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约在四十四年以前出生于伊斯特伍德。伊斯特伍德是一个有三千来往人口的村子。这是一个煤矿区，与诺丁汉的距离有八英里左右，与一条名叫埃尔瓦什的小溪相距为一英里。埃尔瓦什就是将诺丁汉和德比这两个郡隔开来的一条小界河。伊斯特伍德是一个小山村，它西面与克里奇相望，西距马特洛克有十六英里；东面和东北面与曼斯菲尔德及谢尔伍德森林区相接。这个村子夹在诺丁汉红色的砂岩和栎树林与德比郡冷色石灰岩以及桉树林和一道道石砌的矮围墙之间，不论是过去还是在现在，恰恰是基于以上原因，这个村子在我的眼里从来都极其美丽。当年对我这个儿童以及以后对我这个年轻人来说，这个地方正代表了布满森林的、以农业为主的、古老的英格兰的过去。这一带当年还没有汽车，这个矿区在我的眼里在一定意义上只不过是发生在这一景色如画的地带的一个偶然事件，而且罗宾汉和他手下那些十分可爱的英雄好汉们距此也并没有很远的距离。
B．W．公司在这一带开办的一连串煤矿在我出生六十年以前左右就开始开采了，伊斯特伍德这个村子就是因此应运而生的。在十九世纪初的时候，这个村子一定很小，当年这个村子只不过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地方，村子里当时只不过有许多村舍和一排排十分破败、十分窄小，每座屋子只有四个房间，专供矿工们落脚的小房子。这些房屋就是十八世纪老矿工们之家。那时候的老矿工有的在小煤窑上做工，有的做工的矿区位于小山包上，矿井在山包的一侧开上一个口子，矿工们就径由这个口子走出走进；还有些矿工干活儿的地方装有吊车，在那里干活儿的矿工每次都是一起被装在吊桶里吊上吊下，而且还是用一条毛驴作动力。在我的老爷子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那些装了吊车的矿井还在使用——到了我已经成为一个小男孩的时候，其中的一些矿井还依然摆在那儿呢。
但是，等到这家公司挖出第一口竖井——并不很深——并装上第一部与真正的煤矿业相称的机器，那大约已经是1820年前后的事了。不久，我的祖父（当时还是一个小伙子，所受的是当裁缝的专业训练）从英格兰的南部漂流到这个地方，他进了这家公司，在布林斯莱矿的矿上当上了一名裁缝。那年月公司向矿工供应厚绒布内衣（或者叫汗衣）和毛头斜纹布的裤子，公司还让在裤子上滚上一道厚绒布边，矿工们就是这样穿上这一身衣裤到井下去干活儿。我直到今天还记得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放在我祖父工场角落里那一大卷一大卷的粗绒布和矿工服，我还记得那架又大又奇异的老缝纫机（那架机器真是与众不同呢）在那里缝制一条条又大又厚实的矿工裤。不过，早在我还是一个小男娃儿的时候，公司就已经不再给矿工们供应矿工服了。
我的祖父在老布林斯莱小河边一个采石场附近的一个旧村舍里安下了家。不远处就是矿井。大约在将近一百年以前，在距此约一英里，在往上到伊斯特伍德的地方，公司建造了它的第一批让矿工们居住的房屋。
现在的伊斯特伍德位置相当漂亮，它雄踞在一座小山之巅，往德比郡是一道陡坡，往诺丁汉是一溜长坡。公司的人在这里还新建了一座教堂。这座教堂纵然不很象样，但居高临下，位置很好。隔着令人看了会觉着害怕的埃尔瓦什河谷它与海诺尔教堂遥遥相望。海诺尔教堂建在远处一座小山之巅，也处在居高临下的位置，所以两个教堂的情况彼此是颇有类似之处的。这实在是好机会，实在是天赐良机！这些矿区的村庄应当象意大利丘陵地带可爱的小城镇那样匀称和迷人。然而，什么样的事情却发生了啊？
