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受了亚特兰大那富有戏剧性的、十足南方风味的魅力后，我们大家都认为塔莱顿真是个鬼地方，因为那儿比我们到过的任何地方都热——第一天就有十几个新兵倒在佐治亚州火辣辣的太阳底下。要是你看到牛群被黑人“唏……呀”地吆喝着慢慢赶过商业街，你就会觉得在炎热的大白天也会恍恍惚惚——人们多么想动一动手或动一动脚，以便知道自己还活着。
我留在外面的营房里，听沃伦少尉讲那些姑娘们的事情。
那是15年以前的事了，我忘了我当时是什么感觉，我只知道光阴一天一天地逝去，日子比今天好过，我的心里是空空的，因为她在北方举行了婚礼，她的光彩在我心里留驻了3年。我看了报纸上的报道和照片，那是“一次带着火药味的浪漫主义婚礼”。一切是那样豪华，然而又显得那样凄然，我清楚地记得天空在昏暗中闪光，婚礼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举行的。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故作风雅的人，所以我基本上是羡慕多于悲伤。
有一天我到塔莱顿去理发，在那儿正巧碰上一位名叫比尔·诺尔斯的可爱的小伙子，他在哈瓦尔德，是属于防卫军的，在我们的驻地前面，但最后被调至空军而留在那儿。
“见到你很高兴，安迪，”他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说，“在我去得克萨斯以前，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的，这里确实只有3位姑娘……”
一谈到关于3位姑娘的一些神秘的事情，我的兴趣就来了。
“……这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们站在一家杂货店门口，他把我推了进去，把我介绍给那位年轻姑娘，但她马上使我感到讨厌。
“另外两位叫艾利·卡尔霍恩和萨莉·卡罗尔·哈珀。”
从他提艾利·卡尔霍恩的口气来看，我猜想他很喜欢她。
他老是在想，如果他走了，她将怎么办，照他的意思，她应该安安稳稳、太太平平地过日子。
处在我这样的年龄，我毫不掩饰地承认——不是我准备在她面前献殷勤——艾利·卡尔霍恩，这是多么迷人的名字呀！在我的想象中，她是一个漂亮的姑娘。对这样一位姑娘，另一位年长一点的有权利说，她不配一位23岁的人。要是比尔问我，我会不假思索、郑重其事地发誓说，艾利对我来说是一位姐姐，但他没有问，只是恼怒地大叹一口气，因为他现在不得不随军而走。3天后他打电话给我，对我说，明天早上是该走的时候了，他将在今晚带我到她那儿去。
我们在饭店门口见面，一起到城里去。那是一个炎热而开满花朵的黄昏，卡尔霍恩家门廊的四根白色大柱子面对着街道，台阶后面交错蜿蜒地垂挂着葡萄蔓，看上去就像一个幽黑的地狱。
我们沿着花园小径走去，一位穿白色连衣裙的姑娘在门内喊道：“很抱歉，让你们久等了，”但当她看见我们时，又补充说，“啊，我以为你们10分钟以前就到了……”
我们刚坐下，第三位男子——哈里·利驻地的飞行员从黑暗的阶梯走来，她中断了开场白。
“啊，坎比！”她叫道，“您好吗？”
他和比尔·诺尔斯紧张地等待着，就像两个打官司的人一样。
“坎比，我想小声告诉您一些事情，我亲爱的。”她接着又说：“请原谅，比尔。”
他们走开了几步，接着坎比少尉以极度愤怒的声调说：
“那就星期四，可是说定了啊。”他向我们微微点了点头——
这一举动几乎使人感觉不到，然后，他走开了，往花园小径走下去，他那马靴在灯光下一闪一闪。
“喂，您来吧，我一下子记不起您的名字了……”
这就是他所说的南方姑娘，他把美国南部的姑娘看得十分纯洁。我总算领教了艾利·卡尔霍恩，尽管我从未听过鲁思·德雷珀的歌剧，也从未读过马斯·钦的小说，但我觉得她机智敏捷、能说会道、善于使人迷惑、具有南方英雄时代的父老兄弟和奉献者那种暗示背景的本领。她还有一种不断和炎热作斗争的无可挑剔的冷静态度，有时她说话的腔调好像在对奴隶下命令，有时又变得无比温柔、妩媚，如美好的夜色一样讨人喜欢。
在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面目，但是当我站起来告辞时——显然，他们不希望我再呆下去——她处在从门那边照过来的桔黄色灯光中，我发现她个子不高，一头金发，她脸上抹了太多的大红胭脂，和那涂得像小丑一样白的鼻子相映成趣，但这并未影响她的魅力，她毕竟是夜空中的一颗明星。
“如果比尔走了，我将每晚一个人坐在这里，也许你可陪我到俱乐部去参加舞会。”这一亲切的预言使比尔哈哈大笑起来。
“您等一下，”艾利轻声说，“您的枪背歪了。”
她又帮我把肩章上的标志弄弄正，对我看了1秒钟，不仅仅出于好奇，那是一种探索的目光，似乎在问：“你能做到吗？”然后我就象坎比少尉那样勉强地离开了，消失在突然变得无聊的夜色中。
