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使人口渴得慌。拿酒袋的人对我说。怎么，我说。你杀过人吗？
咱们杀了四个啦，他神气地说。民防军不算在里面。你杀了一个民防军，是真的吗，比拉尔？
不是，我说。我跟别人一样，墙倒时，朝烟尘里开枪。就是这么回事。
你那支手枪是从哪儿搞来的，比拉尔？巴勃罗给的。他杀了民防军，把手枪给了我。他就用这支枪杀掉民防军的？正是，我说。之后他就武装了我。我看看行吗，比拉尔？让我拿一拿枪，行吗？干吗不行，伙计，我说着从束腰绳里拔出枪递给他。不过，我在纳闷为什么没人出来了，就在这时，堂·吉列尔莫马，出来了。偏偏是他。那些连枷啦，牧羊棍啦，木草叉啦，都是从他的铺子里拿来的。堂·吉列尔莫是个法西斯分子，除此之外，人们对他没有什么芥蒂。
不锥，他付给制连枷的工人的钱不多，不过，他卖出来收费也不髙。如果不想问他买连枷，只要付木头和皮革的价钱定做也行。他说话很粗鲁，肯定是个法西斯分子，还是他们俱乐部里的成员。中午和傍晚，他总是坐在俱乐部的藤椅上看《辩论报》，一面叫人擦皮鞋，一面喝苦艾酒和矿泉水，吃炒杏仁、虾干和躲鱼。人们可不会因为这点而要他死的，我敢说，要不是堂·里卡多蒙塔尔沃的骂街和堂·福斯蒂诺的丢人相，使人们感情激动，因而喝醉了酒，准会有人叫，让这个堂·吉列尔莫太太平平地走吧。我们手里的连枷还是他的。放他走吧。
因为这小镇上的人是心地善良的，虽然也能变得凶狠，他们生来有正义感，主张公道。可是凶狠已经进入这两排人的心里，加上陶醉，或者刚起头的陶醉感，人们的心情已不象堂、贝尼托走出来时那样了。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怎样。我比谁都喜欢酒醉的乐趣，不过在西班牙，由别的东西，而不是酒引起的陶醉是十分糟糕的，人们会干出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干的事情。你的国家里不是这样吗，英国人？
也是这样的，罗伯特·乔丹说。我七岁的时候，跟母亲到俄亥俄州去参加一次婚礼，在拿花的一对男女小傧相中我是那个男小孩一。
你当过小滨相？玛丽亚问。真好！在那个城里有个黑人被吊在灯柱上，后来被火活活烧死。灯柱上是一盏弧光灯。点灯时把弧光灯从灯柱上放低到人行道上。这黑人先被人用那吊弧光灯的滑车吊了上去，可是滑车断了。
一个黑人，玛丽亚说。真野蛮！这些人是不是喝醉了？比拉尔问。他们是不是醉得太厉害以至要烧死一个黑人？
我不知道，罗伯特·乔丹说。因为我只是在屋里从窗帘下面望出去时看到的，那植房屋就在弧光灯拄的拐角上。当时街上人山人海，他们第二次把黑人吊上去的时候，你那时才七岁，又在屋里，你猓能知道他们醉不醉，比拉尔说。
我刚才讲到，他们第二次把黑人吊上去，那时侯，我母亲把我从窗口拉开了，所以没看下去，罗伯特·乔丹说。反正后来我有过类似的经历，说明人们给冲昏了头脑在我的国家里也是这样的。这种事是残忍而野蛮的。
你才七岁，年纪太小，玛丽亚说。你太小，不懂这些事。我只在马戏团里看到过黑人。除非摩尔人也可算是黑人。
有的是，有的不是，比拉尔说。我可以给你们讲讲摩尔人，你不及我清楚，玛丽亚说。可不，你不及我清楚。别谈这些了，比拉尔说，这些事听了不舒服。我们刚才讲到哪儿啦？
讲到那两排人醉了，罗伯特·乔丹说。讲下去吧。说他们醉是不公平的，比拉尔说。因为他们离喝醉还远着呢。不过他们的心情已经起了变化。那时，堂·吉列尔寞走出来了，站得笔直，他目光近视，头发灰白，中等身栻，身上的衬衫有硬领扣子，但没有硬领，他站在那里，在自己身上划了一个十字，眼睹望着前面，不过他不戴眼镜什么也看不清，但还是平静地步步往前走，他那副模样能叫人怜悯。可是有人在队伍里叫道，过来吧，堂·吉列尔莫。到这里来吧，堂·吉列尔莫。朝这边来吧。我们这里都有你铺子里的货色。
他们刚才把堂·福斯蒂诺揶揄得够呛，所以没有想到堂·吉列尔莫是不一样的。假使要弄死堂·吉列尔莫的话，应该让他马上就死，不要伤他的面子。