那时候，绝大多数老派矿工们居住的一小排、一小排旧居早就被拆毁无遗，沿着诺丁汉路，一处处单调乏味的小店铺已经开始兴建起来了。在北面的下坡路边，公司修建了许多迄今还被称作新房子的房屋，这些房屋都四面临街，所以又叫作方匣子。新房子是由两大片空空如也的四方形房屋所组成。它们可以说一无例外，一概是被撂在高低不平的山坡上，一概是由四个房间组成的小房子，“前门”一概临着难看的、空空荡荡的小街，“后门”都有一座砖砌的方形小院子，都有一道矮墙，都有一个茅坑，都有一个垃圾坑，都面向一块四四方方的旷地，这块旷地都是那样地不堪入目，都是那样地高低不平，都是那样朝那里把黑色的泥土往下往陡坡突然倾泄一空。这种小后院简直是随处可见，而且通道一律是开在屋子的角落的。这些方旷地又大又乱，除了挂晒衣绳和人们的必经之地以及小孩子们在硬泥土地上嬉戏的地方都是污七八糟的。非常奇怪的是：这些房子简直象营房，一天到晚都是紧紧地关闭着的。
哪怕是在半个世纪以前这种方匣子就不受人欢迎。住在方匣子里的人，一般是“劣等的”。不过住在布里奇的人还要“劣等”一些。布里奇也是由这家公司修建的居民区，它位于河谷。这是由六组房屋所组成，三组一排，共计两排，两排中间隔了一条小巷子。不过这些房屋还洋洋自得，满觉着自己相当不错。但居住在达金斯路的人才是最“劣等”，最被人瞧不起的。这里有两排老屋，房屋都异常古老，都黑不溜秋，每处房屋都很小，都只有四间屋子。这些房屋也是建筑在小山包上，与方匣子保持着不远的距离。
当年这个地方让人到来第一眼一看就是这样一种样子。沿着状似陡坡的街道往下，夹在方匣子中间的是斯卡吉尔街，美以美会的教堂就修建在这条街上。从这座教堂往上走不远，在开设在街角的一家小店铺里，我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跨过方匣子矿工们自己修建了一座原始卫理公会的教堂，这座教堂很大，样子很象一座仓库。山顶是诺丁汉路，沿着这条路是零零星星地摆了许多维多利亚中期丑陋不堪的店铺。小小的市场乍一看非常壮观。市场一直延伸到德比郡的那个村庄，市场到了这里就算走到头了，地方显得光秃秃的，一边是太阳旅舍，位置在旅舍对面的是一家又有杵、又有臼，令人看起来会眼花缭乱的药店，在街道的另一个拐角处，也就是在艾尔弗雷顿路和诺丁汉路的路口，还有一家店铺儿。
但也恰是在这一片将古英格兰和新英格兰奇妙地拌在一起的混乱之中，我产生意识了。我记得，就是在当年，一些当地的投机商就已经在一排排宿舍中间窜来窜去地乱窜。这些房屋总是在旷野的对面，总是一排一排地摆在那儿，材料总是难看的红砖，外表都很粗俗，屋顶盖的差不多都是颜色灰暗的石板瓦。凸窗的时代应当说在我的孩提时代就已经开了头了。但是，当时的绝大多数农村却还没有受到影响。
在这里大约还有三、四百处由公司在广场和广场四周一条条街上修建的房屋，就象兵营的大围墙似的。公司在布里奇建造的房屋大约有六十至八十处。在老达金斯路约有三、四十处小洞穴。搬着指头儿计算计算，那么，当地的旧村舍以及胡同里、小道边和诺丁汉路本身一排排的房屋（还带有旧花园呢）对当时当地的居民来说也已经完全够住了，所以再修建房子实在大可不必。在我年纪还小的时候，也的确没有继续修很多的房屋了。
我们当时就是住在布里奇，住在一处地方比较偏僻的屋子里。在一条高大的山楂树树篱下，一条田间小道从上面下来。另一面是小溪，小溪上面架设了一架供羊群通过的小桥，羊群过桥，可以到达草地。溪边山楂树的树篱长得差不多跟大树一般高，我们常常在羊群浸水的地方开始下水在浸水洞里游泳，浸水洞紧挨着由于磨房堤坝而形成的瀑布，溪水流到这儿就猛地往下冲，从而形成了急流。磨房在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停止磨当地出产的谷物了。我父亲常常要到布林斯莱矿的矿上去上工，他常常是五点钟（如果不是四点钟的话）起床，天刚破晓就动身，他在穿过科涅·格雷旷野的时候常常会在长得很高的草地里顺手采蘑菇，偶尔间也会猎得一只野兔，到了晚上他就把兔子揣在他的矿工服的衬里里，带回家来。