两星期后，我和她又坐在这柱廊里，说得更确切些，她半躺在我的怀里，然而却没有碰我——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想吻她，可是没成功，我几乎试了1个小时，始终没有成功。我们在开玩笑地争论，争论我说话是不是真诚的问题，我的理论是，如果她允许我吻她，我会爱上她的，而她却说，我显然不是很真诚的。
在两次这样的争论间隔中，她向我提起了她哥哥，他在耶鲁大学念书的最后一年中去世了，她把他的相片给我看——一张漂亮而严肃的面孔，长着一头鬈发。她对我说，如果她结识到一个长得和他哥哥一样的人，她就会嫁给他。这种家庭唯心主义使我非常泄气，尽管我有强烈的自信心，可我还是感到，要竞争的话，我不是那位死者的对手。
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晚上，其他夜晚也是这样打发的，每次见面结束给我留下的就是回忆玉兰花的香味，带着一种模模糊糊的不满情绪回到营房。我从未吻过她。星期六晚上我们去看歌舞剧、到俱乐部去——她只是偶尔和同一个男人跳上10步舞、她把我带到花园的窗户边看整头家畜串在铁杆上烧烤、去参加狂热的西瓜晚会。她从来不把我的感情放在心上，从不把我对她的感情化作爱情。今天我才知道，要她那样做的话也不是难事，然而她是一位聪明的19岁的女子，她知道我们在感情上并不般配，所以我只是她的一位好朋友罢了。
我们谈到比尔·诺尔斯，她是在认真地考虑比尔的，尽管她不愿承认这一点，但某一个冬天在纽约一个学校里的经历以及在耶鲁大学的一次舞会使她的目光从此望着北方。当是她说她是不会嫁给一个南方的男子的。渐渐地我发现，从感情和意志来看，她和那些唱唱黑人歌曲、在俱乐部的酒吧里掷双骰子的姑娘们不一样，所以比尔、我和其他人都喜欢上她那儿去，我们赞赏她。
在6月和7月，当海外传来模棱两可的打仗谣言时，艾利的目光在俱乐部的舞池上东扫西瞄，她在那些个子长得很高的年轻军官中寻找着，发现有几个是迷人的，这是她用尖锐而毫不含糊的眼光挑选出来的——坎比少尉当然是被排除的，她好象有点鄙视他，但却仍和他有约会，“因为他很真诚”。整个夏天我们就这样分享着夜晚的时光。
有一天，她取消了所有的约会——比尔·诺尔斯休假，要到塔莱顿来。我们用科学的冷静态度在研究这件事——他会促使她作出决定吗？偏偏坎比少尉一点不客观、不冷静，他就是这么不知趣。他对她说，如果她和诺尔斯结婚的话，他就把飞机升到2000米高空，然后将发动机关掉，让飞机坠下来——他在吓她。在比尔到来前，我和她的最后一次约会只好让给了坎比。
星期六晚上，她和比尔·诺尔斯到俱乐部去，他们是美妙的一对，我感到羡慕和忧伤。他们在跳舞时，3人乐队奏起了《你一走，一切都流逝》，奏得那么令人心碎，我似乎至今仍能听见——每个节拍都是珍贵的1分钟。我很清楚，塔莱顿已经变成了我的一块心头肉，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看周围，外面炎热而幽暗，在歌乐舞中出现了一对一对穿蝉翼纱和橄榄绿制服的情侣，我想看看有没有什么人向我走来。那是青春时代和战争时代，在这片土地上以后再也没有萌发过这么多的爱情。
我和艾利跳舞时，她突然建议，我们应该出去，坐上一辆小车。她想知道，今天晚上男人们为什么不想和她接近，难道他们认为她已经结婚了。
“你会结婚吗？”
“我不知道，安迪，有时候，如果他把我奉若神明，我就觉得很激动，”她轻声说，“可是……”
她笑笑，她那温柔、娇嫩的身体碰到了我的身体，她的脸向我靠过来，在这一刹那——而比尔·诺尔斯就在10米远处，我想终于有机会和她接吻了，我们的嘴唇轻轻地碰上了，准备……正在这时，一位飞行军官从柱廊拐角走过来，我们就在柱廊旁边，他在黑暗中找到了我们，犹豫着说：
“艾利。”
“嗯。”
“您知道吗，今天下午出了什么事情？”
“出了什么事？”她往前探着身子问，从她的说话声中可听出她很紧张。
“霍勒斯·坎比坠机了，当即死亡。”
她慢慢站起身来，走出汽车。
“您说他死了？”她问道。
“是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的发动机……”
“噢！”她轻轻地叫了一声，这声音是穿过她突然捂住脸的双手而传出来的。她把头靠到汽车边上抽搐地哭泣着，但没有眼泪，我们束手无策地看着她。过了1分钟，我把比尔叫来，他一筹莫展地站着，很为她担心，我告诉他，她要回家。
我在外面坐到台阶上，是的，我不能容忍坎比，但他那可怕的、毫无意义的死亡是不能与法国每天成千上万的死亡相提并论的。
几分钟后，艾利和比尔从汽车里走了出来，艾利不在呜咽，当她看见我坐着，便很快朝我走来。
“安迪，”她说得又快又轻，“你肯定不会把我昨天对你说的话讲给任何人听的，对吗？我指的是坎比所说过的话。”
“当然不会。”
她又看了我一会儿，这才放心，然后发出了一声很特别的轻叹，轻得我几乎听不见。她眉毛往上一扬，装出一副绝望的样子——我只能这样认为。
“安……迪。”
我不安地看看地上，因为我发现，她在提醒我——这是一种她无意施加给男人的不祥的影响。
“晚安，安迪！”比尔喊道，她已上了出租车。
“晚安！”我回答，几乎想再加上一句，“你这可怜的笨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