，他对人类的处境便本能地产生忧虑——不是坡那样激烈的忧虑，也不是麦尔维尔那种愤怒的忧虑，而是一种安静的、痛苦的、长久的忧虑。有时这种忧虑在他作品中达到顶峰，一时成为彻骨的痛苦，几近绝望。但典型的表现是严肃，沉思，哀痛。霍桑是有罪恶感的挽歌诗人。这种罪恶感与明明白白的罪恶无关，并非放纵、暴力、欺骗，而是他笔下那种明知故犯，自私自利或骄傲自大的邪恶。对人性这方面的洞察，他与但丁相去不远，但无论如何与爱默生那个时代的主要发言人大大不同。对他们来说，德行的精华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霍桑可不然，对自助、自信、自力更生之类，不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他都持怀疑态度。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是一个好“个人主义者”。他远不如爱默生那样为共性、依赖，妥协的危险焦虑不安，却更为人性中有意无意地与同类分离，不但疏远他人而且超于他人之上的糟糕倾向而不安。他笔下的一位主人公说：“我用骄傲把自己包裹起来，就像使用一顶斗篷。”《埃莉诺小姐的斗篷》这个故事的阴暗结局，就是这种姿态的隐喻。
霍桑笔下的多数主人公都用这类斗篷包裹自己，虽说它所象征的骄傲形形色色——社会地位的骄傲、财富与权势的骄傲、道德上独善其身的骄傲等等。还有种骄傲却最容易最具特色，表现得最彻底，这就是才智的骄傲。无法回避的事实是，霍桑并不相信才智，一贯不相信，还带着自责的口气，具有一种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意味。以自己的才智与成就自高自大，以同情心为代价来培育才智，对同胞仅持一种研究与科学的兴趣——这些在霍桑眼中乃人性致命的罪恶。《伊桑·布兰德》的故事就表明，这的确是不可饶恕的罪恶。这篇故事的主人翁以一生的时光寻找这种罪恶，到头来才发现自己身上就存在这种罪恶。这是自认为高人一等者们尤其易犯的罪恶，而超乎寻常的恶行则是这种罪恶的结果。霍桑笔下的这类人物，以其更纤细微妙，转瞬即逝，更“象征性”的方式，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伊凡·卡拉马佐夫何其相似。
对才智上的自高自大及利己主义的种种形式的惩罚——对罪恶的惩罚——在霍桑看来，是最深刻的苦难，是与人类正常生活相异化，相分割，相隔离的苦难。它是罪行的惩罚，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罪行的发端，罪行的本身，因为任何深思熟虑的悲剧诗人也不似霍桑这样善于区分罪行，其原因与其结果。用最简单，最真实的话来总结霍桑对人类的看法，就是，万恶之源在孤独，人类以此开始亦以此告终。犯错误就是把自己与“整个人性同情之链”分割开来；受折磨就是全然孤独。孤独，不论与生俱来还是行为后果，是他一成不变的主题。简直无法相信任何作家，包括比他更伟大的作家，谁能比霍桑对“孤独”这个词的可怕含义感受更敏锐。
因此，他作品中表现的人类生活画面也就自然如他所说的那样“忧郁暗淡”，但因此就用陈词滥调给他贴上“悲观主义者”、“厌世作家”的标签，未免过于浅薄。尽管他的作品有那么多局限性，但却比多愁善感的悲观主义或温和的愤世嫉俗深刻得多。他对人性的看法忧伤却不消沉，对人类的前途怀疑却不绝望。他叫自己“彻头彻尾的民主主义者”，无疑，拥有这种信仰的人，必须对这一理想具有十足信念。他以自己并非“乐观主义”的方式，拥有着这种信念。对将人与人相隔开来，鲜明地区分开来的种种形式与力量，他既不相信也不尊重。对地位、种姓、阶级，他深为鄙视；对往往过多将人类相互疏远的才智上的地位或等级，他同样嗤之以鼻。颇为“自相矛盾”的是，他真正相信的是他所谓的人心，尽管从人心中他发现的东西非常可憎。但从人的角度出发，他不相信其它东西——只相信人的能力可以使人人平等，而不是将人人对立；只相信爱情可以使人类相引相吸；只相信谬误与苦难之中，也有着同情怜悯，有着四海之内皆兄弟。他的结论十分清楚，非正义只能用爱来纠正。这一点，与麦尔维尔何其相似，也许是一种悲剧式的民主信仰吧，但很难让人说它不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