所以说，当年的生活就是这样将工业主义与莎士比亚、弥尔顿、菲尔丁、乔治·埃利奥特农业的古老英格兰混杂在一起的。人们讲话用的是粗俗的德比郡的方言，对人总是以“您哪”、“您”相称。一般人当年过日子总是完全出自本能，年龄与我父亲相当的男人们一般并不识字。矿井并没有把人变成机械。情况与之可以说恰恰相反。基于计件工资制度，矿工们在地下作业倒好象结成为某种亲密无间的共同体。他们互相了解每一个人，彼此间实际上是坦诚相见。由于紧密的亲密关系，由于煤矿的“矿坑”伸手不见五指，由于井下光线极为模糊，由于危险会经常发生，人与人之间肉体上的和基于本能与直觉的联系于是就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而且人与人之间这种基于直觉的联系简直亲密到了好象彼此发生直接接触的程度，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真实，同时也是非常强有力的。这种肉体上的意识和亲密无间的共同感表现得最强烈的是他们身在井下的时候。而一当他们上到光线很强的地面，他们就会睁不开眼。他们这时候不得不在一定的意义上改变一下他们的生活之流。然而，在他们上到地面的时候他们终归会把他们在井下黑暗中形成的奇妙的亲密关系和坦诚相见的关系也带到地面上；因此，只要我一回想起我的儿童时代，那么，我就总觉着在内在的黑暗中老存在着一种光泽，它有如煤炭的光泽，正是在这种光泽的照耀下我们活动着并具有我们的真实存在的。我的父亲很喜欢矿坑。他在井下不止一次受过重伤，但他从来也没有打算离开。他正象战争期间黑暗的日子里男人们喜爱男性之间深厚的同志关系一样爱这种联系，爱这种亲密关系。人们总是在失去什么以前并不知道什么东西已经失去。我想，对于今天年轻的煤矿工人们来说，情况完全是一样的。
那时候的煤矿工人也有美的本能。但那时候矿工的妻子就不具备这种本能了。当时的矿工出自本能的洞察力是相当深刻的。但他们却不具备白天的雄心和智慧。他们对生活的理性方面所持的是完全规避的态度。他们对待生活喜欢出自本能和直觉。他们甚至连工资也不十分关心。在这个方面老爱唠叨的自然是妇女。在我的儿童时期，在矿工和矿工的妻子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矿工们一天最多只有短暂的几个小时能够看见白天（如果是在冬天，那就会一连几个星期看不见白天了），但矿工的妻子们却情况不一样，当矿工们还在井下的时候，她们却总是在白天里过着生活。
对这种男子汉怜悯是一大谬误。如果没有那些宣传鼓动家和伤感主义者跑来教会他们自我怜悯，他们是连作梦也不会自我怜悯的。他们幸福，不，岂止于幸福，他们是充实的。或者还不如这样说比较好：他们感到满足的是在接受方面而不是在表达方面。矿工们会跑到小酒店里去喝上几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与哥儿们继续保持亲密关系。他们谈起话来也会刹不住车，可他们谈的总是奇谭异事以至于政治，他们很少谈到事实。他们逃避事实，他们会为此逃出房子进入酒店，他们会为此逃出房子下到矿井。这是因为：以老婆、金钱和因为家庭必须品而产生的唠叨这种种面貌出现的一切事实总是严峻的。