堂·吉列尔莫。另一个叫道，要我们派人到府上去拿眼镜吗。
堂·吉列尔莫家不是大户人家，因此他不很富裕，只得开一家木制农具铺子，挣几个钱，当上法西斯分子无非是想可以谄上欺下，并且为自己的心灵找些安慰。他当法西斯分子迅有一层原因，那是为，讨好他老婆，因为他老婆对法西斯有宗教般的虔诚感情。他住在一套公寓里，就在这。场上过去三家门面的地方。堂·吉列尔莫站在那里，眯起一双近视眼望着那两排人，他知道不得不在这两排人中间穿过去，这时，有个女人在他住的公寓蹊台上大声尖叫。她在露台上可以望到他，她就是他的老婆。吉列尔莫，她喊道。吉列尔莫。等等，我要跟你一起去。
堂·吉列尔莫朝喊声传来的方向转过头去。他看不到她。他想说几句话，可是说不出声。于是他朝他老婆叫喊的方向挥挥手，开始走进两排人中间。
吉列尔莫她喊道。吉列尔莫！吉列尔莫呀她两手抓住露台上的栏杆，身体前后摇晃。吉列尔莫堂·吉列尔莫又朝喊声方向挥挥手，抬起头走进两排人中间，你没法知道他的心情，只能从他的脸色看出一二。
队伍里有个醉汉学他老婆的尖叫声喊了一声吉列尔莫！堂·吉列尔莫这时脸上淌着眼泪，不顼死活地向那人冲去，那人对准他脸上就是一连枷，这一下份量很重，把堂·吉列尔奠打得坐在地上。他坐在地上哭了，倒不是因为害怕。醉汉们打他，还有一个甚至眺上去，骑在他肩上，用酒瓶砸他。随后，不少人离开了队伍，顶替他们的是那些原来在镇公所窗外胡闹和说下流话的醉汉。
看到巴勃罗打死民防军，我很澉动，比拉尔说。那件事面然很不光彩，可是我认为如果非这么干不可，也只能这样干，至少不好算残忍，只不过是杀生而已。这些年来大家都懂得，杀生是不光彩的事，不过为了胜利，为了保住共和国，也不得不这么干。
当场被堵住、人们排成队伍的时候，我很佩服巴勃罗的这个主意，并且也理解，尽管我认为有点异想天开，我觉得如果这一切是非千不可的，就得干得体面些，别叫人难受。当然，如果法西斯分子由百姓来处决，最好人人动手；我希望跟大家一起承担良心责备，正象我希望等这个镇子归我们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分享胜利果实。可是，堂·吉列尔莫被杀之后，我觉得害臊、难受，再加上队伍里面来了醉汉和二流子，有些人又因为看到堂·吉列尔莫的情况，离开了队伍表示抗议，我希望自己也和那两排人完全脱离关系，便穿过。场，在一棵大树荫下的长凳上坐下。队伍里有两个农民，一边说话，一边走来，其中一个叫我。比拉尔，你怎么啦？
没什么，伙计，我对他说。肯定有事，他说。说吧。出了什么事。我看我巳经受够了，我对他说。我们也一样，他说，他们俩一起在长凳上坐下。其中一个拿着一个皮酒袋，把它递给了我。
你湫漱口他说，另一个继续他们俩刚才的谈话，说最糟的是，这会给我们带来厄运。谁也没法保证，象那样把堂·吉列尔莫整死，不会给我们带来厄运，另一个接着埤，我不栢信非把他们统统弄死不可，即使非弄死不可，也该让他们死得象个样，别作弄他们。
作弄堂·福斯蒂诺还情有可原另个说。他本来就油腔滑调，不是正经人。可是作弄堂·吉列尔莫这样的正经人，真正不公道。我受够了我对他说，这是实在话，因为我真感到五脏六腑都不舒服，头上出冷汗，胃里折腾，好象吃了不新鲜的海货。
那没关系，这个农民说。我们别再参加在内了。不过我不知道别地方的情形怎么样。
他们还没接好电话线，我说。这是疏忽，得补救，正是他说。咱们不如把力气花在加强这个镇子的防守上面，别这么拖泥带水而残暴地大批杀人。
我去跟巴勃罗讲。我对他们说。我从长凳上站起来，向通镇公所大门的回廊走去。从门口排到。场上的队伍已经变得弯弯曲曲，乱糟糟的，很多人已经醉得厉害。有两个人栽倒了，仰夭躺在。场中央，还把酒瓶传来递去。一个呷了口酒，躺在地上发疯似地朝天髙喊。无政府万岁！他脖子上围着一条红黑两色的领巾。另一个大叫。自由万岁两只脚在空中乱踢，接着又吼了声自由万岁，他也有一条红黑两色的领巾，他一只手挥舞领巾，另一只手摇着酒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