矿工们只要一有可能就会马上逃出他们居住的房屋，只要一有可能就尽量离开女人唠叨不休的物质主义。妇人们的话题从来总是这些：这样东西坏了，你得修理一下不是！或者说：我们得买这样，得购置那样，可钱呢，钱从哪儿来呀？对这些事情矿工们既不了解又不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是在另外的地方。于是他们只好逃避。于是他们就牵上狗在乡间四处游荡，他们只好四处去找野兔，四处去找鸟窝，四处去找蘑菇，如此等等。他们喜爱乡间，但他们喜爱乡间只不过是喜爱对乡间的一种任意性的感受。他们喜爱乡间也许是仅仅因为可以把屁股放在自己的脚跟上去眺望吧——不过他们既可以是去眺望什么东西，也可能是漫无目的，什么东西也不眺望。矿工们对事物发生兴趣并不是从理智出发。生活在他们的眼里并不是由事实组成而是寓于流动。他们常常很喜爱他们的花园，他们常常会对花儿表现出出自真心的喜爱。在矿工们的身上，我知道，这些情况是很常见，很常见的。
对花儿的喜爱非常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绝大多数女人爱花是将花作为一种占有物，是将花作为一种装饰品。她们不可能好好地对花儿细细看看，惊叹不已一番然后继续往前走。如果有一朵鲜花被她们看见并引起了她们的注意，那她们就会立刻把这朵花儿捡起来或是摘下来。这是一件所有物！这是一件所有物！这又是一件属于我的东西！今天绝大多数所谓的对花儿的爱其实仅仅不过是这样一种对占有物的伸手行为和自我中心的一种表现：我得到了一件什么东西了，什么东西又归我所有了。但是，我却见过许多矿工站在他们家的后花园里低头审视一朵花儿，当时他们脸上呈现出来的那种奇妙、细微的沉思默想神情正揭示出他们对美的存在具有真正的意识。这不是崇敬，不是欢快，不是喜悦，也不是那些经常是植根于占有欲的本能的某些情绪。这是一种沉思状态。艺术家在早期总是爱陷于沉思的。
我认为，英格兰真正的悲剧是丑恶所形成的悲剧。乡间多么美啊，但人造的英格兰却丑得出奇。我知道，在我年纪还小的时候，那些平平常常的矿工们对美都具有一种特有的感觉，他们的这种感觉是来自他们出自直觉和本能的意识，而且这些意识是在井下被唤醒的。他们具有这种特有的感觉还基于这样一种实际情况，那就是：一当他们上到光线刺目的地面，特别是一当他们回到了方匣子，回到了布里奇，回到了饭桌子旁边，那么，他们碰上的就只能是冷冰冰的丑恶和粗俗的物质主义，他们内心的某些东西就会遭到扼杀，在一定的意义上，他们作为男子汉就会被糟蹋掉。但妇女们却几乎很少区别，她们老爱就物质上的事情唠叨不休。她们所受的教育就是如此，她们会受到鼓励的就是如此。当母亲的本职是照料儿子们的“生活”；至于挣钱养家活口，这可是男人们的职责所在。我父亲那一代人由于有野性的、古老的英格兰在背后作后盾，由于缺少教育，矿工们是没有什么压抑感的。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那些当年同我一起背起书包上学堂而在今天当上了矿工的男子汉们却因为公立小学的喧喧嚷嚷，因为书籍、电影、传教士以及整个民族和人道的意识不断地对物质上的幸福高于一切这样一种观点加以抨击，却感到垂头丧气了。
人们现在是失望的，在他们的失败中固然一度出现过繁荣——但继而呈现的却是灾难。一切灾难的根子是失去信心。现在的人已经失去信心。英格兰人，尤其是煤矿工人现在已经失去信心。他们深受打击，深受背叛。
尽管现在也许还没有人对此有足够的认识，但终归是丑恶在十九世纪把人的精神出卖了。在全盛的维多利亚时代，有钱的阶级和工业的推动者们所犯下的最大罪行就是迫使工人处于丑恶。丑恶、丑恶的条件之下，这种条件包括恶劣的状态和不定形的、丑恶的环境、丑恶的观念、丑恶的宗教、丑恶的希望、丑恶的爱情、丑恶的衣服、丑恶的家具、丑恶的房屋，还有，就是工人与雇主之间丑恶的关系。人类的灵魂需要真正的美甚至是高于需要面包的。中产阶级嘲笑工人购买钢琴——钢琴是什么，买钢琴，这岂不是胡来一气，对美伸手么？在女人的眼中，钢琴的确只不过是一种所有物，的确只不过是一种家具陈设，只不过是一种可以据以感到高人一等的物件。但是，你不妨去看一看那些年纪较长的煤矿工人，看他们是多么想学会弹钢琴，看他们脸上多么富于奇异表情地在细听他们的女儿弹奏《少女的祈祷》吧。如果这样，那么，你就会看见有一种对美的如醉如痴、永不满足的渴求了。在这个方面男人比女人要深刻得多。女人们喜欢的是表现。但男人们需要的是美，男人们至今仍然对美有着要求。
如果说这家公司并不是修建了这么多肮脏可怕的方匣子（可公司的人在这座小山包上却有供他们自得其乐的娱乐场所），如果说他们在这处小小的市场正中央树立了一根高大的圆柱，如果说他们能把围在这个令人愉快的地方周围一圈开有商店的有顶通道其四分之三掌握在手里从而使人们可以漫步或坐下来休憩，而且在后面还有漂亮的房屋，那该有多好！如果说他们修建的是宽敞、牢固的公寓似的房屋，如果说每幢房屋都有五、六间屋子和一道漂亮的大门，那该有多好。如果说他们能将鼓励唱歌和跳舞（矿工们岂不是至今还喜欢唱歌和跳舞么？）并为此而提供漂亮的场地放在重要地位，那该有多好。如果说他们对服装美的某些形式，对室内生活（家具陈设，室内装饰）美的某些形式稍稍加以鼓励，那该有多好。如果说他们对最漂亮的椅子和桌子，对最可爱的领带以及男人和女人所能布置的最逗人喜欢的房间能给予奖励，那该有多好！如果说他们能这样办劳资问题就不会成其为问题。劳资问题正是因为迫使人类将其全部能量仅仅为了获得而投入竞争这样一种卑劣行径造成的。
可能你会说工人们不会接受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你会说英格兰人的家是一座城堡，如此等等，如此等等——“这是我自己的小家不是？！”但是，如果你的隔壁邻居说起话来你句句都能够听清那还算什么城堡！如果说他们在上厕所的时候你可以看清方匣子里的每一个人，那还算什么城堡！如果说你的愿望之一就是走出这座“城堡”，就是走出你自己这个“小家”——啊，那还有什么更多的话可以讲的。只有女人（而且是最糟糕、最贪婪、最具有占有欲和最下作的女人）才会把她们“自己的小家”当作偶像来崇拜。什么“小家”不“小家”别再讲那么多废话了吧，“小家”也者，只不过是大地表面许许多多污七八糟的小玩意儿而已。
实际上，在1800年以前，英格兰人还一直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农业民族——一直是一个非常农业化的民族。在那以前的多少个世纪英格兰固然一直有城镇，但那些城镇算不上真正的城镇，而只不过是拥有许多乡间的大街。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城市。英格兰人性格上的城市性亦即市民性并没有真正得到发展。锡耶纳①地方虽小但却是一个真正的城市，市民与这个城市的联系是密切的。诺丁汉四处延伸，其广袤虽近百万但却仅仅是一个不定形的团块。用锡耶纳的情况作标准来衡量实际上诺丁汉并不存在。英格兰人作为一种市民真可谓其蠢无比，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小小的家”起了阻碍作用，部分原因是他们接受了无望的、可憎的生活环境。美国新兴的城市按罗马人的观点与伦敦和曼彻斯特相比那倒是真正的城市。即使是爱丁堡也远比英格兰所产生的所有城市更具真正城市的规模。
①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城市，有许多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及古老建筑。
“一个英格兰人之家就是他的一座城堡”以及“我的小小的家”这一类没有什么意义的、极为愚蠢的个人主义观点现在已经过时。这一类观点大约在1800年以前当然一直适用，因为那时候的英格兰人还通通是村民（或者叫乡民）。但由于工业制度，重大的变化早已发生。英格兰直到今天还喜欢把自己看作村民——他们动不动就是“我的家，我的花园”。但他们的这种想法十分傻气。从心理上讲，今天的农场工人也已经是城市居民了。今天的英格兰人已经彻头彻尾地城市居民化，这是建立在竞争基础之上的工业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但英格兰人并不知道如何建立一座城市，如何构想一个城市，如何生活在一个城市。英格兰人通通是城郊居民但决非真正的村民，在英格兰人当中，按照罗马人或者雅典人以至巴黎人对市民的观点，在大战爆发以前，对于怎样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市民，还没有一个人知道啊。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我们挫败了那种足以使我们满怀骄傲、颇具尊严，以市民而不是以村民的更为象样的姿态出现而相互团结在一起的具有共同体属性的本能。大城市意味着美，意味着庄严，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壮观。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英格兰人遭到了阻挠并且令人吃惊地被叛卖了。英格兰只不过到处都是低劣的、微不足道的、被称之为“家”的住房。我相信所有的英格兰人都从心底里憎恶他们的小家——但女人们不在此例。我们所需要的是更为象样的仪态，是比较宽阔的视野，是一定程度的庄严，一定程度的壮丽和美，是意义更大的美。在这个方面，美国人就远比我们有所作为。
一百年以前，那些工业的推动者们居然胆敢对我故乡村庄的所谓丑陋说东话西。更可恶的是，时代已经发展到了今天，那些工业的推动者们竟然依然在英格兰的地表上污七八糟地修筑成百英里、成百平方英里类似可怕的癣疥、用一色的红砖作建筑材料的“家”。人们居住在这些红色的、东倒西歪的、老鼠夹似的破屋子里，他们越来越失去希望，越来越觉着屈辱，越来越不满足，越来越象被老鼠夹夹住了似的。对于这些在男人们眼中同老鼠夹差不多的小家，大约只有比较下作的女人还在喜爱而已。
算了吧。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应当着手来从事变革。对于工资和工业上发生的争争吵吵大可不必放在心上。还是把注意力的方向转一转比较好。大可把我故乡那个村子拆得连一块砖也不剩。把市中心好好构思构思。把中心定下来。让漂亮的千姿百态从这个中心点向四周呈幅射状。应当建筑一幢幢漂亮的大建筑，应当让这些建筑物朝市中心汇拢。应当用美来对这些建筑物加以装饰。一开头就要求绝对地干净。工作可以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有条不紊地进行。要建立起一个新的英格兰。那些小小的家，就去它们的吧！应当让那些污七八糟的、毫无价值的房屋通通见鬼去。应当好好看看这块地方的地貌，要以应有的华贵在上面进行建筑。不论是在心灵上还是在精神上英格兰人都是有可能得到发展的。然而，作为漂亮的城市的市民英格兰人却连兔子还比不上，简直是太不光彩了。他们简直象那些平庸、狭隘的家庭主妇一样，老在工资、政治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上唠唠叨叨，说个不休，讲个不止，成天让人难得安宁。
写于1929年。1930年6——8月刊载在《新两兄弟》上。1936年收入《凤凰》。“)